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像冬天里的一把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一场始于农村的改革，如同烈火烧过，迅速点燃了神州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校园到军营，从工厂到工地，从车站到码头……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长江两岸，充满了春天般的喜悦。巍巍昆仑山下，辽阔内蒙草原，碧波荡漾的南海，到处是歌甜花香！所有的人，哪怕是一个孩子，也能感受到阳光里多了三分的明媚，空气里增了七分的自由。

生产队里充满了氨水的味道，这种具有强烈腐蚀的液体密封在巨大的铁罐子里，和灰色的磷搅拌在一起，挥发出刺鼻的味道。尽管味道不好，却能够极大提高土壤肥力，让长出的庄稼不再矮小萎黄。粗大茁壮的茎干，宽大墨绿的叶片，成倍成倍地增加着产量。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把式，也没有见过一亩地打这么多粮食。粮食第一次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场院。运送公粮的车队，兴高采烈的车老板，甩出清脆的鞭花；滚滚向前的车轮，把饥馑的历史远远地抛在身后……之后，生产队解体，互助组成立，分田到户……一场崭新的土地革命，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除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还要打药捏虫，割草喂马，挖草皮垫圈，挖坑塘积绿肥，起圈、倒粪、沤粪、送粪……“夙兴夜寐，糜有朝矣”，终年像一只被鞭打的陀螺，没白没夜地旋转；整日像一头拉犁的牛，被牢牢捆绑在看不到希望的土地上。生活像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却又要抓紧手中的线头。虽然终年劳作，却难得攒下几个钱。新中国成立后，坊间流行这样一道智力问答：中国有多少钱？答案是拾陆块捌毛捌分。人们亲切地把面值最大的十元纸币称作“大团结”！八十年代黑白电视开始走进乡村，看不起影院的农民，也可以把挂在墙上看的露天电影请进家中坐在炕头上看了。城市街头，追求时尚，追赶潮流的年青人，穿着喇叭裤，拎着卡式收录机，坐在摩托车后，大声地播放着港台歌曲和西方摇滚。整日为油盐酱醋发愁的农民也加入到“万元户”的创富奇迹中来。这是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这是个激情迸射的时代，这是个新生事物“井喷”“下饺子”的年代。如果要找一首歌，那一定是“一九七九年的那一个春天”；如果要找一个logo，那一定是东方喷薄的朝阳；如果要找一种状态，那一定是一九四九年的感觉……

我们小学的陈校长绝对是个觉者，在一个新的时代突然到来时，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应时而动，他的乘势而起，与乡民们的徬徨、迟疑、忧虑与观望形成强烈的反差，沉寂的乡村被他的校办刺绣厂搅得风声水起，波澜壮阔。好雨知时节。仿佛一夜之间，冒出千百个心灵手巧的绣娘，那些皴裂的手指不再笨拙，那些解放的身体不再臃肿，那些素净的面颊不再木讷，那些愉快的眼睛不再滞涩……她们好像换了一个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充盈着春天的气息。她们是健康与美丽的天使，用造物主所赋予她们的天生灵巧，轻轻地掀开了封闭、保守、贫穷与落后的乡村。中国崭新的一页，就像春天的麦田，在她们的手中铺展在世界的面前。枕套厂、窗帘厂、服装厂、织袜厂、钢木家具厂……如同雨后的春笋，在废弃的队舍、场院、窑地上拔地而起。我的表叔、二婶、三舅成了村里的第一批“万元户’”。在能人们忙着办厂圈钱的时候，徐铁匠离开乡村在刘堡镇开起了白铁铺子；郑木匠进辽阳城走街窜户打起了家具；梁家兄弟在省城摆出针织品摊床；黄家妹子在集头子干起了小商品批发……钢都鞍山的铁西大棚子被刘堡人占据，城乡间的小火车每天拉着这些到城里出摊的小商小贩和他们从乡间收购的大米、小米、猪肉、牛肉、鸡蛋、鸭蛋和时鲜蔬菜兴致勃勃的往返穿梭。刘堡借助鞍钢的优势，办起了一百多家跳板厂和模板厂，产量位居全国首位，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小镇，一跃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模板之乡”。村里的小青年破天荒“鲤鱼跳龙门”，不费吹灰之力，摇身变作了集体工人。雪白的线织手套，崭新的“飞鸽”、“凤凰”，簇新的夹克式工装，在乡间林荫路的浓荫里放飞一声声清脆的钢铃，在朝晖夕阴里扯出一条多姿多彩的风景线。新婚的男女青年，不时抬手看一眼“上海牌”腕表，这是农村七十年代三大件之一的“一转”。八十年代已经被电视、录音机、摩托车和家具的“二十四条腿”所取代。

在开放的中国迅速向工商业发展的时候，我的父亲依然留恋着农耕文明，他虽然担任着村联办会计，却拴起了牛具，并因为不满意撒社分肥时抓阄抓来的那匹老马，几次到马集上捣换回一匹四岁口浑身像披着黑缎子似的驴骡。父亲承揽的牛具都是亲族的，上百亩地的耕作与收获都压在他和骡子的身上，因此，对骡子饮食起居的照料和生产技能的调教，完全超出了对牲畜饲养与驾驭的范畴。在我看来，骡子的地位远胜于他的任何一个子女。他和骡子是同甘共苦一起打天下的伙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半夜爬起来给骡子饮水添料自然是情理中的事。苍白的岁月在父亲不惜命的打熬中渐渐泛出了血色，然而，财富并未因为他超人般的劳作而快速累积。在商品社会且行且近的时候，付出血汗的多少，不再是决定财富多寡的决定因素，而是因素之一。八五年在老师的设计下，我被师范了。因为是公费，因为包分配，因为免书费，因为发放助学金……可是，当我每月探家临行向父亲寻求赞助的时候，父亲的衣兜里依然最多不超过二十元钱，因为上缴“三提五统”后，农民所剩无几，许多不擅耕种的农民开始拖欠农业税赋，九十年代初甚至出现了承包田抛荒现象。父亲慷慨地把仅有的二张钞票全塞给我，我因不忍心接，却又不得不让他身陷窘境而鼻子发酸。他却极其放达：“穷家富路，都拿着！”我慑憈着问：“你呢?”“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自有办法。”他长舒一口气，伸出结满硬茧的巴掌，拍打着衣襟上意想中的灰尘，借以掩饰他一个大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乡绅的冏。我不争气的泪水总在这时流进鼻孔，安慰的话再不能多说一句。我知道，日子过成今天的样子已实属不易，这全靠他的能干才不至破落，因为，母亲在七十年代的那场病后，不仅成为废人，而且更需额外照顾。父亲常讲：“鸟有两只翅膀。我这只翅膀干扇乎，也只能打转转，飞起来难啊！”因此，在他的哲学里，没病没灾就是福，他已不求大富大贵。我那时年少轻狂，心里嗔怪他没志气，没本事。如今，半百之年，方知他的难，他的苦，他的辣与酸！

八三年村里集资修了条矿碴路通到镇上，雨季里泥泞难行的交通状况略有改观。八六年村里在涝洼塘开水田获得成功，村民的主食由玉米、粟米，变成了大米。我八九年师范毕业，许多和我一样的农家子弟，靠关系、靠婚恋、靠不为人知的手段，留在了繁华的城市。在象牙塔中，我堪称王子，然而，走出象牙塔，我却像个失意的乞丐，万不如人。我又回到了曾经生我养我的乡土，没有激动、没有兴奋，没有喜悦，因为我之前的一切努力、拼搏与奋斗，都是为了离开它并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我被分配到一所较好的乡村小学，虽然我的同学们都在镇上教书，但我相对满意。每天我骑行三十里，工作八小时，去挣每月不足九十元的薪水。我小学没毕业的同学，在建筑工地上拎泥兜，每天的工钱是三十元。严重的脑体倒挂令人颜面无存，微薄的薪资更是让人难以启齿。时髦的胶衫、日立夹克，我根本不敢问津，只能攒二个月工资，到城里的商场选一块裤料，再到镇上成衣店裁剪，缝一条还算体面的裤子。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让古老的刘堡变得生机勃勃，很快镇政府的门前挂上了经济特区的牌子。庆六一活动在剧院举行，我第一次见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镇党委书记。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位古人——齐相宴子。书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张嘴是几个亿，闭嘴又是几个亿，听得我一愣一愣的，脖颈冒凉风。我们把万元放在心底，当作奋斗目标；可在镇党委书记眼里，万元屁都不是。几个亿，几个亿数，好有魄力！真不愧是个改革家！

镇上的农机二厂是地方国营，供销归一轻局，被服厂、布鞋厂属二轻局。教师这个职业在封建社会属下九流，地位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学校里充斥着民办和代课教师，社会地位也高不到哪去。读师范的学生女多男少，可乡间依然沿袭“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的陋习，女教师不嫁男教师也成了规矩。是啊，同行是冤家，怎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一片屋檐下避风雨？上面那几家企业的女职工也不好说话。我的几任师兄虽然有幸从中抱得美人归，还不至于打光棍，但十有八九都是妇唱夫随。改革开放，让布鞋厂、被服厂做起了“三来一补”，两家企业的女职工身价倍增，牛气得看人都不用正眼。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亲打算把乡下的房子翻盖了，我劝他说：“我不想老死乡原，把这辈子也耗在这座院子里。”堂兄在房产工作，跟我打招呼，最近有退出的公房，虽然狭小破旧，但修修还好，也算你在镇上有房，找对象也容易些。只是要给退房的人一些好处费。我以为公房是国家职工的周转房，其实，已经私相授受。房产管不了这些，也懒得管。平时小修小补，收收租子。越来越多住着公房的嫌房子破，以自修填钱为由拒不缴租。若不是房照在公家手里，就已经完全私有化了。我一则嫌破，二则不愿潜规则，因此，拒绝了。由于没有房子，相亲的结果是一样的。人见了面，便再无下文。几年下来，相看过十个八个女子，心伤透了。自此，对相亲，也感到厌倦了。

九十年代初，东南亚暴发金融危机，国家紧缩银根，贷款变得不再轻而易举。开发区刚刚起步就步履维艰。三泰公司为集资，自主发行债卷，购卷的人把门玻璃都挤破了。破了的，还有不堪重负的乡镇企业。依托鞍钢发展起来的刘堡，跌进了“鞍钢打喷嚏，刘堡感冒发烧”的怪圈。九十年代末，港澳回归，国人振奋，可九八年的大洪水和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让埋头发展经济的人们清醒过来。世界并不太平。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天灾、人祸都可能终止我们迈向小康的脚步。认识是深刻的，教训是惨痛的，可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再不会走老路，更不会走邪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再次提速，以跨海大桥、海底隧道、航天工程、高速铁路、南海造岛、互联网、北斗通信等等为代表的第一生产力，助推中国经济连续超越英法德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浪潮也随之袭卷中华大地。像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迁移，人们热情澎湃，借助银行业的支撑，从农村迁徙到小镇，从小镇搬迁到县城，从县城移居到都市……在浪花激荡的迁移大潮中，打工族、月光族、候鸟人、出国热、新人类，新新人类……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在与时代的竞速中我成为落伍者，因为我并没有在国家的开放中彻底解放，依然坚守一份稳定的工作，像一只蛙跳不出那口观天的井。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在镇上买下了门点后，我的野心开始膨胀，开始像章鱼把触角小心翼翼伸进毗邻的城市。美其名曰：“为了孩子！”我教育移民了。在完成由镇民向市民的兑变中，我深感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的迅速，用一日千里形容，绝不为过。我所定居的城市不断地进行着规模扩张，征地、拆迁、建筑……仿佛一场打不完的战争！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不像伊位克或者叙利亚的难民那样绝望无助，面对一片片在巨大的机械臂下倒塌的家园，他们更多地抱以殷切的期待和美好的祝福。没有更多的口号，没有更多的造势，没有更多的花架子……从花园式学校、花园式工厂、花园式小区的建设中，你能感觉到这座城市打造百湖城、森林城、旅游城的步伐异乎寻常地坚定而沉实。在《中国的一分钟》播出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加自信！更加豪迈！更加意气风发！

“不论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小平先生的猫论，让讲究中庸的国人开了窍，停薪留职，举国下海。然而，“让党员干部先富起来”不失为一把双刃剑。在激发社会活力，示范敢闯、敢试、敢干、敢创精神的同时，不能无视这些资源占有者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腐败如同看不见的霉菌，侵蚀着党的肌体，也腐蚀着整个社会的细胞。道德底线一破再破，价值取向唯钱是论。土壤、空气和水被严重腐败污染，在这样的环境气候下生长的植物难免不带菌，不生病，不腐烂。从原罪出发，人民群众开始怀疑一切。中国共产党似乎陷入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两难境地。新当选的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偏不信邪，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魄力——“打虎拍蝇”！中国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共产党人弃之如蔽履。“廉政风暴”横扫办公室里污浊的空气。

台湾著名作家毕淑敏有句名言：“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普通百姓的尊严!”我却不敢苟同。翻翻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看看阿富汉的重建，听听叙利亚大使在联合国的发言，你会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大国崛起，小民的尊严岂不是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