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5月11日凌晨，父亲离我们而去，永远地走了，我和姐姐妹妹在屋旁的梨树下拼命地哭喊，灰暗的天空就像要塌了下来。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天的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是这个巧合的日子，开启了我四十年家国情怀与个人故事的书写。

金秋九月，姐姐背上小木箱，送我去区中学读重点初中。刚刚过去的1977年成为了高考重生年，我赶上文革后第一届小学毕业生以文化考试成绩为依据录取升学的政策，成为了幸运儿。但我站在校门口为姐姐送行时，却看见远去的她分明在哭泣，为永远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邻居家与我一起长大的好伙伴小升初落榜，其父沉默，其母给公社一位副书记送情求帮忙，遭遇婉拒，便邀约上几位同样情形人家的主妇，跑到公社大院去闹，说在校说过反动话的地富子女（指我）都读上初中了，贫下中农的儿女却被挡在中学大门外，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三年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恰恰又是这位母亲，让她的大儿子送来5元钱，那时算一份重礼。

11月下旬，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发生了“18个血红指印”的具有非凡意义的故事，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久后，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约是新年前的一个晚自习吧，班主任亲自组织读报活动学习全会公报。公报的内容较多，我和同学们还不能全面深刻地去理解，但在班主任兴奋的神色和语调中，“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等字眼还是让我们睁大了眼睛，有了“世变”的感觉。紧接着，四川等地陆续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大包干，改革开放、机制转型首先从农村拉开了帷幕。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放暑假，我刚一回到家，姐姐就拉上我和妹妹去看“自家田”里种出的水稻，稻穗已经长得沉甸甸密匝匝的了，稻子饱满得令我禁不住伸出手去抚摸它们。妹妹在一旁喊：“哦，可以多吃白米干饭了！”

我所就读的中学是川北山区小镇上的一所高完中，集中了三个相邻行政区几乎所有优秀的高中生和少量初中生，国家每月给每位住校生补助12斤大米，加上文革“馈留”给学校一批来自各地的“臭老九”，学校生活正规而活泼，体育、劳技和三操排进课表，史地政生与各类活动，一样不撂下，全校高初中各班还开设了英语课，升学质量一度与县中相抗衡。因为大中专学校招生人数少，升学的竞争和压力很大，要先预选上才能参加正式的招生考试，但我和大多数同学没有感受到读书本身有多辛苦，倒是另外一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的寒假前，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和同学正排着队轮序打乒乓球，操场里突然有同学呼喊：“区公所拉回来解放军的尸体了！”我们冲破学校门卫的阻拦，一路小跑到区委大院里，看到两张黑油漆的大木桌并列着，每张木桌上面摆放着两个红色的骨灰盒，后半部分覆盖着国旗，两位解放军战士挺立两旁，佩戴武装带和手枪，很威武。我们第一次看见部队带来的留声机，它旋转出的《国际歌》哀乐声比广播里播放的更有沉重感。肃穆的氛围里，我们知道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家乡出了四位英雄烈士，庄严与自豪感油然而生。只是当时还不明白，那场战争对于国家、对于改革开放的事业，甚至于对于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的改变，所产生的深远意义。

直到1981年初中毕业，我以一颗农村少年的心灵，首先感受到了人们餐桌上食物的变化，从量变到质变。供应票证逐步取消，物质一天天丰富起来，温饱在一步步走向解决。虽说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农民，还普遍缺钱，城乡差别仍像鸿沟一样分明，但三天逢场的制度恢复了，集市渐渐活跃，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不再紧俏，人们开始向往新的“三大件”即冰箱、彩电和洗衣机了。我有一位农民的姑父住在镇上，就在那年的农历年后，他从北京的大哥家里搬回来一部彩电，每晚使用“王”字天线接收信号播放节目，庭院里一度热闹非凡。不久后，地方政府又鼓励和树立“万元户”了。

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那短短的几年里，以“月”、甚至以“周”或“日”产生着的变化，包括深圳特区的设立，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意义的变化，应该是人的思想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度的增加。没有这个“根本”和“决定”，我能以考试成绩读上书吗？家里种出的水稻，亩产量能大幅度地增加吗？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快速地走到今天的发展状态吗？答案是值得深思的。

1981年9月，我考入地区师范学校学习，跳出了“农门”。我们将自己的身份视为“秀才”。国家对“秀才”们照顾有加，家里除了转户口交点粮外，基本上不为我们在校的生活、床铺等费用操心了，我和同学们还将寒暑假的饭票（发正常月份的一半）兑换成回家的车票，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在校师范生除了接受各项职业技能训练外，文化课不分文理，基本上学的是普通高中课本的基础部分。语文学科受到重视，基础课程外，阅读与习作颇让我们得收益。同学中有专业思想不巩固者，有人甚至瞧不起自己的中师生身份，但实践证明，几代中师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成千上万，在乡村、在基层，像星星草一样，支撑起了祖国基础教育的一片蓝天，功莫大焉，可歌可泣。

1984年8月，我去到一所戴帽初中的乡小任教；一年后，被调到曾经就读过的区中学作教师。整个80年代，祖国大地上最为明朗与活跃的两条战线，除了经济建设外，就是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了，国家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高校逐年扩大招生人数，科学技术人才开始吃香。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区委号召，各单位协调组织，人们敲锣打鼓，抬上猪肉、捧着系有鲜红绸子的“尊师重教”大礼单，到学校开展慰问活动。在庆祝大会上，女教师们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声情并茂；男老师们朗诵了《科学的春天》一文中的选段，引起共鸣。另一方面，那时的乡村学校缺专业教师，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初高中英语；国家也在这方面积极探索条件加以改善，同时加大人才流动的政策力度。所以，两年后，我参加了成人高考，以后又根据形式的要求不断提升学历，最终拿到了英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工作单位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从乡小到区中学，到县中，到市外国语学校，现在在省城一所公立重点中学就职。

“大河涨水小河满”，个人的命运崛起，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的兴盛和发展。四十年里，在几个大的时间节点上，我与伟大的祖国同歌唱共振奋。1984年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我和师范同学当夜跑到操场上敲击盆碗，再度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我作为在校大学生，捧着报纸而沉思而鼓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我在省城出差，参加了大学生与市民们自发组织的游行欢庆活动；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我赋诗讴歌，手舞足蹈；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我与学生们一起振臂欢呼......

今年夏天，我回到老家。乡下早已经实现“村村通，不沾泥”了，我将车直接开到老屋。

姐姐和姐夫是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三年冬天离开老屋的，他们搬到镇上，住进了政府补贴修建的村民新街。

我在老屋前四下张望。老屋闭门上锁，成了一位默然的老人，不知道哪一天会倒下，但那株梨树依然在舒展墨绿色的叶子，闪现着青色果子。来年，它一定还会花谢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