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当代诗歌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诗歌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有待在时间与历史中展开的问题，或者说有待在实践中突显其本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新时代诗歌必定会与此前时代——“新时期”“十七年”“五四”时期的诗歌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时代氛围、思维方法、情感结构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应将此前的时代“相对化”“历史化”“问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新时代诗歌发展的道路。但是要将此前的时代“相对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新时期诗歌影响巨大而广泛，在很多人的感觉结构中，新时代是新时期的自然延续，新时代诗歌也是新时期诗歌的自然延续，其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断裂”，甚至不少人对世界的认知、对时代的感觉、对诗歌的审美感受都是在新时期培养形成的，很难超脱出来将之相对化与历史化，也很难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感觉结构、思维方式与美学标准。这必定会带来认知的局限。而新时代诗歌要真正得到发展，必然要走出新时期诗歌的美学规范，必然要展现出新时代的新气象。

对新时期诗歌的美学规范进行反思，涉及到诗歌的各个方面。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新时期诗歌是“精英化”而不是“民众化”的，是“西方化”而不是“中国化”的，是“形式化”而不是“生活化”的。可以说这些构成了新时期诗歌审美的规则与潜规则，决定了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的潜在标准。当然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待新时期诗歌的巨大历史作用，面对“文革”诗歌的假大空诗风和语言泡沫，新时期诗歌走在了语言变革与思想解放的前沿，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与思想空间。但从现在的视野重新看，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诗歌既有其荣耀，也有其局限。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行反思、调整，才能为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新时期诗歌的“精英化”最初表现在为“朦胧诗”正名，但由“朦胧诗”也可以存在转变到将“朦胧”、看不懂，作为好诗的标准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诗歌只是成了知识阶层审美的特权，或者某种审美趣味的标签，而将广大民众拒斥在诗歌创作、接受、欣赏的门槛之外。由此诗歌只是成了某个或某些诗歌小圈子内部相互辨认、彼此欣赏的符号，越来越学院化、边缘化、小圈子化，越来越与民众无缘，诗歌成了诗歌圈子的内部事务。近年来，底层诗歌、打工诗歌、草根诗歌等浪潮不断涌起，不断冲击着诗歌的精英化格局，但在整体上并未撼动精英诗歌的文化领导权。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新时期诗歌“精英化”所带来的弊端，将诗歌从文化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在诗歌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让诗歌能够发出民众的声音，能够代表民众的声音。

新时期诗歌的“西方化”表现为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西方诗人的模仿与借鉴。西方诗歌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在新时期大量翻译出版，拓展了我们的眼界与精神视野，丰富了我们对诗歌美学的认知。但对西方诗歌的过分推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西方诗歌及其中文翻译当成了诗歌的标准、好诗的标准甚至最高的标准，不少诗人以此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追求，走入误区。言为心声，诗歌也只是一种情感、经验与思想的特殊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的欢喜悲伤、我们的生活也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流派与方法去表达，那只能是削足适履。不仅不能表达出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而且也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动力。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们提倡讲述中国故事、抒发中国情感，“西方化”的倾向得以扭转。不少诗人开始向古典中国寻找思想与艺术资源，这有助于打通古今隔阂，传承中国文脉。但如何将之与当代中国结合起来，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

新时期诗歌的“形式化”表现在过于注重形式与技巧，而忽略了生活的丰富性。“形式化”将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将怎么写与写什么割裂开来，在其视域中，不仅很难容纳社会底层的经验，甚至很难容纳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形式化”的一个极端是“腔调化”，似乎只有以某种特定腔调写出来的才是“诗”，而在特定的腔调背后则是特定的姿态、特定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与方法，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美学的一种表现。“腔调化”既抹杀了生活的复杂性，也抹杀了诗人的个性与特性。我们只有打破腔调化与形式化的窠臼，才能让诗歌真正恢复活力。

新时期诗歌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不少弊端。我们只有冷静、客观地进行审视，将之相对化与历史化，才能为新时代诗歌的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在新时代，我们要扭转“精英化”的立场，将诗歌与人民的生活和内心连接起来，让诗歌成为广大民众可以创作、接受、欣赏的文学形式；我们要转变“西方化”的倾向，让诗歌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抒发中国人的情感，凝聚中国人的精神；我们要走出“形式化”的藩篱，让诗歌成为我们认识生活、表达生活、创造生活的重要形式。

新时代诗歌是中国新诗百年之后的再出发。我们相信，承继百年新诗的优秀传统，借鉴古典诗歌与西方诗歌，新时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