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百年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这里的“今日”，固然是指1917年的“今日”，但同样可作用于2018年的“今日”——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理百年皆同。在此意义上，“新文学”及“新诗”的概念，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史中一连串的静态事件或经典形象，它同时隐喻了一个延绵而动态的过程。对文学而言，“新”恰恰应是一种“常”的状态——这正是百年新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回到当下语境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既是政治话语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概括总结，同时也内蕴着具体经验及文学感知的丰富含义。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处境，从社会内部结构到全球文化视野，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强烈地感受到时代之“新”；并且，这些新的内容、新的变化，原本便已真切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如今随着“新时代”的统一赋名而被集中凸显了出来。诗人们是否能意识到、敏锐于、表达出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诗歌写作，在观念、技术甚至材料的层面，是否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进入这时代之“新”？这些，都是诗歌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为“新”本身固然是线性时间观的产物，但对“新”的应对，却又是诗歌超验生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从总体上讲，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的碰撞结合，凸显出一种极富生长力的观念和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么，在文本内部的诸多层面，这种碰撞结合同样显示出丰富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

首先，它意味着诗歌写作的“经验之新”。我们今天面对着无比新鲜而丰盛的生活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验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其实还并没有被我们的诗歌写作充分捕捉。当一样事物，始终没有在诗的意义上被“赋名”、没有在诗歌的意象谱系中获取合法席位，那么它就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时代的审美记忆。我们曾熟稔于歌颂麦子，但如何去写沙县小吃和麦当劳？我们善于慨叹滔滔江河之水，那么能否对着不锈钢水龙头写出名篇？与此类似，地铁屏蔽门、智能手机、外卖摩托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是否已真正进入了诗歌的世界？当一种经验不曾以诗歌（或广义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得到提纯、并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这种经验，恐怕就还难以称为充分地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因此，新时代的诗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观念和美学的惰性，不断寻找书写表现的新的对象、观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在近些年来的诗歌写作图景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类似的尝试，感受到了写作者面向全新经验不断打开自我的勇气和意识。这种尝试理应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批当代诗歌的经典之作。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对中国当下诗歌来说，这样的胃同样重要。

其次，在“经验之新”以外，我们也在期待着新时代诗歌的“视野之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已习惯了某种个体色彩浓郁、关注日常生活的诗歌写作语境。这样的语境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为我们培育出了大量优秀的文本和正面的价值；但随着诗歌写作的不断发展，由此而生的某些副作用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例如对琐屑经验的过度纠缠、情感模式的同质化、总体性视野的缺失、价值内核的空心化等等。诚然，当代社会带有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等特征，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诗歌自我关闭、视野萎缩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更开阔更深邃的诗歌视野和精神格局。有关“新时代”的意识之中，恰恰隐含着大的视域、大的眼光。其对历史进程的判断、介入世界格局的意识、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总体把握，都可以转化为诗歌写作的营养、能够丰富诗歌的主题范畴并拓宽诗歌的内在格局。

此外，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同样有着对“表达之新”的要求。新诗百年，诗歌的修辞技术持续进步、理论资源愈发丰富、诗歌理念不断更迭，至于今日，应当有继续乃至加速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国民精神生活需求不断提升，诗歌的创作及传播在政策扶持、读者基础、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都处在积极环境之中，我们可以期待诗歌抵达新的技术高度、提供新的有效表达，进而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与此相关，我们也会对此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抱有期待，也即“写作者之新”：他们接受过更系统的诗歌教育，对写作和生活拥有更当下性的观念，对我们所身处的全新时代有着更本能的认知和更深切的认同。这一切，都是诗歌力量生长的契机。我们将真诚地期待这种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的碰撞结合：因为真正伟大的诗人，注定要与自己的时代发生千丝万缕、复杂深刻的关联；而真正伟大的时代，也总是值得在诗歌之中，建立起自身更长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