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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2018年第11期|王溱:母亲的大院

来源:《中国作家》2018年第11期 | 王溱  2018年11月16日14:28

1

母亲说要回大院看看。

大院是我家的“祖地”,打外公外婆起就住在那儿,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院被作为“棚户区”改造,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现在看来依旧是新的“棚户区”的所谓高楼大厦,建筑质量、房屋结构、各种配套,简陋而粗劣。据说工程完成不久,负责拆迁和施工的领导就被抓了好几个。但居民还是搬了进去——外表新颖会蒙蔽许多不知情的人。母亲没搬进去,因为单位给我分配了住房,母亲就住在我那儿。

母亲总是说起大院,年龄越大说得越多。我们兄弟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怀旧。人到了暮年喜欢怀旧,容易怀旧,而且有个奇怪的现象,对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提起个头,就会带出一连串的往事。我们有时会提起某个邻居,但名字一时想不起来,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的化解人必定是母亲。打个电话或者面对面讨教,母亲没有一次是“卡壳”的,总是很快给出答案,然后附加着关于这个家庭的详细介绍,甚至一些逸闻传说也如数家珍。

我总感到纳闷,母亲怎么对往事记得如此清楚?其实我也算是上了年纪,已经过了花甲,可以被称作老人了,外出旅游进景点都享受半价了,但我对往事的记忆却是模糊的,有时几近空白。所以我觉得母亲的记忆力还是超常的,但母亲并不以为然,她总是说人如果对一个地方倾注了感情,会刻骨铭心。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母亲,有段时间我也特别喜欢怀旧,只要与人交谈,特别是同龄人,三句话过渡,便会进入往事的轨道,而且滔滔不绝,以至于太太“忠告”说,别一说起往事就兴奋不已,眉飞色舞,胜似开闸的水。别人未必就那么喜欢听你唠叨不休,被唾液淹没的感觉未必那么好。我说我这是热爱生活,热爱我流失的光阴,更热爱我埋藏在心里的情感。

母亲何尝不是呢?她80多岁了,已进入“垂暮”之年,那种对往事追思的心情更显得急切。她好久没见到老邻居了。那些跟她年龄相仿的人,有的驾鹤而去,有的卧床不起,手脚稍微灵活的,也仅限于在小区里走动走动。母亲跟他们的联系方式,是电话。但老人又都是节约型的,谁也不想多花一分电话费。尽管我们告诉母亲,尽情地打,别心痛,但母亲还是小心谨慎地使用,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完善的内容。所以,母亲说要回大院看看,很值得理解。

2

母亲要去看谁呢?

看自家的产业?大院不大,四方形,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上下两层,二十来间房。大院是外公在20世纪30年代买下来的,当时是平房。大院的对面周边全是工厂,做杂货生意的外公原本也想开工厂,但考察了一番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决定买下一片住宅,做“房东”,同时继续杂货生意。穷苦出身的外公的这个决策无疑是“英明”的,如果当初不是这样,几年后的变故,不能说是灭顶之灾,起码是危机四伏。那样或许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我们了。人都说要有前后眼,真就有这种本能的人,可以称得上智者,外公就是智者。当年他在乡下跟着同族做小买卖,走南闯北,吃尽了苦头,但也学到了本事。跟他一起学徒的同伴,干到底还是听别人使唤,外公却在几年后便“单干”了。他经营的杂货生意风生水起,远比开工厂要“来得快”。后来我们测算了一番,如果开工厂,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说,开始几年一定是“亏损”的,等理论上可以盈利了,最起码在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外公对开工厂是外行,只不过是听别人说能挣大钱才从乡下跑来撞大运的。要是真的脑子发热跟人合伙开了工厂,就算是正常营业,收回成本变盈利的日子也一定是很遥远,搞不好竹篮打水。而外公的杂货生意,除了按月进银子,干好了年底还有红利。母亲记得有一年光分红就是6000大洋。那个年代6000大洋是什么概念啊!后来外公凭着生意挣下的银子,在平房的基础上加盖了二层,大院成了那条街面上少有的楼房。这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

然而好景不长。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外公,挺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那可不是所谓的啤酒肚,完全是肥胖造成的。当年黄包车夫看到外公的体重,给钱都不愿意“伺候”。1937年,外公去世,不到50岁。

顶梁柱倒塌了。全家7口人,外婆加6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为长,13岁。冥冥之中,上苍有眼,早看到了今日。外公留下的产业——大院,成了全家经济支撑的命脉。出租房屋,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后来母亲告诉我们:50块钱冒一点头。难以相信,这50块的收入竟维持了全家的生计,而且母亲和她的兄妹都读了书,两个高中毕业,四个大学毕业。这是后话。

这一年日本人进入青岛。实际日本人早就进了青岛,海上距离的优势,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就到了青岛。商业、学校、纱厂,进而是特务机关,日本人的侵略蓄谋已久。等局势严重起来时,在青岛的日本人逐渐露出狰狞面目,青岛市民纷纷外逃,到乡下去躲避他们认为暂时的危机。外婆担心6个未成年的孩子,决定去胶州老家。

路上盘查的哨所很多。警察、宪兵,吹胡子瞪眼,怒对每一个行人,发现有拖家带口、挎着包袱、背着行囊的,一律检查,而且搜身。

临行前外婆做了最坏打算,也做了周密安排。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细软、盘缠,都捆绑在母亲的身上,然后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袄。母亲当时很明白自己面临的处境,但她出奇地镇静,没表现出丝毫的惧怕。这在她自己看来都感到惊奇,不知何来如此的胆量和勇气。顺利到达胶州,外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高度紧张了一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母亲的大胆无畏,给全家的未来带来了宽慰:日子再难过,总还是有希望。硬通货在手,底气总是有的。

母亲传奇的表现,不仅让外婆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坚定了对母亲的期望:这个家以后要靠大女儿了。

形势有所稳定,外婆领着儿女迅速返回大院。经济命脉在这里,不守着心里不踏实。庆幸,青岛没遭受南京、长沙那样的炮火和杀掠,大院依旧完好无损。等日本人投降,国民党随着美国舰艇逃离,大院还在按部就班地收着“租子”。50块钱不变,变化的是母亲成人了,高中没毕业就当了教师,挣一份工资贴补家里,这种选择是母亲的自豪,也是无奈,更多的是遗憾。为此她不但高中没学完,还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不过作为一种回报,多年后母亲是以离休干部的身份领取退休金,这也算是补偿吧。而比母亲小几岁的其他舅姨们,尽管上了大学,有了更体面的职业,但都没享受离休的待遇。所以,母亲晚年说起这件事来,总是满足大于遗憾。但我想母亲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凭着她的聪明和能力,她该有一番大的造就。

1955年,大院被充公,留下了几间自用房,其他的房屋都收归当地的房管部门管理。

这时候的外婆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婆早在5年前刚过50岁便告别了人世。接替她充当“家长”的,正是她心目中的“放心人”——母亲。那年她25岁,未婚。

大院交出去的时候,母亲是什么样的心情不得而知,母亲从没在我们面前提过,我们也很难猜测出当年的情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母亲不会太留恋,也不会太伤心。因为新中国成立后5个年头的发展,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对母亲这样一个年轻、渴望进步、要求上进的小知识分子来说,期望投入到革命大洪流的激情,远远超过对物质的占有和贪婪。实际早在参加工作期间,她的几个很要好的同事,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母亲对她们的情况心知肚明,有时还参加她们组织的活动。所以,政府号召消除“私有制”,母亲虽然不是敲锣打鼓把房产交出去的,但痛快地服从政府安排,这点毫无疑问。

所以,母亲回大院不会是去看旧宅。对钱财历来不是看得太重的母亲,绝不会留恋身外之物。再说旧宅也没有了,只能留在脑海里。母亲不至于去还原历史吧?

3

母亲去看什么?

听母亲说,大院的邻居以前大都比较贫穷,出身也比较复杂。小时候跟母亲到邻居家串门,有种感觉,就是邻居家住的都比较逼仄,而且家具十分简陋,有的家里甚至都没有件像样的摆设,但邻居见了都挺亲热。大院里有不成规矩的规矩,或者说叫约定俗成,就是“论资排辈”。新搬来的邻居就像一家人一样,要论“大小”。跟外婆一辈的,母亲就喊大姨大婶、大叔大舅,到了我们这辈以此类推,就得喊更高的辈分了。所以,我们兄弟在大院的辈分总是小的,比我们大一两岁,甚至小好几岁的,我们要喊叔叔大姨。当然喊不出口是另回事,但辈分摆在那里不能不承认。

母亲喊大娘的有六七位。说起来有些痛楚,这些人跟外婆年龄不相上下,但老天赋予的寿限长,一直活得很健康。这让母亲动不动就想起早逝的外婆,常常给我们说,当年你外婆活着时,某某大娘经常来我们家借钱、拉呱。人家现在腿脚好好的,可你外婆,唉!说到这里,母亲的眼圈变得红起来。

记得母亲经常到李姥姥家。李姥姥长得很小巧,大概也就一米四左右的个头,皮肤很白,像南方人,其实不是。印象最深的是她镶了满口金牙和银牙,一说话就露了出来,闪闪发光。李姥姥爱干净,家里总是窗明几净,水泥地面磨过砂,擦得亮晶晶。她本人也十分利落,银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脑后结一个发髻。除了头上抹油,她还搽香气极浓的雪花膏。走近时会闻得鼻子透不过气来。

李姥姥裹过脚,三寸金莲,但走路并没见比别人慢多少。我的几个姨姥也都是小脚女人,平时来来往往,并没感觉到有何异常。然而,痛苦总是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慢慢忘却,时间会把人磨砺得麻木。那些缠脚的长辈哪个不是饱尝痛苦,怨恨在心?只是无法言语,无法发泄而已。我想,李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姥姥是我们街道的居委会主任,而且是资深的。打我记事起她就是主任,一直到重病卧床不能起身才卸任。算起来长达40年之久。算得上是任期最长的“领导干部”了。

母亲跟李姥姥走得很近,有事没事地便去她家。李姥姥吸烟,母亲自打父亲早逝后,也借烟消愁。两个人凑在一起总是边吸烟边拉呱,屋里很快烟雾缭绕,呛得我们孩子只好跑到院子里去玩。

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权力很大,内查外调,政审考察,都要通过居委会。李姥姥一句话很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许多人都千方百计跟她搞好关系。应该说李姥姥是个好人,她在任那么多年,周围邻居还没听人骂过她。“文革”爆发时,不少地方的居委会主任被批斗,甚至被打,但李姥姥毫发未损,不但没被冲击,居然在绝大多数居委会主任被更换的情况下,依然担任主任,足见她还是很会做人的。

李姥姥跟母亲的关系周围邻居都知道,但都无法超越。因为她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外婆的基础上,属于传承下来的感情。

我一直对李姥姥很恭敬,每次跟母亲去她家,看着她悠然自得地跟母亲拉呱,或者戴着金丝边的花镜看母亲带去的报纸、信件,总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拜:如此有涵养又有文化的老人真的很少见。

然而当母亲告诉我们,且千嘱咐万叮咛不要对任何人说那个秘密时,我们惊呆了!

母亲说,李姥姥以前是“半掩门”里的人。“半掩门”是指旧社会出卖身体的女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一万个不相信。母亲说,别人未必知道,但她知道。当年李姥姥“从良”,被李姥爷花钱赎出做了“填房”,是外婆接纳住在大院里的。李姥爷家里还有“大房”,不敢带她回家,只好安排在大院让外婆给予关照。外婆一点没“斜眼”看她,将其称为妹妹,这让李姥姥十分感激,因而日后对母亲格外关照。“文革”时学校抓住母亲家里出租房屋一事,非要定母亲为房产资本家。到街道了解情况,李姥姥几句话就挡出去了。她说母亲当年是个孩子,孩子怎么能当资本家?李姥姥是有良心的人。正因为善良使然,母亲一方面对她很尊重,一方面一直维护她的形象,从未对外人说起她的“老底”,我想李姥姥仅为此也会格外对母亲亲近。社会是个复杂产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平日里笑嘻嘻礼貌相处,没有风吹草动不显人心。“文革”中多少莫名其妙反目为仇的,说到底还是人心叵测。但在李姥姥和母亲身上,这些劣根和丑陋,几乎一点也不沾边。

成年后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上会让一个“不清白”的人当居委会主任,而且属于“不倒翁”型的?这个疑问直到最近才解开。80多岁的大舅告诉我,李姥爷跟李姥姥一生没有孩子,但跟“大房”有好几个孩子,其中大儿子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回家看望家人,当时的市委领导得知他有个“深受压迫”的二娘,便特意关照下面给予照顾。“不清白”变成了“苦大仇深”,人的命运真的不好预测。假如当初李姥爷不出手“相助”,再假如李姥爷没有那个革命的儿子,李姥姥的后半生是何种结果,难以想象。

李姥姥善终,她的离去母亲很伤心。毕竟当年惺惺相惜。

母亲是来看她吗?她已经撒手人寰多年了,大院改造时连房子都没要,孙子们直接把拆迁补贴领走了。这里已经没有她的踪影了,新邻居们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曾有这么一个居委会主任。母亲既是要来看她,也要有个蛛丝马迹可寻。然而,一切空空。母亲总不会来看望传说中的“灵魂”吧?母亲可是唯物主义者,她更相信实实在在的世界。

4

母亲要来看他吗?

他是老住户,大院里貌似最有钱的人,母亲喊他刘大爷,我们自然要喊他刘姥爷。

刘姥爷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长相,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身材,满头银发向后梳,最突出的是那个比一般人都大的鼻子。这形象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简直如出一辙。“文革”前没人敢公开议论,但“文革”爆发,就有人当面数落了:看你的长相就不是个好人,跟最大的走资派一个模样,一定是被批倒批臭的对象。

刘姥爷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新中国成立前他是这家工厂的副厂长。他怎么会当副厂长我们一直纳闷,在我们心目中,新中国成立前能当副厂长的人肯定很有钱,吃香喝辣,住小洋房。但刘姥爷家不像有钱的人,首先他租住在大院,而且房子不大,全家7口人一间半住房,加起来不到20平方米,再则他家吃得很节俭,每天就做一个菜,还是晚上刘姥爷下班回家时。中午很少见他家炒菜,没工作的刘姥姥总是拌咸菜丝打发几个孩子。还不如楼下住的那个7级工家里的生活好。

但“文革”一开始他就遭了殃。无休止的批斗,戴高帽子,挂铁牌子,喷气式低头,敲打铜锣游街,哪样都没少。更可怕的是,每天回家还要写交代材料,第二天一上班就必须交到造反派手里。如果不按时上交,等待的便是一阵呵斥和毒打。

“文革”让一些人变得人格扭曲,畸形成长,很重要的一点,是良知丧尽,人性泯灭。这让许多人看清了一些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让一些人从中感悟到善心的可贵。

刘姥爷跟我们家住得很近,隔两个门。平时母亲跟他们客客气气,但走得不是太近。一个说起来别别扭扭的原因,就是刘姥爷家人有些“清高”,很少跟邻居们搭腔,有的甚至连话都不说。母亲算是跟他们最密切的人,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刘姥爷被批斗,大院里的人都不知道。刘姥爷工作的地方很远,坐公交车要倒三次,耗时一个多小时。邻居里没有在周边工作的,所以听不到任何消息。

开始母亲也不知道,但有一天母亲发现刘姥爷走路总捂着屁股,就顺口问了一句刘姥爷。刘姥爷一听,眼泪哗地流了下来。母亲心很善,也很软。刘姥爷像孩子一样哭诉他在厂里受的苦,母亲听了也很难过,直劝他要想得开。母亲要离开时,刘姥爷拉住母亲说,他大姐求求你,帮我写写检讨材料。我实在写不出来,也写不好,无法交差。我这屁股就是被打的。刘姥爷告诉母亲他每天最早写到夜里11点,晚的时候要到深夜1点多,清晨5点半就要去赶第一班公交车,实在是受不了。母亲不忍看刘姥爷的可怜相,只好答应下来。从此,吃过晚饭母亲便去刘姥爷家帮着写检讨。母亲毕竟是老师出身,写出的质量和速度肯定比刘姥爷要快要好得多。

母亲帮着刘姥爷写了多少检查无法统计,但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吃了晚饭母亲就去赶“任务”,一去两三个小时。先是母亲打草稿,然后刘姥爷抄写。有时刘姥爷叨叨不出“罪行”,母亲还要帮他“杜撰”,这样费力又费时,就不是两三个小时的事了。

我很佩服母亲,她哪来的那么多热情和精力来帮助别人。别忘了,当时她也不好“受”,学校里有人给她写大字报,揭发她的所谓“家底”,一次性就张贴了50多张,真所谓的铺天盖地。但母亲并不胆怯,下了课还随着师生一张张阅读。当时我正在上学,跟母亲在同一个学校。大字报出现时靠窗边的同学看到了指着我大声惊呼:是他母亲!我听了低下头不敢向窗外探望。放学后赶紧跑回家。母亲回来时却像没事发生一样,忙着做晚饭。

假的,没一件是真实的。别怕,他们不敢把我怎样。母亲很坦然。后来我们醒悟到,母亲怎么可能不害怕呢?那个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年代,造反派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怎么可能放过一个失去丈夫带着3个未成年人的母亲呢?然而母亲逃过了灾难,没有受到冲击。这要感谢母亲的智慧和嗅觉。当年母亲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那是所很不错的中学,许多人想调进去,但很难如愿。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兄弟,就主动提出要到离家很近的小学工作。当时中学的领导还一再劝母亲要考虑好,免得以后后悔。但母亲还是下决心离开了。许多人为母亲惋惜,包括亲戚。但母亲对他们说,中学的人际关系复杂,学生也都是大孩子,麻烦事多。还是到相对单纯些的小学更好。母亲带着中教工资来到小学,她的工资一下子成了全区小学教师中最高的,令人翘首。换上别人,单这一点“文革”中就少受不了折磨,但母亲为人随和,尽管从中学到小学,却一点不拿架摆谱,与同事相处得很融洽。“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中学稍微资历老点的教师,无一逃脱被揪斗的厄运,但母亲所在小学却相对风平浪静。小学生毕竟小,造反的气势不像中学生那么疯狂,再加上平时母亲对学生视如己出,严厉归严厉,那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关爱。她经常让学习跟不上,或者聪明却调皮的学生到家里补课。孩子虽小,但谁对自己好心里都有杆秤。所以许多学生对母亲恭敬感激还来不及,哪会造母亲的反啊!

母亲能逃过“文革”一劫,除了在相对安宁的小学有关,但我总觉得与她的为人处世有相当大的关系。她做事总是先人后己,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委屈别人,甚至为别人承担责任也在所不辞。包括那个曾贴她50多张大字报的年轻老师,她当年是母亲在中学教过的学生,家庭出身资本家。她贴母亲大字报是试图表现自己“革命”,结果事与愿违,并没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说,反而被大家议论纷纷,说她没有良心。就是这样一个人,母亲还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学生,不记仇不嫌弃。并在“文革”后为她“开脱”:她还年轻,要进步,可以理解。母亲退休后两个人时不时地还有来往。

作为一名女性、一位母亲、一名教师,有这样宽阔的胸怀,实在难能可贵。

刘姥爷后来平安着陆。造反派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见他检讨越写越好,还当典型做了“表扬”。这里有个“险情”交代一下,可能年龄大了的原因,也可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刘姥爷有一次交检讨时竟稀里糊涂把母亲给他打的草稿交上了。造反派一看字迹不对,马上追问是谁帮写的?刘姥爷当场吓晕了,哆哆嗦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亏造反派没再继续追问,否则母亲必定被牵连。

刘姥爷“文革”后期办了退休,整天躲在家里不露面。危难过去了,他又故技重演,“清高”的劲头又上来了。不光不跟邻居搭腔,见了母亲也不冷不热,全然没了当初哀求母亲的模样。母亲还是没在意。她一生见过的人太多了,她教的学生遍布大院周围十几条大街,打过交道的家长及其亲属成百上千,各色人物都有。所以,对刘姥爷的表现,母亲没发一句怨言,反而在他去世时还帮着刘姥姥处理后事。

人,不能以自己眼光审视别人。母亲总是自己看自己,别人怎么看并不在意。

母亲会去看刘姥爷吗?显然不会。他在母亲人生经历中只不过留下一道痕迹,但不是刻骨铭心。母亲要看的一定是心目中最重要的。

5

母亲是在寻找。寻找大院里那些挥之不去的烟尘,那些历历在目的镜头。

大院曾是母亲成长的地方。她是长女,是外公的心头肉,格外受外公的喜欢。母亲曾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外公在世时,外出谈生意,参加商会活动,总是带上自己。外公那厚厚的大手,拉着母亲柔软的小手,沿着门前那条宽阔的大路,一步步走向远处,那情景能想象得出是何等的温馨。然而,这美好的日子很快便戛然而止。外公突然离世,似乎很意外。但成年后母亲醒悟到,其实当年外公超肥的身体,已经在释放不健康的信号,只是没有这方面的医学常识而已。外公的早逝,让母亲过早地成熟起来。13岁,她就知道该如何帮着外婆分担了。小小年纪,她帮着外婆挨家去收房租。有的房客并不友好,而且看到外婆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幼小的孩子,恶意相对,不但房钱拖欠,还动不动给外婆出个难题。母亲毫不畏惧地跟他们相斗。她一个丫头片子,就敢上门“讨债”。不给就一次次反复去,直到把钱追到手。当时大院曾住过驻守在隔壁工厂里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许多邻居敬而远之。但母亲照旧上门收房钱,就连腰里挂着手枪的特务,母亲也不怕。收费时间一到,就拿着提前写好的收据找上门。少年时期的锻炼,让母亲练就了无畏的个性,以至于在父亲38岁英年早逝后,她一个人领着我们3个兄弟,经历了无数坎坎坷坷,直到一个个成人。

磨难有时并非都是不幸,人生中意想不到出现的那些沟壑,往往是锤炼一个人生存能力的契机。母亲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沟壑。

母亲对“13”这个数字很敏感,她觉得这一生与“13”有缘,却又有“怨”。13岁那年,外公去世,26岁那年外婆去世,39岁那年父亲去世。周期式的厄运,像一把带刃的尖刀,深深刺痛母亲的心。但母亲没有倒下,一次次走过来了,而且愈加坚强。

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院里,母亲一定镂心刻骨。

大院给母亲留下太多的不幸,但也让母亲享受到无尽的欢乐。

母亲最喜欢也最盼望的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此时大院里总会响起母亲和他们兄弟姊妹的笑声。

母亲没有机会踏进大学门,她身下的大妹妹、我的二姨高中毕业后,母亲无奈但又中肯地要求她也放弃上大学,赶快去工作。当时外婆已经离世,母亲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她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二姨痛快地答应下来,很快也成了教师。两个大姐,两个教师,领着4个上学的弟妹,艰难前行。我很崇敬母亲和二姨的牺牲精神,为了弟妹她们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心中的梦想。如果没有深厚的亲情,没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无从谈起。人的选择是命运走向的重要一环。向前一步,向后一步,结果大相径庭。但母亲和二姨根本没考虑这些得失,她们只有一个念头,把弟妹带好,把这个家养好。对当年的选择,二姨的感受不得而知,但母亲说过,她一直有学医的愿望,而且她自我感觉如果学医,她会是个好医生。我完全相信母亲的自信,凭着她当年能在青岛女子中学就读的优势,考个医学院肯定不成问题。二姨也是如此,后来做了校长的她,如果智商不够,能力欠缺,怎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她们都放弃了,成了永远的遗憾。

20世纪50年代,母亲和二姨把4个弟妹都送进了大学,这成为当时我们那一带轰动性的新闻。大舅去了山东大学,二舅去了北京体育学院,小舅去了交通大学,三姨去了清华大学。每到假期,舅姨们就会从各自的城市回到大院,家里洋溢的欢乐气氛可想而知。母亲和二姨看着幸福快乐的弟妹,那种自豪和骄傲的心情可想而知。牺牲换来的美好虽然有些沉重,但骨肉之情会促使人们在所不惜。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美德,在母亲这代人身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令人钦佩,让人折服。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换上自己,能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奉献吗?

舅姨们大学毕业都分配在外地,二姨结婚后住了一段时间,也搬出了大院。从此大院成了他们的做客处。但母亲一直留守在大院里,等我们兄弟先后成家搬离了大院,母亲还住在大院。那3只黏人的猫咪每天跟随着母亲,楼上楼下跑来跑去。

夜晚,母亲孤身一人时在想什么?母亲没告诉我们,但我们猜得出,她一定在想那些不平凡的风风雨雨、朝朝暮暮。几十年的光景,弹指一挥间,两代人长大了,母亲却老了。她付出的心血,受过的委屈,遭受的磨难,历经的坎坷,伴随着年轮一起消失。局外人旁观者会说一句,真不容易啊!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历者才能品出滋味。

母亲后悔过吗?我想不会。每每有人提起她的“功绩”,她都会喜上眉梢,这是发自内心的愉悦。是啊,从她的手下走出了7个大学生(包括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我们弟兄3个),而且是在那么艰难的背景下,骄傲和满足已远远超越了悔憾。

离开大院时母亲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58年。半个多世纪,所有几乎该发生的,都在这里发生了。大院是母亲的家,母亲的爱,母亲的痛,母亲的情。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她都熟悉。即便大院被轰鸣的推土机铲平,竖起了一栋栋高楼,她依然可以从土壤里、空气里嗅出大院里的味道,分辨出每一个细胞里的成分。

母亲要到大院看看,她要看的是人生的经历,时代的历程。我们不能阻挡,也无法阻挡。

6

母亲走了,安详地离去,去寻找她的亲人,邻居和她的大院。那年她88岁。她在医院住了13天,病床是13号,“13”,又不期而来。莫非真的有缘有怨?

母亲闭上眼睛那天是母亲节,我们没有流泪。因为母亲这一生活得值,连苍天都做了安排:母亲节,让她母爱的情怀彰显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

王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山东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近400万字,出版个人作品集1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