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加缪有语：“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有些财富不是用钱就可以定义的，根植于奋斗的每一个人的基因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用脚走，叫做现实。心走得太慢，现实会苍白；脚走得太慢，梦不会高飞。人生的精彩，总是心走得很美，而与脚步能合一……刘大印，用手、用脚和全身心，活出了一个土家族新型农民的人生精彩。

——题记

湖南湘西龙山县，建县清雍正七年(1729年)，因是“辰旗”之地，辰属龙，吉祥的象征，加之境内峰峦起伏，故名龙山。

龙山地理位置独特。位于湘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连荆楚而挽巴蜀，历史上称之为“湘鄂川之孔道”，全县南北长106公里，东西宽33公里，总面积3131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东陡西缓，境内群山耸立，峰峦起伏，酉水、澧水及其支流纵横其间。“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加宅园”，是其真实的写照。龙山县城与湖北省来凤县城仅酉水河相隔。在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土家、苗等60万少数民族，是土家族聚集地和发祥地之一。

龙山历史文化厚重。是典型的“老、少、边、贫、红”地域。里耶3.7万余枚秦简的出土，被专家称为“21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里耶古城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耶镇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龙山具有革命传统。近代以来，龙山县人民先后参加过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武昌起义、护法讨袁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萧克、廖汉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的湘鄂川黔省委、省政府设立在兴隆街乡、茨岩塘镇；当年，跟随贺龙参加红军闹革命的龙山儿女有9600多人，现有在册烈士2400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

龙山山水人多情。主峰海拔1736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高山峰，湘西的屋脊、澧水的发源地的大灵山，位于大安乡与石牌镇境内，是灵动灵性的，也是多情如画的……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龙山县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南省扶贫攻坚主战场，国家深度贫困县。

本文主人公刘大印，就是融入这方多情山水、这块红土地上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一个被湖南卫视、《农民日报》等媒体专访的土家人，一个敢于挑战世俗、问鼎“人学”的翱翔在大灵山上空的鹞子，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办全国唯一一份纯农民题材的《农民文学》杂志的农民总编和作家---我是在去大安乡走访慰问扶贫联系户时，听说这个名字的。

年少美梦，在大山深处被现实击碎

民谚云：山高出鹞子。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我以《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特约作家的身份，驱车探访了这只飞翔在大灵山上空的“鹞子”---农民作家刘大印。

车行两小时有余，蛇行而上，好在路上的车少，否者，连个错车的地方都成问题。懵懵懂懂迷迷瞪瞪之后，下车问询，才知道已到达大灵山脉腹地的石牌镇桃兴村部，一个典型的土家族贫困偏远的山寨；再往上行2公里后，艰难爬行近1公里的泥巴路，便到了目的地：烂泥湖！受访者刘大印，1964年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十分贫穷的土家族农民家里。

一栋静雅幽深的木房，大门敞开着，坪坝里晒着苞谷、花生、黄豆等物，院落边黄灿灿的柑橘炫在枝头，“大印农庄”、“农民文学总编部”的大型泡沫塑料牌，挂在门前藤枝蔓绕的两根树桩顶端。秋阳下的农庄，为大灵山平添了几份灵气……“庄”前有一个带着照相机、拿着望远镜，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五十多岁汉子，在等待来客---他就是“农庄”庄主、《农民文学》杂志总编辑、农民作家刘大印。

见了面，刘大印稍显羞涩，一边泡着西湖龙井，一边招呼着把笔者引进了他的书房：但见一间逼仄的书房，三壁皆书，从地面缓升至屋顶，由书案漫卷到脚下。几十年来，刘大印一边做农活，一边在这些书卷佶屈细琐的字句中，沐风栉雨，砥砺前行，践行着文艺创作的艰涩与丰润、神采与奇幻。

书桌上放着一本刘大印和他文学发烧友自费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由农民自办的《农民文学》杂志。杂志很漂亮，绛红的封面沉稳庄重，总编刘大印的笔迹硬硬地锲入纸面，宛如耕夫深深的犁痕，力透纸背---这是殷勤致富、笔冢研穿的一个侧影。

话匣子打开，刘大印告诉笔者：打小，他同所有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土家族农民一样，企盼着长大后能跳出农门，逃出“烂泥糊”。那年月，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考大学。初中时，他爱画画立志长大后当一个画家，因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宣纸和颜料也买不起，不得不放弃；高中时，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无数色彩斑澜的美梦，迷上文学是其中之一，却家庭经济拮据，高中未读完的就被辍学，不得不跟着父亲下地劳动挣工分，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是，他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大潮的影响，往往是人在地头，心在纸上---他摒弃农村年轻人打牌、赌博、抽烟、喝酒的陋习，一有空就一头扎进文学的海洋中，夜晚点灯熬油常到子夜时分；平时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用来买书、买稿纸：凡进城，必进书店；没机会进城，就托人代买……全身心地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写出名堂、写出成果，籍此跳出农门。

刘大印说：他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想，青年时代的他就展露出了文学天赋。1982年，他的一篇纪实性散文在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副刊上发表，并获得了一个省级“征文奖”。然而，多舛的命运让他从父辈的手中接过了岁月磨亮的锄头和镰刀。但不管生活有多难，热爱文学和喜欢读书的他还是不愿放下书本。

有了从文跳农门的梦想，白天劳作，晚上沉迷于写作。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此这般地过了几年，他不仅没“出成果”，反而家里积贫积弱，变得更困顿了。刘大印经过几天几夜的冥思苦想，渐渐意识到：文学不能当饭吃，籍以改变人生的命运近乎无望。于是，刘大印打定主意，先脚踏实地地扎在泥土里，去努力改变家庭经济面貌：他白天忙农活，夜间不脱产地上了广播电视学校学习养殖……人们看到了一个勤勉、上劲的土家汉子。

说起过往的不堪往事，刘大印在叙述中几度哽咽。二十六岁后他成家生子，他坚信年轻就是资本，决心努力拼搏去改变家庭生活现状。高山峻岭缺电缺水，他带领村民安装好从山下到山上的电路，十多里的上坡，几百斤一根根的水泥电杆抬上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身为组长的他，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奋力作战，连续工作数十日，终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患上了甲肝……在治疗期间，病情反复发作，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一下子瘦成皮包骨，年轻的妻子因生活条件太差变得娇小瘦弱，八个月大的儿子因缺乏营养面黄肌瘦，老人年近七旬，整个家庭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即将分崩离析。刘大印说，他当时感到频临死亡，经常产生幻觉，迷迷糊糊仿佛躺在棺材里，只听到儿子哇哇的哭声，母亲不停地喊“大印儿啊，你醒醒吧，开一下眼啰，你不能丢下老娘和儿崽崽不管哪！”妻子更是痛不欲生。

生活陷入绝境，走投无路。最后，家人倾家荡产，将能卖的全都卖掉，再一次将他送进了医院……苍天有眼，几个月后，上帝没有轻看这个受病魔摧残的年轻生命和忧伤的灵魂，让他躲过死神又活了过来。

原农广校校长符隆忠十分痛爱这个年轻的优秀后生，让刘大印到农广校当教员，帮着他整理一些资料以贴家补。符老校长雪中送炭，使这个青年后生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得到了父母般的关爱和温暖。后来，刘大印用“逆水舟”笔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永恒的太阳》，以谢师恩。

1993年、1994年，刘大印在乡农校兼职，不脱产任教，虽然工作兢兢业业，但没社会关系，乡政府各站、办招人没他的份。1995年元月，乡政府把他推荐到乡镇企业当会计；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次能走出农门，勤勤恳恳地做事，以厂为家。可干了几个月，他发现乡镇企业是家族式企业，而自己是企业家族之外的人，管理工作很不好做，在忐忑不安和矛盾心理中，干了8个月辞职，去了县城。

好景不长的一段企业和城市生活的体验，刘大印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外发展---他骨子里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离不开家乡和家乡的泥土。1996年3月，他毅然回了乡。外面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农民不离开土地同样有奔头，他想到了要发展规模家庭农业。但是，当时外出打工的人还不多，规模农业需要的大量土地，很紧缺。刘大印不等不靠，一个人顶风冒雪去开荒、复垦抛荒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有了闲置的土地，刘大印抓住时机转包了几十亩土地，促成了家庭规模种植。

笔　者：文学梦破碎的那一刻，想到过有今天吗？

刘大印：确实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这么个知名度和生活状态。是生活教训了我、教育了我，让我找准了生活出路和方向。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家族农民，不懂政治，也不赞同有的人评说“改变乡村先从改变农民开始，文学开道，文化引路，才会影响更多的农民重建信心、建设家乡”等高大上的话。

笔　者:有埋怨过父母或家庭吗？

刘大印：当时只是觉得很沮丧、很无奈，前途很渺茫。但从没想到要埋怨自己的出生或父母。父辈们也很不容易的。

夯实基础，在执着坚守中砥砺潜行

俗话说得好：蛮干不如巧干，巧干不如走在科技的道路上。

刘大印是个颇具经济头脑的新型土家族农民，认为农民不离开土地照样有奔头。他像现代的愚公，率领妻子儿女，将路修到了田间地头。经过多年的开荒，或通过租赁，或通过流转购置等形式，现在经营着100多亩土地。他的“金字塔式农业”，得到湖南卫视等多家媒体报道和推广。

一家4口，100多亩土地，刘大印一家一年四季从来没得闲功夫，他说：“咱农民，靠的就是双手干活，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有收入！”他与妻子，每年下地干活不少于260天，每个劳动日收入都在百元以上。他不喜欢赶场，说赶场浪费时间、耽误农活，全年要用的农资、生活用品等都一次性购齐。难怪在他的家里，一屋一屋的化肥，整件整件的白酒、啤酒；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开杂货铺呢。

人家种烤烟，只在种、收、烤、卖时忙一阵子，交完烟就万事大吉了，哪有那么多忙的？他为了解除笔者的迷惑，领着笔者四处转悠，地里种着烤烟、玉米、土豆、百合、油菜、辣椒、葵花、花生等，顺着山势的岩旮旯和绝壁，放着蜂桶、养着蜜蜂……他说：每种作物轮番种植、接连不断，土地就不得空闲，人也闲不下来。这里的气候、海拔最适合种植烟，生产出来的烟叶接近云南烟；烤烟的产值大，利润最高，是家里主要种植作物，虽然种烤烟最赚钱，但他不会放弃种粮食，这是为了规避风险。他告诉笔者：“之所以只拿五分之一的土地种烤烟，是因为烤烟价格虽高、效益虽好，但风险相对也更大，如果全种烤烟，万一哪一年收成不好或是卖不成钱，岂不是亏大了？”所以，他家对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都有精确的比例，呈现金字塔结构：由下往上分别是烤烟、粮食、药材、蔬菜等。这种结构，不仅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土地的肥力、营养得到很好保护，而且很好地规避了风险。至于养蜂，那是主业中的副业，取下的岩蜂糖是纯天然高海拔的，质量好，但量不大；是不卖钱的，留给自己喝，或赠送亲朋戚友。

笔者粗略算了一下刘大印家收成：2017年，种植烤烟35亩、百合20亩、粮食30亩，另有油菜、药材、花生、葵花等经济作物及蔬菜；还有几十亩的山林，还喂有鸡、鸭、猪、牛、羊、蜂蜜，全年的收成，少说也在30万元以上……除去生活开支、成本等杂七杂八的，20万元纯收入怎么也少不下来。可他谦虚地说：“没有那么多！哪有那么多啊！”问具体是多少，他只是憨笑，不肯说，有怕宣传出去“树大招风”的意思---其实，刘大印有一个账本，多年来，不仅家里所有的收入支出记得清清楚楚，就连恩格尔系数也算得明明白白。

刘大印说，他曾经有多次进城工作的机会，可他还是选择了留在农村，不为别的：“我就想用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也能成为令人羡慕的一族。”

现在，刘大印又盘了30多亩土地。笔者不解地问：“还买下那么多荒山干什么？”他说：“这些荒山的主人，大都搬走了或是打工去了，这些荒山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但我租赁下来，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处。譬如，在这里建一个休闲山庄，让山外的人都来这里享受大自然的风情和美丽；或者植树蓄草，养它几十头牛，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光阴荏苒，皇天不负苦心人。多年的摸爬滚打，刘大印的经济较前已大为改观，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固定资产从原来的一无所有，到如今的至少200万元以上。

但是，每每想起回乡初始，刘大印到现在都还嘘吁不已。他说当时回乡，心里很矛盾，思前想后好久才下定决心发展规模农业，现在看来是干对路了……走过的艰难历程，在他头脑中积淀成一个个想向世人表达的方块字。2006年，他把多年来苦苦求索、艰辛和困惑，化成了4000余字的散文《回归田园安乐多》，刊发在国家级综合性刊物上……从此，物质基础有了保障的刘大印，“旧病复发”重拾起爱好，并把爱好融入了创造物质生活中，再续了初始的文学梦。

之后，刘大印便成了一个将庄稼种得像诗一样的农民，他不仅爱好写作、摄影、天文；还自费创办了《农民文学》杂志，还按时给作者支付稿酬。获得了一直好评。

2015年末，刘大印像往常一样，给全国各地的作者一一支付了稿酬。不久，就接到了一个作者的来信：“农民自办刊物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们是中国农民的骄傲，稿费我已经打回来了，不用寄，就作下期办刊费用吧。”龙山县作者向XX一直不领取稿费，他说：自己家乡农民办农民文学，采纳了他的稿件，他非常感激，以后他要一如既往的支持农民文学。还有一个七十六岁的外地老作家朱X来信说：“拜读了《农民文学》，我为有这样的农民感到震惊和欣慰，中国人的血管哪一个不是流淌着农民的血，任何为官者，上至皇帝，即使现在不是农民的身份，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曾是农民，看不起农民就是不肖子孙……”

无容讳言，刘大印身为草根农民，文学之路是艰辛的。妻子说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在田间地头趁休息时间先搭架子、打腹稿来完成的。吃饭看稿是经常的事，冬天下雪是他闭门创作的黄金时机。文章完稿后都会和孩子、妻子以及村民、文友们分享，念到动情处，他流泪，妻子哭，村民、文友嘘嘘不已。

笔　者：谈谈“金字塔”式结构，给你带来的好处？

刘大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则避免家庭经济大起大落。2012年，百合走俏，一下子全民追赶，第二年市场滑波，许多农民在后两年亏损巨大，但我只种了部分百合，另外种了几种其它作物，困此受影响不大。二则能够应付天灾。各种农作物都有相对独立的季节性，每季天灾不会对所有农作物造成全面失收的影响。三则有利合理安排家庭劳力，错开季节型劳动密集度，减少雇佣劳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收入。

笔　者：哪位作家的话对你的记忆最深刻，最有影响？

刘大印：应该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笔　者：谈谈你的作品对外界有哪些影响？

刘大印：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先说作品的影响问题。即便是现在的大腕名家的作品，除了文学创作爱好者对其创作手法的崇拜，在思想和行动上很难说还能影响多少人了。我以为现在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关键是现在的文学作品只注重文字游戏，只注重创作技巧和娱乐性，最缺乏的是引人向上的思想和力量。现在的文学作品，既不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歌颂艰苦创业、歌颂人民勤劳了，也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在社会中所能起的作用。进入两千年后，文学渐渐失去了方向，别的不说，就拿农村题材的作品讲吧，即使你写得再好也不一定能在正规刊物发表……

要说我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大多是一些农民朋友，社会底层的读者。比如：大安乡翻身村民梁家胜，是我的贴心读者之一：每次读到我的作品，他知道我白天有干不完的农活，是熬夜写成的，很不容易；他除了赞赏我的作品，也赞同我不打牌赌博的生活习性，他也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潜移默化地他也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同时，他受我的中篇小说《古道.古店》的影响，积极投身家乡的建设，通过关系找项目、资金为村修通了一段近千米水泥路；他也成了种植能手，烤烟、百合等农作物，每年都能卖出个好价钱来。

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问题。自从湖南卫视“乡村发现”栏目组做了《印象刘大印》、县电视台进行了多次跟踪报道后，我突然一下子出了名，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省内外作家、评论家的肯定，引得山外不少人前来参观、考察。有一次，来了一位本县的县领导，吃完饭要给我补生活费，我一听就急了：“我可不是贫困户！我不会接受你们任何形式的扶贫。如果你们实在要扶贫，就扶村里那些留守儿童吧！”在我的帮助下，真的有人把救助失学儿童的资金，送到了几个濒临失学的孩子手中……

文学之树，在大灵山巅上茁壮成长

云遮雾绕的大灵山上，山花烂漫，惊艳了满坡满岭，沟沟坎坎；大灵山文学树上的花香，弥漫在大印农庄的上空。

刘大印活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成了一位农民作家；他活在他的真实世界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根扎在泥地里。他把位置摆得很正，没有附庸风雅和忘乎所以：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农业才是他的命根子，写作、摄影什么的，只是业余爱好；他不会丢了正业去搞副业，更不会在食不裹腹、饥肠辘辘的情况去弄文学，那叫穷折腾。

他说：人的初始目标，无非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过得舒坦。但像我出生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居住在大山深处偏远的土家山寨，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付出几代人的努力也未可知。他告诉笔者：他是在做中学、学中做，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才悟透一个道理：人生如同在山中走路，要到达目的地的途经有多条，走直路、走弯路都能到达，只是抵达时间的先后、经济上消耗的多少；但千万不能走错了方向，否则，就没了抵达的可能。

刘大印想明白后，确定了生产之路，并很快付诸行动。

笔者现在才体会到刘大印的忙。当初田土到户时，刘大印家只分得五亩多地，现经他多年开荒、置换、租赁，如今种植的土地达100余亩。100多亩地，而且一季不荒，的确够一家人忙的。可刘大印却能应付自如，他说种地光瞎忙是远远不够的；做农业，也得讲究科学，既要合理支配时间，省工省时，又要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十年间，刘大印沿田边地角和山地修筑了两米宽、两公里长的机耕道，实现了家庭农场规模化耕种。同时，他常常利用自己幼时所学的木工、泥瓦工等技术，搞一些小发明，他自制的板车、小火车，既省时又省力，用起来特顺手；他发明的切碎机，将人工切砍饲料的效率提高了三、四倍。

刘大印做过企业会计，他对20年来的家庭经济收入与支出，有准确的明细和记录，每年底都要编制收支平衡表，计算出家庭恩格尔系数，以此确定家庭的生活水平---刘大印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6年50%降到2017年13%。经济上的有为，为他实现初始的文学梦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更坚定了“以农为本，昼耕夜读”的信心。

是啊，多年的拼搏与努力，刘大印找准了生活方向，现代化规模化的耕作，烤烟的丰收、百合的高价、纯天然的岩蜂糖以及“金字塔式”的养殖模式，让刘大印腰包鼓了起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刘大印的观念也由“在文学中求生活”，转变为“在生活中寻文学”。

2009年春，刘大印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从事文学创作和农业生产的故事，感染了湖南卫视的记者。湖南卫视记者不远千里，从长沙专程来到大灵山的烂泥糊，为刘大印做专题。节目录制快结束时，刘大印对记者说：“文学不能当饭吃。要靠经济作支撑。初始时，我吃过亏，但没忘初心。”记者想了半天，说：“大印对文学是酷爱，而非痴迷，是理性的啊。”不久，湖南卫视重点推出了时间长度为8分钟的《印象刘大印》电视专题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刘大印所在的石牌镇，农民看了电视后，纷纷上门问长问短，对他刮目相看。看过《印象刘大印》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刘大印真是了不起，他为湖南农民，甚至为中国的农民增了光、添了彩。

2012年春，刘大印面对着媒体镜头说：“未来的农业只能朝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了，农业才能发展、才有出路，农民的收入也才能提高。只有农民的腰包鼓了，才有可能去栽花养草，才有可能去写诗、作文，追求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2013年，刘大印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担任了《农民文学》杂志总编辑，创作、编辑了3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从事的农业生产形势喜人，光现金收入就有15万元之多。

2016年冬的一天，刘大印应石牌镇中学邀请，与喜欢写作的初中生互动交流。他以自己创作经历为例，坦率地告诉同学们：“文学不能当饭吃，她只能是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食粮；写作原本就是一个职业性的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爱好这个活动的人都适合这个职业……就像我们有的人家里喜爱养花，还养了不少，这些花给人们生活增添了唯美和乐趣；但少有家里人，把养花当成职业。相反，我们只有把本质工作做好了，才会有心情去养花，也才能养得好，生活也才会变得美好！”他告诫同学们：“我不希望将来在你们中间能产生好多作家，我倒希望在你们中间能产生科学家、将军、教授、厂长或农场主之类的人。但有一点，无论你们将来成为什么职业的人，我都希望你们在业余时间里，多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这样，你们的精神生活才会丰富，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在2008年、2009年两年间，刘大印完成4个短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和5篇散文，分别在几家纯文学刊物刊发。根据中篇小说《古道.古店》改编的电影剧本，得到了国家级刊物的认可……2010年，刘大印加入了湖南省作协，成为龙山县第7个加入省作家协会的会员；2011年，刘大印出席了湖南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此次会议唯一的农民代表；2012年元月，刘大印被龙山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首届新型农民标兵”荣誉称号等。

笔　者：从2008-2012年，一年一个台阶，有何触动？

刘大印：苦尽甘来，珍惜荣誉，不忘初衷。自己的一切委屈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笔　者：加入省作协后，怎么看待“专业”和“业余”写作以及协会得作用？

刘大印：谢谢省作家协会能吸纳我，让我有一种家的归属感。值得庆幸的是，我既不是背后找关系请托加入的，也不是暗中踩踏他人为自己进位的；既不是刻意地通过“XXX文学院”学习后群体加入的，更没干追名逐利、浮夸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骗吃骗喝骗色的勾当。所以，我非常心安理得。

“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都是作家，本质是同等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靠写作吃饭的，必须得写，是工作、是任务，有压力，至少要比“业余”的雄、不能差；后者，是自由式天马行空，喜欢了、高兴了就写，不高兴可任性拉到不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作家，就得有作品，以作品说话；否者，一天“两眼瞪着自己的裆部看---自说自话，夜郎自大”，一切都是空话。

至于“协会”，容易懂，顾名思义：就是一件不保温的外衣。只是，会员的层次不同，水平也不一样。

笔　者：以你目前的情况，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

刘大印：心有不甘啊。条件和机会都成熟了，就有了坚持的理由。

初心不忘，在以艰乐为蓝本再出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大印就是湘西州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忙于生计，写作一度逼迫中断。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刘大印重新拿起创作的大笔，他的文学作品里德故事、人物，全都来缘于农村生活。刘大印看书、写作之余，有时，他会来一段会模仿秀，模仿电影、电视里的人物，维妙维俏，常常惹得家人和村民的阵阵开怀大笑；有时，他会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读给只有小学文化的爱人听，读到动情处，他哭了，爱人却笑了。他问爱人：“你笑什么？”爱人说：“我感觉就像看电视一样，很有味道！咱们应该把它拍成电视剧！”这话给了大印很大的鼓舞，他因此写得更加起劲。之后，他与身边的文学爱好者，开辟了大灵山文学爱好者园地---主办了《大农民文学》杂志……

本来，刘大印在物质基础有了相当保障的前题下，是想趁风破浪对写作进行一次高层次、加速度的冲刺！不料，与几个文友的一次聚会，使刘大印由“业余创作”变成了“业余编辑”。

每次，文友们聚会时口惹悬河地谈作品、侃文学，谈着谈着、侃着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农村题材的作品发稿太难，反映和描写“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题材作品，鲜有平台和舞台。纵观全国各地纯文学刊物，除了写城市还是城市，农村题材仿若近些年中国版图上几万个村庄消失了一样；即便有那么几篇写农村题材作品得以发表，读起来除了语言文字华丽之外，根本感受不到农村、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整个作品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把农民描写得不伦不类……事实上，中国8亿人口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在文学领域被无情地抛荒了。

刘大印感同身受。早在2011年，他出席了湖南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此次会议唯一的农民代表后，他及其创作的作品得到了行业的认同；但农民文友反映和描写的“三农”题材作品却没有“舞台”……。于是，他同意了文友们提议和推选：自办一份《农民文学》杂志，由他当总编辑！

为了节约成本，刘大印的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农民文学》编辑部；缺经费，刘大印和文友自掏腰包；少稿源，在网上征稿，只要采用即付稿酬；没时间，白天劳作，晚上挑灯夜读……那时的苦，只有刘大印作家猜知道。他告诉笔者：当初，由于家位于海拔1500多米高的大山上，没有通网络，他要到县城另外一位文友家收取稿件，先把稿子打印好，然后拿回去编审。每个月，刘大印都要在县城和乡下往返多次。有一次从县城往乡里家中赶，本该晚上10点钟前给大家报平安的他，却到了深夜零点县城的文友还没收到他的短信，心急如焚的文友，半夜把电话打到了他家中。原来，大雪封山冻了路，车上不了山，他踏着半尺厚雪抱着20多斤重的稿件，硬从山下摸爬2个多小时才走到家。文友们得知这个消息，无不感动，为他安全到屋，喜极而涕。

刘大印文学团队中，有公务员、教师，也有医生、银行退休人员等，他们因热爱文学、喜好文字，走到了一起。上任伊始，刘大印宣布了两个规矩：第一，不能因为一起搞文学活动影响本质工作，否则自动退出；第二，不能因为一起搞文学活动影响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否则自动退出。

在“两自动”引领下，刘大印一边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先是由2009年28亩，后扩大到2010年40亩耕地；到了2015年，跨过了百亩大关，并成功注册了家庭农场。另一边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有限的业余时间，先是随身带着打印的来自全国各地作家和作者稿件，在田间地头有空就读；发展到，使用智能手机抽空阅……做到了生产、审稿“两不误”。

十年来，刘大印自掏腰包先后购置了4台电脑、1台打印机、2架单反相机、1台摄像机、1架天文望远镜和2架10倍双筒望远镜，添置了5000多册图书等文化设备和文学书籍，耗费资金10余万元……刘大印说：八年前，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创办了《农民文学》杂志，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内部交流刊物，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来稿五万多件，里面不仅有普通农民的作品，而且也有全国知名作家的精品力作，受到了文学爱好者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每天都要从众多的来中，优中选优，决不能马虎了事，因为这是农民朋友对《农民文学》的一份心意一份情！

刘大印在一篇杂文中写到：“文学对我们来说，就像菜肴中的盐或味精放得适当成美味，放得太多就变味。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只有把文学当做生活的盐或味精，生活才会出彩、有滋味。农民朋友的稿件，更是对我和杂志的信任和肯定，也是对我和杂志的最高奖赏！”

如今，刘大印在生产环境上，地里每五十米处就有一条机耕道，中心地段形成了“东环、中环、西环”的格局；在生活环境上，实现了“县城有商品房，乡下有农场”的理想。

刘大印告诉笔者：“自古以来，很多人就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就是贫穷、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乡下人也总是羡慕城里拿工资的国家干部或企业白领，我不信这些，现在我用事实证明了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是可成为令人羡慕的一族。看我现在的收入，与一个县处级领导或大学教授比，能少多少？生活质量又低多少呢……”说这话时，刘大印喜悦满满，底气十足。

的确，大灵山上的刘大印，让大灵山上的烂泥糊，满目青山，满眼美景，到处弥漫着清新凉爽的空气；人们感受着温暖和熙的山风，听着大自然的天籁，享受着世外桃源的宁静，还有宽敞的住房以及屋里一应俱全的电脑、电视、天文望远镜、照相机、全自动洗衣机等物什；书籍、报刊、杂志，应有尽有……就连他家猪圈也是两套：冬天，猪们住在温暖结实的砖房里；夏天，住在通风凉爽的木栏中。

笔　者：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

刘大印：搞文学创作这事，我一直以为是个体行为、个体劳动，与参加笔会、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多寡，没有多大的关联。

俗话讲：“有麝自然香，不要大风扬。”文以载道。以文取胜、以作品立人，才行得正，走得远。有些事，自己吹牛不靠谱，别人要吹才叫真！

我是农民，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我与人品、文品差的，喜欢玩虚的、弄假的，往往搞不拢，也聚不到一起。写作不是政治，不是行走江湖；文艺是服务大众的东西，没必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圈那圈这人那人，狼狈为奸或勾勾搭搭。我向来敬重刻苦、执着、低调而内涵的写作人，没办法，人不可能与所有人团结，特别是同行。

笔　者：文学已被边缘化，为什么还要这般执着？

刘大印：文学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喜欢是本然、是骨子里的事，再苦再累也心甘。谁说咱农民不如人呢。同时，评论家周小平：“我们的文艺环境，正在严重地和这个时代与国家民族背离撕裂！到处充斥着无病呻吟和颠倒黑白！”讲出了实话。

笔　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有何收获？

刘大印：我从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获得了很多，我很感恩这个时代和好政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就没有我刘大印今天的幸福生活，更谈不上高尚的精神生活了。

反哺桑梓，在生活原野上传递能量

只有有了一颗热爱家乡的心，才能写出反映农民心声的作品。刘大印就有这样一颗真心，他富了不忘乡亲，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土家山歌唱到：“有女莫嫁烂泥糊，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上山雾里钻，下山到潭边；望见屋，走得哭……”这是刘大印生存之地---烂泥糊的真实写照。

烂泥糊地处高寒地带交通不便，从2003年起村民们陆续迁往山下或山外，留下来的少数村民出现了两大难题：一是通上山的机耕道常年维修难；二是农网改造到户难。

要致富，通电、修路成了当务之急。

为解决这两道难题，刘大印没有退缩，责无旁贷地利用《农民文学》杂志在当地政府和群众中的影响、自己是一个小名人的优势，到政府和部门请求领导解决问题。刘大印明白：这是文学所起的作用，他要发挥这种作用，为村民造福。在争取上级支持的同时，刘大印带头和留守村民一起整修、拓宽道路。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半的努力没有白费，烂泥糊实现了农网改造，机耕道水泥路硬化项目落到了实处等。另外，刘大印率先在家里建起了全镇第一个“农家书屋”，现在藏书达10000多册，免费借给农民朋友学习，与乡邻共同致富；他花三个寒冬的时间，独自修通了通组公路，改善了寨邻土地劳作环境；他引导群众科学种植，全寨人均纯收入突破了5000元大关。他还通过自己学会的技术传播给农民朋友们，提高了烤烟、百合和生猪养殖技术，价格得到了保障；以自己的名气，带动外地爱心人士资助了10多个贫困学生上学……使村民与他一道走上致富的道路。

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刘大印把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融进了他的小说，他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他对生活的见解、对家乡的热爱，他用文学的方式去歌颂人民、赞美农民等，因之，刘大印拥有一群特别关心他的底层农民读者。当地的读者、外地的网友，经常会问他：“有新作没？我们上瘾了，等着读呢。”“你写的东西我们最熟悉，感受也最深”……就是这些极简朴的话，让刘大印倍感欣慰，他和《农民文学》杂志选择的“关注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农民、解读农民、展示农民、服务农民”办刊宗旨，是对的；他的创作、编刊和所有艰难困苦，是有意义和值得的。

刘大印告诉笔者他办“农家书屋”的初终，他说：大山里的孩子，出门不易，进城更难，但是这些农家的孩子不仅仅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大山的希望，更是农村的明天和未来。他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通过知识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农村面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新型农民；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民作者，一切都是源于最真实的生活和磨砺，一切都是源于从爱到热爱……大山深处的山村需要文化、需要知识，更需要文化的传播者。我愿意做这样的人，力所能及地帮助大山得的孩子、大山的乡民。

但是，刘大印认为，现在的农家书屋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动”得不够，还没有“活”起来，这可能是个普遍现象。目前，全省各行政村、大部分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书屋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同时，管理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重视程度不够。职能部门主动过问督导检查力度不够、乡镇经常抓力度弱化、村级管理松弛。图书结构难以适应村情需要。农家书屋资源更新的频率较慢，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等资源陈旧，影响农民对书屋的兴趣。书屋运行经费落实难到位。近两年由于主管部门机构职能合并、人事调整以及对书屋管理工作没有硬性规定和考核机制，导致经费难到位，工作明显弱化。为此，他建议：加强对农家书屋的领导，建立考核机制，实现省、地州（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抓住当前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契机，规划好村级农家书屋阵地，确保书屋功能配套、面积达标、设备达标。地州（市）、县、乡（镇）政府要把村级书屋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村级书屋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保证资金用于村级书屋建设。加强农家书屋日常管理。建立稳定和有秩序的管理人员队伍，对农家书屋管理工作实行绩效考核并纳入创新社会管理范畴；建立省、地州（市）、县、乡（镇）四级农家书屋理事会，指导开展诸如“我的书屋我的梦”“爱祖国，爱家乡”竞赛、讲演等活动，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传播先进文化、推广科技知识、改善村风民风、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的功能作用；积极探索建立农家书屋与社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书屋与书屋之间的常态交流机制，推动共建共享，广泛开展“大馆带小馆”的延伸活动，让农家书屋“动”起来“活”起来。

笔　者：为什么要在生活中找文学？

刘大印：我们这辈子当农民的，是真正地赶上了好时代，搭帮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逐步地富了起来。农村通过40年的发展，国家不仅免去了千百年来的农业税，还搞起了农民精准扶贫、脱贫，送钱送物送技术，通电通路通水，2020年还要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等等。这些切实的政策，扎实的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让我们这些泥腿子农民的钱袋子普遍地鼓了起来，有了“做人”的底气，追求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成为了现实……尽管现在，文学不再吃香，但是梦不能不做、不能不圆啊。作家铁凝讲得好：“文学虽然不再具备指点江山的功效，但还是可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很大作用，作家还应该为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心灵的美丽而写作。”

笔　者：你对你区域的文艺界怎么看？

刘大印：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文艺界有点宽泛，就说说自治州作家协会这一块吧：反正我一介农民，也无妨。

湘西，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州。湘西出好作家、好文学，始于沈从文、黄永玉等大师；近些年来，湘西文学面临着很多挑战，不尽人意。譬如：2017年，全省14个地、州（市）都在湖南省作家协会网上纷纷亮了“2017，XX文学回顾与展望”，290余万人口湘西州的“回顾与展望”， 给人的感觉是单薄与无力。为什么会这样？偌大自治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仅向启军、龙宁英、刘萧、彭图湘、候自佳、聂元松6人，给人的感觉是悲凉与悲哀。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是时候值得检讨、反思了……而土家族聚集地的龙山县，拥有60万人口，竟没1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时不时地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其中，有一个写作者，瞒天过海地自以为是，在“简介”中赫然标榜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就加入了的；该同志每次出外不论参加任何活动，一直都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义；但奇葩之处---他2017年都还在申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呢！

我无意贬低自己的家乡和故土，也不意埋汰谁，只重实事。只是从以上这些事上，感到莫名的悲凉余悲哀：一是湘西这一块热土、曾经的沃土，现在文学创作上成了短板，及时跟进和补上，已刻不容缓；二是避开“人品”不论，写作者在努力，连做梦都想进入国家级层面的协会，及时鼓励、极力扶持，已迫在眉睫。

笔　者：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刘大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太难改变了，时至今日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只有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才算有出息。我所在的烂泥湖当年是一个拥有50多户人家100多人的村子，现在只剩下16户50多人，很多人家迁走了，还有不少人外出打工再也没有回来。咱们的土地还是永远需要人来耕种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所有的农民都可以活得理直气壮、幸福快乐，走在乡间的田埂上？！真正地成为土地的主人，骄傲的农民。

艰辛守望，在深情骨子里播种清香

刘大印的苦累和付出，在得到读者称赞的同时，也得到了作家、评论家的首肯和支持。

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国家一级作家朱赫不止一次地夸《农民文学》杂志办得大气、朴素，多次寄送稿件以示鼓励和支持。如：他的农村题材电影文学剧本《喜旺的婚事》、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长篇小说《爱情寓言》等。

中国作协会员、陕西作家叶平先生，十分关心近年来农民作家和乡土文学的处境；为《农民文学》杂志撰文《对“农民作家”和“乡土文学”的观察与思考》，对“农民作家”和“乡土文学”成长艰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点评：“核心报刊发表难，主流渠道进入难，高层平台参加难的尴尬现实，依然困扰着所有平民作者，特别是农村和农民作者。然而，必须相信，好作品如同金子，即使遗落在荒山野岭也会发光---《农民文学》杂志恰好就收获了这些被遗落在荒山野岭的金子！”

江苏文艺评论家戎平先生，热情洋溢地为《农民文学》杂志写了7千余字的《从泥土里抠出来的文字---读刘大印的农村小说》评论，详细地点评了刘大印的农村题材的作品。文章这样写道：

“刘大印是写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题材的小说家，作为农民文学的研究者，我找来他的中短篇小说阅读，感觉刘大印是中国第一位来自农民群体的作家，他的‘三农’题材小说，继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高晓声、贾平凹、邵丽、邹志安后，一位真正当农民干农活用切身体会写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家。”

“一是艺术与人生的结合。刘大印当农民，要和妻子一起种属于自己的5亩田，租种村里外出打工农民上百亩地种粮食、烟草、百合和蔬菜，还在山上养牛、羊，供一双儿女上学，自建了五间湘西式的传统木屋，买了三轮车，科学地经营土地，每年下地干活260天……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靠种地养活一家老小的农民，每年冬天农闲、下雪天在家里写小说、散文。从他的短篇小说《光环》《守夜》《送哥上路》《荒坡上有个棚》《死妻》《闲话二叔》，中篇小说《古道.古店》和微型小说《送别大会》，以及散文《腹有诗书品自高》《改变》等作品中，感觉到刘大印作品的艺术质地、伦理和修养，到达了较高层次的审美水准。”

“《光环》充满了艺术魔力，放在《人民文学》《当代》或《十月》上，和文坛的大腕作家相比也不逊色。从小说的审美艺术找到人生的积极的正面方向，特别对没有门路的普通农民、工人、个体户和退伍士兵，从小说艺术里‘点燃一盏照亮心灵的精神的灯火’（鲁迅）。同时，还从自然、农业、生态方面，进入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的层面，充满文学的震撼力，以及丰富的人生的经验、智慧和社会学问……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为什么能写出《光环》这样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农村农民题材的小说，答案：生活是小说创作的源泉，普通人的鲜活的人生故事、命运丰富小说创作的领域---刘大印所写小说内容，是在城里、机关里专业作家所接触不到的生活与内容。《光环》的语言元素，像孙犁《荷花淀》一样朴素无华，但又充满深刻的人生哲理，在人生哲理的内层闪烁着犀利地批判主义精神的光芒。《光环》除‘父爱’、哲理，还传递着深刻的人生智慧、技巧和现代人的处世方式。”

“二是小说叙事的科学之美。刘大印的中短篇小说有令人欣慰的艺术特色，不仅有幽默、欢快、苦痛和矛盾等多种元素，还把农民生活中新鲜的素材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医学科学元素带入小说载体，使小说‘生机盎然’。在《守夜》《死妻》《送哥上路》小说里，包含农业、医学和人体免疫功能方面科学知识，和人性、道德和伦理融合成‘小说板块’……小说变得有趣与唯美，把高深的科学知识回归原始的最初形成的常识，令人叫‘绝’。”

“在一般人眼里，种地农民属老实、无用的人，只能干挖地、种粮、施肥和打农药等苦活、重活。但是，刘大印作为生活在农民中间的作家，用艺术真诚地歌颂和赞美男女老少农民那种心灵深处的朴素、勤劳、善良与智慧。刘大印歌颂农民的‘智慧’，包含先进的来自社会生产实践的科学知识；他诠释农业科学先进、前沿知识不是来自课堂、书本，而是来自生产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结晶，他的短篇小说带着从未有过的审美冲击力与冲击波。”

“《守夜》是一篇充满当代中年农民夫妻的生活情趣的纯文学小说。杨大富家失踪的母猪跑到山上与体质强悍的野公猪‘野合（配种）’，只是一个细节，一个科学元素符号。小说迷人处，是杨大富决定上山守夜不让野猪遭踏玉米，如撘棚、装电灯照明驱赶野猪，以及妻子害怕男人守夜和别的女人‘守到一起’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最终矛盾的化解。刘大印歌颂了乡村中年男女农民夫妻、邻居间的智慧、友情和处世方式，非常耐看。《守夜》叙述，湘西山区秋天农民守夜保护即将到手的玉米、红薯，如不打野猪不赶野猪，粮食就会被糟踏，一年就饿肚子；但是，野猪是国家明令禁止捕猎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杨大富因猎枪试枪爆坏，引出野猪与母猪交配的细节，给并不富裕的湘西农民带来一条新致富门路，利用野猎交配培育优质种猪或家养野猪挣钱的途径……《守夜》充盈着湘西腹地湘渝边界海拔1700米处大灵山般的艺术灵气。”

“小说《死妻》《送哥上路》，在对人性、伦理和道德的描叙，蕴含科学元素，讲叙患糖尿病的村妇‘胖五嫂’，‘强巴堂兄读书学到不少医学知识治好了自己的肝病’。《死妻》中‘桂香之死、强巴疯了’，像鲁迅《药》，‘人血馒头不能治病’是鲁迅先生留给国人警世名言，强巴让患肝炎病的妻子桂香流产导治大出血‘丧命惨剧’。《死妻》艺术感人，且科学、符合中医学原理，使小说有一种沉甸甸的份量，而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经验来自于乡村民众对生命的体验与结晶。”

“三是刘大印小说不单纯讲故事。通过当代农民生活中发生的新鲜的事件、人物和命运，写人性、伦理和婚姻，以及农民兄弟向往的美好而和谐的性生活。《光环》《闲话二叔》《古道.古店》着重写人性、伦理和道德，特别是写社会转型期农民心灵深处的善良与责任。《光环》的深刻、磊落，农民‘我’，是一个对自己和子女一生负责的大山里种地汉子，讴歌勤劳、善良的劳动者，赞美中华民族是一个吃苦耐劳和负责任的优秀民族集群。《闲话二叔》讴歌抗美援朝回乡务农的志愿军老战士‘二叔’的美德与秉性。刘大印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乡村农民作家，他在《闲话二叔》《荒坡上有个棚》中，纯朴地歌颂了两位未娶妻子的单身汉：二叔、吃方伢，也许在常人眼里未娶妻的男人很坏，或有缺陷，刘大印看到的是俩人身上闪烁的动人的劳动精神。二叔没文化，但人品很好，未和村里人‘翻过脸，面带六和’，也没因恋过的连长老婆嫁了表哥而消沉与弃世。”

“刘大印农村题材中短篇小说的语言、细节和思想动态，呈学者化倾向。他学识丰富，使小说内层有一种内蕴与含蓄之美，即伦理美。另外，我负责任地说：散文《锄头落地是庄稼》的质量很高，空灵、拙朴和有艺术张力。”等等……像这样不惜精力、不惜笔墨地关心和支持《农民文学》杂志的作家、文学评论家还有很多。

农民刘大印办刊办出了名气、写出了名堂，办刊资金得到了政府、部门及学校的支持。目前，刘大印编发了21期、700余万字“三农”题材的纯文学作品，创作了50多万字的作品，较好地推介了“三农”题材的作品。

笔　者：评论界给你的评价，名符其实吗？

刘大印：是有些溢美之词，但总的还算实事求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抬举我，我既不是大咖，也不是大腕，更不是大款，他们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实惠啊。

笔　者：能谈谈你接受媒体采访时，最真实的感受？

刘大印：这么多年，采访的媒体不可谓不多，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注和宣传，让我成为了小小的“公众人物”。但是，他们青一色地把我写成了一个一生下来就乐意跟土地打交道的人，我觉得很多报道都是“隔靴搔痒”，不客观，没有触及我的心灵深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过“你愿意做农业，当农民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我肯定会说“不愿意！”至少在目前，没有人真正愿意一辈子当农民!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其实，他们心里也清楚，我只有感激他们的份。

笔　者：不愿意，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领域里如此地卖力？

刘大印：这是生计所迫、生活使然，是上天的安排。我不能怨天尤人，只得十分用心地把土地伺候好，只有经济上去、钱袋鼓了，做人做事才有底气和支撑，做文化或其他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才有可能……从内心里，我尽管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我想通过自身努力，活出一个当代中国农民的尊严和价值。

回望来路，在无怨无悔中希望犹在

无容讳言，今天取得的成绩，是对刘大印昨日忍受冷嘲热讽的“回馈”。

刘大印，一个纯粹的土家族农民，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他除了吃穿、修楼房买车之外，还能有啥奢求呢？但是，刘大印一手白天扶犁耕耘在赖以生存的家庭农场的泥土上，一手挑灯酣战在不忘初心忘我的精神世界中，他顶住了创刊之初网上种种犀利的言论和汹汹强大的负面與论压力。他还记得，当时几个中青年作家在网上热议：一个说“农民伯伯们，连饭吃不吃得起、读不读得通文章都成问题，还写？还编？”另一个说“这是阿Q式的农民，附庸风雅、掩耳盗铃罢了。”又一个说“对。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哈哈哈哈……”刘大印的肺都快气炸了，他还是竭力克制住了情绪，但土家人的刚强和执拗在心头萦绕：“咱就不蒸（争）馒头，争口气。一定要用行动和事实证明，咱现代泥腿子农民‘不仅能读，能写，还能编！’决不能让人给看扁了。”

心里有气归有气，但如何去争，如何争才得行呢？刘大印当然知道，前提是经济的崛起和生活的富裕。但在此期间，他又为一些社会现象所迷惑和纠结：现在好些农民的经济条件已很不错了，比他刘大印经济条件好的，比比皆是，为何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原样？思索之余，刘大印猛然醒悟：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由此看来，经济之于文化是相辅相存的：经济是肉，文化是骨，只有肉厚骨硬，形象才站得住立得起。二者缺一不可啊。

现在的刘大印每次上山或下地，除了农具，还带有照相机、望远镜、手套、安全帽等。带上照相机，是为了把世间瞬息万变的美景拍下来当作精神食粮享受；带上望远镜，是看牛、羊在远处有没有走丢，庄稼有没有被山中的野兽糟蹋，以及探秘宇宙苍穹的秘密；戴上安全帽和手套，则是为了自身防护……

众所周知，身居大灵山上的刘大印生活还是相当不便得。连大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用品、农资，都不得不到山下镇上采购。刘大印不仅在镇上购买，还经常进城购买生产资料，其主要目的是与编委们在城里交流稿件阅后意见，每次都是进门、出门两头黑。每月根据农忙情况，他至少要来回三、四次，农用车从县城到烂泥湖要绕道经过新城、兴隆、茨岩、大安四个乡镇约一百里，一年为了生活和稿件的事，他记不清要跑多少回……他说他一个人跑省时间些，免得大家费力费时地爬到大灵山，还说“于还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市民比，我这点苦实在是微不足道，只要心不苦，日子就容易过，长年累月地我也习惯了……只是，有时候，自己觉得有点对不住家里人……”

每当女儿说起父亲是都止不住泪水盈眶。她说：“爸爸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小时，他们兄妹上小学时来回要经过几座无人烟的大山、小山，他每天都要接送我们；农活特别忙时都要送到半山腰，目送我们的背影直到看不见才回去，转背时还要喊几声“好好走，我走了啊。”我看不到爸爸，只听到山里“啊……啊……”的回音……”尤其是下雪天，山路又陡又滑，刘大印会背着女儿在前面踩路，邻居们的孩子就踩着他的大脚印跟着走。由于山路狭小，每年都要用刀砍锄挖修整山路，不然树枝茅草会封住小路，夏天经常有虫蛇威胁孩子安全。直到初中，接送时间才少了一些。特别是每年农作物成熟时，他要在地里守野猪两个多月，稍有不慎，会有生命之忧。那时，全家人经常为他担心受怕，想着这些，女儿心里就不是滋味……

刘大印对笔者说：“现在我具备了搬下山或进城的条件，也在县城买了商品房。但是，我不想搬，以后也不准备搬。现在推行城镇化，我知道这里会边缘化，但我总认为农民都涌进城不是长久之计，我现在承包了100多亩土地，只要人勤快，会安排，日子也好过……”

刘大印希望农村也能和城市同步发展，在医疗卫生、教育和抗拒自然灾害方面能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投入，农村和城市人口科学分布，这样，城市的压力会小很多。他身为农民就要把地种好，坚守这片土地，希望能把自己的家建设得让城里人羡慕，希望有一天城里人像农村人跑城市一样往农村跑……他把城市比作心脏，农村比作血液，交通运输是血管，只有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心脏，心脏才能生机勃勃；只有农村，农民富裕了，城市才能持续发展。城市、农村相辅相承、共同发展是根本。所以，他一直精心策划着他的世外桃源。并且还想把农庄建成全国文友写作、休闲、度假的文化旅游地。他之所以爱好文学，是在物质生活满足后寻求精神寄托，抑或是说为少数民族农民的精神建设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这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良知……作为一个土家族农民能称之为“作家”，他已经满足了，但追求是不会停留的……

刘大印还与笔者聊到曾国藩，他对曾国藩说过的“才华都是熬出来的，本事都是逼出来的。”感同身受。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成功的人懂得熬，所以成功；失败的人只会逃避困难，必然失败。

为什么用熬？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委屈你得承受，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安慰励，但你没有，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但你必须看到爱和光，在任何事情上学会转化消化，普通人需要一个肩膀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而你就是别人依靠的肩膀。

小时候的曾国藩和所有孩子一样，并非天资聪颖，其智力甚至可以说是中下水平。曾国藩与同时代的俊杰比起来也确是差了一大截，小他1岁的左宗棠，14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一个神童，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

但是，曾国藩的成就却超过很多聪明人，这得益于曾国藩的勤劳和坚持。修养自己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的坚持。可以说，正是不断地坚持、不断地熬，曾国藩才从一个普通人逆袭成了一代完人，一介君子。

曾国藩深谙此道。他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给我们指明了做事的方法：不断精进，一步步走，不要急躁，要慢慢熬！三十一岁那年，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了日课十二条：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且长期坚持。

普通人坚持一天，一周，一个月，很不容易了，一年够长了吧？他坚持了多久，半生！

就曾国藩练习书法来说，他自幼练习书法，一直到老。终其一生，所写的日记、书信及奏稿数以千万字计，均为楷书或行书。这份耐心，这种毅力，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而当年的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对容闳抱有极大希望，一力促成其办厂办洋务，然而容闳近年在办事的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

有一次，容闳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谁知道曾国藩却说，“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容闳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

要有所激发和有所逼迫。被击败、被轻视、被羞辱，未必是坏事，反而因此被激发小宇宙，逼出战斗力，往往也能成大事。

著名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曾说，曾国藩的本色是一位词臣、一介文人。他成为一个军事家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

咸丰二年7月，曾国藩南下江西赴任乡试主考的半途，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立即改道回家奔丧，就在这时，太平军冲出广西，取道湖南北上，并连克湘北数城，更进而打下了汉阳。朝廷内外一片惊慌。

为协助地方政府维持秩序，咸丰帝决定，采取嘉庆年间大办团练的办法，任命在原籍守制的曾国藩为第一个团练大臣。但他上报朝廷要为母守灵。到12月中旬，当得知武昌被太平军占领，他才不得不出山。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临危受命，既有他接受朝廷命令的职责所在，也有保卫父老乡亲的责任感，更有承担天下重任的使命感。

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和信念，作为一介书生的曾国藩才能指挥军队，于道德学问之外，成就伟业……

我想：这或许，刘大印就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新型农民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优秀品格和胸怀的体现吧。

笔　者：你还有啥梦想没有？

刘大印：尽管自己已是50多岁的人了，想法还是有的。一个是将《农民文学》杂志，好好地坚持办下去。二个是把公路修到大隆山顶，将烂泥糊建成一个旅游休闲山庄，让这里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的天堂。三个是养育好子女，让他们成才；哪怕是当农民，也要让他们超过自己。

笔　者：你“活出一个中国农民的尊严和价值”了吗？

刘大印：话要由别人讲，自己将的，往往没有说服力。

不过，我们一家人的“恩格尔系数”，低于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已经高于全国许多城市的居民!现在的我，不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编辑，也是摄影、摄像热衷者。我不仅能把我的思想和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对人性的挖掘和阐释写成小说，还能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将大自然的美景和人类社会的变迁，用电影手法进行准确的记录……我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拥有这些，内心很充实，生活很愉悦。

笔　者：你做这些，不觉得“错位”，是一个农民该做的事吗？

刘大印：错位？是有点。但是，现在有什么不是不错位的呢？比如：当官的读博、经商的参政，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报道，就连龙山农民近年种植百合也被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士挤进来一通热炒，去年秋冬的种价竟从16元/公斤直炒到30元/公斤，而百合市场开局价格却是走低趋势。农民办纯文学刊物，也是一种错位，不过，是一种冷门错位，非热门的。办刊的初衷，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减少一点点千百年年来社会对农民的偏见和歧视；至少，我希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能在这大灵山上同步发展，让这大灵山成为旅游休闲的好地方，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另外，我认为，凡事没有该不该的，只有去不去做。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农民也是人啊。

……

笔者想，像刘大印这样一个其实并不心甘情愿当一辈子农民的“作家”，一个既然当了农民就要成为现代新型知识型农民，他不仅能种地、会写作，而且还懂经济、知道“恩格尔系数”与生活质量成反比等等……他的“人学”已经做到了，他已无悔于“人”、无愧于新时代、新型“农民”的称谓和形象。

刘大印，一个淳朴大山深处的土家农家汉子，多年来，他一手握犁铧，握住了自己的生存之本；一手握笔头，握住了自己的梦想之根，立足乡土和“三农”，耕耘不辍，绽放了自己的生命之花、文学之花和理想之花。

刘大印，像一颗打不烂砸不垮铜豌豆，像一个自觉和努力的清教徒一样，为了一个目标不断内省和管理自己，历尽磨难，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风华正茂骄傲地活着，是真牛逼！……

我想：刘大印十年来，憋的那一口气，可以一吐为快了。

【采访札记】

湘西之巅、澧水之源的大灵山上空，云蒸霞蔚，光芒万丈，印得刘大印脸上的“高原红”更加瑰丽。到了告别的时候了，刘大印拉着笔者的手，深情地说：“我愿作大灵山巅上一只鹞子，日日夜夜守护在上山，继续开拓好生我养我的这方既贫瘠又富饶的土地，开垦好中国农民心灵的这块芳草地---《农民文学》杂志，唯有坚持、坚守，才不负时光，才不负这座偌大的灵山……记到起，黄大作家---老弟呀（指笔者），今年杀年猪时，一定接你吃刨汤，一定要赏光、一定要来啊！现在我们两个，还有啥好说的呀？（指已成为好朋友了）”

我嘴里喃喃着：“一定的，一定……”

人们用“真诚、热情、勤劳、直朴，淡泊、坚韧、执着、个性”这些字眼,评介刘大印！我思之再三，心存疑惑：或许是，抑或又不全是！不过，这是与不是，与吃刨汤无关：只要时间允许、天气不坏，吃刨汤还是要去的---因为这是吃的一份情、一份意和一份义。但是至今，连续爽约了2次：2017年元旦杀猪，出了远门，赶不回来；2018年1月20日杀猪，去的三天前，就与一个57岁离岗的同志定好了“一起去”，谁知那个“说话两块皮---上下无消息”的家伙，临时竟然没了音讯；看来，2019年元月杀猪，是不得不去了，否者，刘大印会不高兴，说我言而无信，更会不认我这个老弟，还会把我拉入“黑名单”的……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平日酒量尚可的我，在那一天下山后，因喝了刘大印用岩蜂糖调制的包谷烧，醉得个一塌糊涂；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平日酒量尚可的我，在那一天下山后，因吃了刘大印从大灵山上扯的乌枞菌、野胡葱以及无公害百合，酣畅淋漓地梦游了一夜---梦中，我看到了大灵山上迎风挺立的刘大印，在庄稼地的茅草屋里，拿着天文望远镜，数着天上的点点星斗；我看到了大灵山上站在秋阳下的刘大印，架着摄像机，记录着“来（湖北来凤县）龙（湖南龙山县）”二县、湘西这片红土地和中国广袤新农村的炫丽画卷！

更没有想到的是，2018年1月27日14:11分，刘大印发来一条信息：“黄大作家老弟，我要是还能活20年，我就用10年的业余时间，建一个世外桃源似的写作基地；到时，标哥等兄弟退休了，也不为名利而争了，就都来我这里过世外桃源似的生活，种菜、养鸡、砍柴……”他解释说：“这是看了‘陈世旭：活得真实，写得自然’的评论 ，生发出来的想法……”突然间，“彪悍的刘大印不需要解释”“人生不在于活得长与短，而在于顿悟的早与晚；生命不是用来更正别人的对与错，而是用来实践自己的精彩的生活”的字句，出现在了脑海！

我再次喃喃地：“一定的，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