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改革元年，我14岁。

这年我初中毕业，夏天参加了两场考试。一场是毕业会考，一场是参加中等专科学校的招生考试。后者非常之重要，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一次跳出“农门”的机会。我们班有几个同学上线，我是其中之一。但由于体检不合格，结果我没有被录取。镇子里有个知青，我的远房表叔，大我7岁，刚订婚，又考上了一个铁路系统的中专，可谓双喜临门，走路那样子脚底像装了弹簧连蹦带跳。离开小镇时送了我三本书，是冯梦龙的“三言”选本。我问他：这书有啥好看的？他说：你看了就知道了，里面有很多梦想成真的好故事。

我只看了第一篇《卖油郎独占花魁》，没看出有啥好看的来。这首先是因为我年少，对情事之类懵懂无知；其次可想而知，当时的心境尽管谈不上破碎，一点点折痕总还是有的吧，像一张揉皱的纸，再把它展开，已不是原来的样子。抬头看看天上的云，也觉得比埋头读书来得有滋味。

提到读书，说来惭愧，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我们这代人几乎是半文盲。天下考试一大抄。即便是抄，也指鹿为马，比如把“红小兵给老大娘送伞来了”，写成“红小兵给老大娘送命来了”。遇到需要稍稍动点脑筋的问题，我们更是没辙。一次数学测试，有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题目：A与A/2的大小关系？我们全都想当然A大，就像父亲当然比儿子大一样。记得那次成绩最好的是我，也就得了个16分。

1978年春天，我们就这样傻里傻气地进入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其实，我们老师的水平也不怎么样。刚入初中时，教语文的班主任就很粗心地把一个很清秀、很腆腼的女同学，名字叫“徐麦芝”的，生生念成“徐表芝”，引得满堂哄笑。从此，徐麦芝就在同学们各种各样的笑——嘲笑、坏笑、讪笑、冷笑、甚至是皮笑肉不笑中，抬不起头来，终至失学。去年，我跟她在街头意外邂逅，说起往事，体积已达“航母级”的她大笑不止，并告诉我她早做了奶奶和外婆，正享着天伦之乐呢。我一愣，时光之倏忽，竟令人悚栗！

会考、中考在即，老师和同学们都懂得急起直追是什么意思。校长特意书写了几句话贴在我们的教室里，以示激励，那就是保尔·柯察金在凭吊女战友娃莲的墓地时所说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而且要求每天上第一节课时，我们都要起立齐声朗诵这段话，其热切之气象类似于今天“我要发财”的非法传销集会。

因为学习基础太差，最终只有几个同学如愿跨进中专门槛。1978年秋季开学时，我则悻悻地去了离家十几里地的白地市中学报名。学校是一所匆忙建成的区属高中，设施简陋，条件艰苦。更糟的是，它座落在半山腰上，背后有一大片乱坟岗子，从学生宿舍的后窗一眼望去，甚是碜人。好几次在下晚自习回寝室的路上，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十分吊诡的景况：天上闪星光，山上闪鬼火。曾听母亲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我想那星光和鬼火，是不是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相互联系的某种神秘信号呢？不管化学老师怎样跟我们解释，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跟人鬼无关，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仍然心有余悸。

到了周末，大部分人回了家，而留守宿舍的学生，头可就大了，惴惴不安，人人自危。尤其是女生宿舍，半夜不时有惊恐莫名的锐利之音传播。校方只得派出两位年轻的男教师值班守夜。这一守才两星期，就守出一条绯闻：其中一位教生物的老师，直接把课上到一个女生的床上。她是毕业班的插班生，年纪与我那个考上中专的表叔差不多，也是知青，还是党员，因上山下乡耽搁了学业，刚回校园，一心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发誓要考上名校，却闹出了这等糗事。书自然是读不下去了，只好卷铺盖走人。不少老师摇头叹息：鬼闹的，鬼闹的。真是鬼迷心窍呐。

开学三月多，已是初冬，周末终于轮到我守寝室。我的胆子在同学们中间算大的了，这得益于儿时的体验和历练。我的两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结婚生子。母亲就一直从这家到那家给她们带孩子，好几年在外忙碌。父亲是砖瓦场的场长，也是场里经验最丰富的窑工，常昼夜烧窑。这样，小小的我不得不独守空房，深夜听得鼠辈们喧哗与骚动，起初害怕，继而漠然，最终竟产生一些些奇特的信任乃至依恋了。如果它们不闹出点什么动静来，我倒怀疑有个更可怕的东西在迫近自己。所以，黑暗中的孤寂及其心理上种种恐怖的衍生物，一般来说吓不坏我。是夜气温骤降，室外风声鹤唳。我点了一盏煤油灯，半躺在床上温习功课。寝室的后窗早被一块木板封闭，而前窗面向走廊，马马虎虎用白纸糊着，中间不知让谁给捅破了，留下一个碗口大小的孔洞。不知过了多久，也许那是命定的一瞥。我无意中张望一下前窗，惊悚的一幕出现了：一双眼睛正在窗外盯着我！我顿时，魂飞魄散……

醒来时，我看见母亲正在床边抹眼泪。再定睛一瞧，自己躺在家里了。原来是老师查夜，在窗外瞅我一下，刹那的对视，便把我吓晕过去。校方连夜派人背着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孩子在家里静养几天就好了。他们又把我送回家。父亲见我的精神并无大碍，就一股劲地催我上学。我死活不肯。双眼一合上，脑海就会浮现那双“鬼”眼。闲来无事，我试着读冯梦龙的“三言”消磨时光。一读，再读，就读进去了。感觉一点也不像表叔所说的那样，里面有多少梦想成真的事儿（也许“梦想成真”，应当这样解释：尽管梦想是假的，但梦想的快乐却是真的），而是世界之大之奇，一切皆有可能。在学校，我最讨厌语文课。先生是个孔乙己式的老先生，满口之乎者也，令我等小辈心烦心躁。看了“三言”，里面好些诗文让我一知半解，甚或完全不知所云。于是，我决计今后要好好修习语文，这是“三言”给我的第一收获。第二收获则是“三言”让我长了胡子。一天早晨洗脸时，我猛地发现了这个异象，心怀惊诧。更玄乎的是：那双“鬼眼”好像也离我而去了，我从未像眼下这样心气饱满，心理健全。也许是“三言”那个宏大的虚拟世界填补了我精神的贫乏，里间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实属人生本相，开启少年心智，恍若晨曦开拓时空，让你看到芸芸万象，各得其所，怡然自适。两者相较，中考的不如意，加上学校的那片乱坟岗子，又算得了什么？呵呵，聂沛同学长大了！

一个星期后，我继续上学。那时的交通极其不便，每天只有两趟班车往返路过镇子，且极不准时。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捉摸不定。通常，我不得不步行上学或回家。十几里地，尽管都是平坦的322国道，于我，却如同崎岖小径。大约每走一里路，我就会气喘吁吁，在国道旁高大的梧桐树下歇一歇，看落叶，看蓝天，看稻草人，看蚂蚁搬家，看一条在公路中间晃悠的狗怎样被突如其来的汽车吓至半傻，“呼”地窜到我脚下，把我吓至半瘫……这些物事让我感到快乐和敬畏。我曾经入迷地看九只蚂蚁从一棵树爬到三十米开外的另一棵树下，它们秩序井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绵绵的移动一如鸟类的长途迁徙，除了赞美，你就只能自叹弗如了。这一观察，耗费了我大半个下午的功夫，等我回到家里，已是晚七时，父母急似热锅的蚂蚁。听说我在国道旁白痴一般地跟一队蚂蚁爬来爬去，父亲气得无话可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母亲心疼我，当场跟父亲激烈争吵。我梗着脖子，咬着嘴唇，扛着没哭。我的小外甥，4岁多的小屁孩，把我拉到一边，神情严肃地说：“舅舅，外公是个很大很大的坏蛋。你别跟他玩了。”

我忍俊不禁，让他给逗笑了。

第二天，星期日下午，我迎着斜阳步行回校。刚走出家门不远，胖胖的小外甥追过来：“舅舅。外公让我跟你说，下次回来，你不用走路了。他要我爸爸骑自行车去接你。好不好？”

一下子，我的眼睛就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