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9月，我考进祁东县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中。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文革结束后祁东县第一次通过考试面向全县公开选拔录取的，也是初中学制在文革期间被缩短又重新恢复到三年学制的第一届。班上除少数几个父母在县城工作、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之外，大都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

贫困是贫困，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不少。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取绰号。你给我取，我还你一个。到最后，全班无一幸免，人人都拥有一个绰号，且无一无来历。这里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绰号及其来历、后续进展，以折射改革开放巨大变化的时代印痕。

“米豆腐”

这里的“米豆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米豆腐，而是一个同学的绰号。我们班有个叫邓良军的同学，来自祁东西区。开学后第一周的周日，学校放假一天。这天上午，他与同一个宿舍另一个同学一起到街上溜达，看小人书，走着走着，肚子饿了，便寻找能填饱肚子的地方。他们沿着横马路一路往前走。祁东的横马路长度约四五百米，当年可是县城最繁华的所在，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他们在横马路走了一个来回，也没有找到一个价格上他们能够接受的店子。正懊恼间，一个路边小摊撞进了他们的视野。邓良军眼尖，瞥见一个坐在马扎上的中年人，正用调羹舀着两块黄澄澄的棱角分明的方块东西往嘴里送，便问：“老师傅，你吃的是啥？”中年汉子反问：“这是什么你不知道？”邓良军摇摇头。用漏勺往一个碗里倾倒米豆腐的摊主抢先回答：“学生伢子，这是米豆腐，好吃得很，来一碗？”邓良军将口里涌出的唾液咽回喉咙深处，他最关心的是价格：“师傅，多少钱一碗？”得知米豆腐不贵，邓良军与另一个同学坐下来，眼睛望向摊主：“我们一人来一碗。”米豆腐上桌了，邓良军迫不及待要下手，摊主叮嘱：“细伢子，慢点吃，莫烫着嘴巴。”邓良军以为摊主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哪个刚上来的饭菜不是热的？因而没把人家的提醒当回事。他把调羹探入碗中，五六块黄金般的米豆腐从红彤彤的汤水中舀出，迅疾塞进嘴里。米豆腐进入嘴里，邓良军方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是怎么回事。他的舌头被烫得下意识地在嘴里翻江倒海般地剧烈运动，他很想把米豆腐一口吐出，又非常舍不得。米豆腐在他嘴里逗留一会后，终于被他一咕噜咽了下去。他的眼角渗出了泪花。尽管烫着了嘴巴，仍不影响他对米豆腐的理性判断和高度评价，他说，米豆腐是世上最好的美食。

从街上回到寝室后，邓良军向没去街上的同学大肆宣传米豆腐如何色香味俱全，如何便宜实惠，简直是赞不绝口，顺便介绍了吃米豆腐的经验，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唯独将嘴巴舌头被米豆腐烫着一事只字不提。他的同学当场揭穿了他的所谓“经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狼狈相，一个同学对他被烫故意表示不信，企图让他张开嘴巴“验明正身”，邓良军坚决不从。从此，“米豆腐”的绰号不胫而走，以至后来，他的大名没什么人叫了。

邓良军也不生气，“米豆腐”就“米豆腐”，米豆腐又不是什么坏东西。每周周日中午或晚上吃米豆腐，成了他雷打不动的必修课。有时一碗不过瘾，再来一碗，据他自己说，最高纪录是三碗。

有一次，某老师要点邓良军回答问题，突然忘记了他的名字，“米豆腐”三个字脱口而出。由此可见“米豆腐”知名度之高。该老师马上意识到自己言语的不妥，向邓良军表示歉意。邓良军长着一副弥勒佛一样的圆脸，咧嘴一笑：“没关系，下次请我吃一碗米豆腐就行。”

前几年，我们班同学聚会，各自畅述别后情况。有一个女同学知道邓良军开得起玩笑，便好奇地问他：还经常吃米豆腐吗？在祁东县城当公务员的邓良军感叹，不知是人们做米豆腐的水平降低了，还是我的嘴巴“涨价”了，反正再也吃不出当年那样的好味道了，也就吃得不多了。

“老干部”

班上有个同学，我已经忘记了他姓甚名谁。他的绰号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叫什么不好，非得叫什么老干部？

那个同学到了冬天，永远穿着一件长长的能够盖住膝盖的大衣，就是如今大衣哥朱之文的那一种。他穿的大衣也没个罩衫，从来就没有洗过，上面吃饭时留下的斑斑点点清晰可见，特别是两个袖口，更是油光可鉴。有同学私下善意地提醒过他：“你的大衣太脏了，换件衣服穿吧！”他如实相告：“没得衣服换。这件大衣还是一个好心人赠送的。”他心态倒挺健康，没有自卑心理，还挺活泼的，下课以后，老与同学嘻嘻哈哈，拉拉扯扯，追追打打。有一次不小心，大衣被女贞树的枝杈挂住了，外面的军绿色布被撕开一个小口，拽出了雪白的棉花。他果断地停止了追打，将蓬松了的棉花从破口处小心翼翼地塞进去，再把翘起的布轻轻抚平，露出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大概是1982年吧，班上一个父亲在县里担任某局局长的同学发布新闻，国家要建立离休老干部制度了。他说，他爸有个同事，是1949年9月25日参加革命的，一辈子没打过一枪，没受过一次伤，也可以划入离休老干部行列，与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相比，真算得上幸运儿。他也成天穿着一件破军大衣晃来晃去。于是，受此启发，我们那个同学不幸“躺枪”，“老干部”的绰号流传开去，逐渐取代了他的大名。

那个唤作“老干部”的同学后来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在校时他成绩并不突出，后来考没考上大学，我也不晓得。高中时我们又不在一个班级。我怪想念他的。不管他近况如何，身置何处，可以肯定的是，他与我们一样，也会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即便他还在某个乡村，或者在沿海某个城市打工，也用不着冬天总是一身军大衣了。每次我回老家农村，乡亲们的穿着干净时新，不少比我洋气多了。40年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不知不觉中大幅度缩小了。

“哐当”

“哐当”显然是一个象声词，被用来作为人的绰号，倒有几分趣味和新奇。

我们班上有一个与我同姓的同学，名字我忘记了，家在大山深处，从来没有见过火车，也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第一次外出上学坐上了火车，感到非常新奇，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在宿舍里模仿火车的声音：“哐当哐当——呜，哐当哐当——呜……”见多识广的同学见他夸张的神情和做派，给他奉送了“哐当”的雅号。

据说，当年那个江姓同学没考上大学，他父母尽管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决定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复读。他的嫂子很不情愿。最终他放弃了南下打工的强烈念头，挑着行李去复读了。他是个老实人，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心思无法全部集中到学习上去，晚上还经常失眠。由于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觉的时间困得不行还得勉强硬撑，老是休息不好，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在第二次高考中名落孙山。

走上社会后，他去过新疆，在县城开过老爷车，二十多年前在祁东县城定居，成了城里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诚然，取绰号是不好的。但我们年少时懵懂无知的举动，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改革开放巨变的一个参照，一个生动的历史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