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我的四海叔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化。

我的老家在渭河岸边的建坊村。那里，有许多值得我回忆的人和事。四海叔的事儿，经常在我的眼前闪亮。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是1958年，当时，我们学生常唱的一首歌子是：“五八年呀么呼嗨，大跃进呀么呼嗨”，人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一步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缺少文化的四海叔，对于这一种说法极为拥护，他相信只要听上边干部的话，没黑没明价苦干，人们梦想中的共产主义就到了。四海叔的力气特大，声音也大，又由于人格正，所以他在社员的眼里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一天，我们村子北边的一条大路上，人们忽然拉去许多椽子和绳索，凌空搭起一个高高的台子，上边拴着彩花和红布，就像戏台一样，还架了锣鼓。我们小学生都去看稀奇。我心想，是唱戏吧，但怎么把戏台搭在马路上？这么想着的时候，我看见全大队八个小队的社员，从四个村子的方向跟队走了来。整齐的队伍，就在彩台下聚集。当时，玉米的禾苗长得一尺高。台下的玉米地里，放着八把铮亮的锄头。各队的社员到齐后，我看见公社下派干部老吕，和我们队的大队长，登上了高高的彩台。他们的两边，站着四个手拿鼓缒和四个手执铜钹的青年社员，一个个上身穿着白布衫，腰带紧束，头上携着“虎豹头”毛巾。这时，大队长在喝令大家肃静之后，老吕便字正腔圆地讲话。他说：“今天，我们要打擂台，比赛锄地，看谁能得状元？得状元，也就是得到第一名，我就奖给他锄头一把。”说着，他把一把上边拴着彩绸的锄头，举向空中，“由我代表公社亲自奖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社员的干劲不够，不是干劲冲破天，而是有暮气，有惰气。今天的比赛，就为的解决这个问题。比赛时，有锣鼓助阵，给他们加油。各队来的社员，要呐喊给某某鼓劲，给某某加油！因为今天参赛的八个社员，都是各小队选出的，他代表各个队，能不能给你们队争光，是大事情！”

接着，老吕念了八个社员的名字。八个被点名的力大无比的社员，就走出队列，站在了八个玉米行间。站在最南边行子的，就是我的四海叔。

这时，我听老吕又说：“这玉米行子，从东到西是100丈远，只锄一个来回就决定胜负，谁锄到最前头，还不越锄越桄桄，谁就是状员！”顿时，空气变得紧张起来。我看见老吕口中噙着一只铜哨，眼睛圆睁，说：“我吹第一声哨子，八个打擂台的人进入准备；我吹第二声哨子。比赛开始！”呀，这真是最紧张最让人高兴的的时刻，我的心都愣跳了。我看见八个社员，都双手握紧锄把，躬着腰，伸长了脖颈。大路边的三百多名社员，也都静声屏气地看。忽然，哨子“吱”地响了。这时，彩台上的锣鼓猛之敲起来，就跟古时的战鼓一样，为战斗助威。八个汉子，各各在脚前舞动着银锄。社员伙喊成一锅粥：“某某某，加油！”“某某某，加油！”那景势，令人紧张万分，让人目不暇接。瞬间，八个汉子就箭一般射向前边去了。锄到地头后，他们很快又转回身子，朝我们的方向锄来。

锣鼓在敲，社员们在喊，仿佛蓝天下的白云都给震住不动了。我看见八个汉子都是汗珠如雨，有的脸膛连血色都没有了，如长途赛跑一样，最后都锄到了终点。让我高兴的是，我心中的四海叔，还是不失众望地锄到最前边，获得了第一。但他在锄到我们跟前时，却扑沓坐下了，喘着粗气说：“我的妈呀，把人能挣死！”

四海叔肩扛公社奖的彩绸锄头，是被我们小队的社员簇拥着回到村里的。

这次发生在我们大队打擂台的事儿，当时的《兴平县报》作了报道。自然，这对我们小队的社员鼓舞很大，大家领略到“干劲冲破天”是怎么回事。

但后来，有很长时间，我在村子没有看见四海叔。听人说他自那次比赛后就病了，每天在家里吃药。有一次，我在村巷看见他的脸膛黄莺莺的。村里人说是他在那次擂台赛中伤了力气，光中药就吃了一年，把家里的两颗壮榆树都锯倒卖了。我还听说，当时参赛的八个汉子，有5个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性子来，还有一个回家后吐血，不久就去世了。

对于这些事，我的四海叔却不认为是坏事，他说：“大跃进，不加油干咋行？病了，是我的力没出在向上。”

四海叔由于家贫，后来结婚时，已经35岁了。他跟一个从四川逃难来的女子结了婚。女子名叫杨玉萍，长得小巧玲珑。我叫她玉萍姨。

有年，我从单位回到村子。当时，正是“大批判开路“的年月。我去他家看他。我见四海叔蹲在地上，手里端着一只铁马勺在吃饭。饭很稀，绿绿的，稀汤汤面条里都是野菜。我问他咋不用碗吃饭？他说：“叔饭量大，用这个吃着好，省得舀。”他的妻子杨玉萍说：“他现在没有啥劲了，饭里连盐都没有。”接着又能对我说：“我说让他买点红芋，我给他蒸熟，让他拿街上去卖，挣点钱给家里称盐买醋。你说对不？”四海叔眼睛一鼓道：“报上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走不了社会主义的步，咱就是饿死，也不能去搞黑市。你甭问他，那事弄不成！”

玉萍姨再没敢说话。

从四海叔家走回后，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啊呀，四海叔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认“死理”的人！

去年春天，我回到我们村子。在村头两间漂亮的商店里，我见到了四海叔。他的头发和胡楂都白了。他对我说：“你回来了，这是叔开的商店，你快坐。我给你拿酒，家里菜是现成的，你和叔喝两盅，说说话。”小商店里，生产资料和食品一应俱全，他漂亮的儿媳妇在经营。他对我说：“现在，真是在天堂过日子，我的碎儿子和媳妇开商店，我给他们帮帮忙；我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开公司，出出进进都是小车；我的孙子都上初中高中了，啥都好得没法说。”

叙谈中，我和他回忆起了五八年打擂台锄地的事。他说：“那是搞形式，是没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现在，我们党的政策多好，说啥就干成啥。说要给村民种粮直补，钱就下来了；说给农村的贫困户发钱，钱就发下来了；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办起来了。农村人的养老保险，也在试验。不搞形式，是真干啊。”

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很大很响。我想，从他那鼓起的胸脯下发出的声音，还是那么有力气，具有震撼力。我问他：“现在农村还有形式主义的现象没有？”他笑了笑，说：“外地有没有我不知道，咱村没有。前些年，你没听省委书记赵乐际有次讲话说，他去一个地方，那里刷标语：热烈欢迎省委赵书记下来检查工作！赵书记老大不高兴，说我来了就来了，你们搞这形式干什么？他说得多好！”我问他：“你听谁说的？”他说：”省广播电台有次广播的呀！“逗得我俩和他的儿媳妇一起大笑起来。

今年已八十七岁的四海叔，就这么让我常思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