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忆是个奇怪的世界，不管是十年还是二十年，那么多的东西装进去，却怎么也覆盖不住那些令人难忘的东西。

91年，电视剧“外来妹”热播时，我还在县城读书，正憧憬着毕业后顶父亲的班在铁矿上班，铁矿虽说是根腊肉骨头，但有总比没有的好。然而政策说来就来，92年接班制度在我们矿上彻底取消，母亲慌了，她一直都希望她最小的也是最疼爱的孩子可以留在身边上班。母亲无业，在矿上干些敲石头的杂活，身体不好。无奈的母亲只好求着父亲拿出家里可怜的一点积蓄让我学了开车，93年拿到驾照后后我便正式成了单位的一名待业青年，整日和一群无所事事的与我一样无法接班的青年躺在单位宿舍的墙角处叼着草根聊天，单位的宿舍是多么的老旧呀！一排一排的低矮瓦房，有的屋顶被猫都踩踏陷了，房主就用大块的牛毛毡铺在上面，墙根处总是摇曳着隔年的枯草，有的墙缝里还爬满了苔藓，我有时就会感叹：难道我的一辈子就将在这儿耗完？我们一聊就是一日，浑浑噩噩，从日出聊到日落。我们什么都聊，什么国家大事，什么单位小媳妇，什么出外打工之内。我们聊得最多的是远方，可远方在哪呢？那时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交通闭塞。在“外来妹”里，我们知道了广东，所以，处在偏远山区的我们那时的远方就是广东。我记得我的目光总是无限延展，越过那一片片山岭，那一片片水田，目光最后终止在遥远的蓝得纯净的天空的某个地方，那里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地方，一个让人有无限遐想的地方。

那是广东，是的，是我渴望的远方。

93年7月的一天，我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准备只身前往广东东莞，母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却扯着衣角擦拭眼睛，然后硬塞给我120块钱，我把其中的一百块小心地揣进口袋里，另外二十还给母亲， 母亲常年在矿上敲石头，肺部吸进了大量的粉尘，时不时地咳嗽。母亲用力地咳了一下，又把二十块塞给我，嘤嘤的哭了，“平啊！你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个人出门在外小心点，外面的钱不好赚，太累了就回来。”

我用眼角瞄了瞄在桌前喝着烧酒的父亲，然后抓着母亲的手，“妈！放心了，我大人了，我会挣很多钱，到时接你过去享福。”父亲是个酒鬼，除了上班挣点微薄的工资外，对母亲不管不顾，我有些放心不下母亲。

那是一个怎样的行程呀，先是步行40多分钟从矿区出来，然后搭乘巴士到县城，再转车去湖南，然后从湖南坐火车去广州，再转车到东莞。（因江西永新县城偏远，且与湖南交界，所以我选择从湖南坐火车而不是从市区坐）。

我不知18岁的自己那么大胆，一人一囊，天不怕地不怕，足足在路上奔波了二天，才到了一个叫做东莞樟木头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一个老乡在电子厂上班。

我一直都想当然的以为广东是开发区，有很多的工厂，理所当然要很多的工人，我一来就可以和老乡一样上班，我还想当然的以为广东是繁华的，可我这一路过来看到的情景并不比内地好多少，一样有低矮破旧的房子，一样路上灰尘满天飞。

我是近中午到达樟木头的，下车后就找电话亭打老乡厂里的电话，老乡半天后回复在加班，没办法出来接我，然后叮嘱我坐几路车，经过几个站，到什么地方下，然后坐摩托车到某个厂，到厂后，先到处走走，吃点东西，看看周边的厂有没有招工？晚上6点再过来。按照老乡的指示，一个半小时后，我终于找到工厂，歇会后，我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50块，又放眼看了看四周，最后在一个小摊处花了5毛钱吃了一碗猪油拌河粉，河粉这个东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老家没见过，觉得非常好吃，本想再吃一碗，可一想到羞涩的口袋，还是忍住了。

吃完后，我顶着炎炎烈日背着行囊就一家家的工厂门口看过去，也不知是我运气差还是怎么回事，找了一个下午，竟没有一家工厂招工，看看时间已近6点，赶紧又倒回老乡的厂门口，此时老乡正站在厂门口焦急地到处看。一见我急急迎了过来，“妈呀！和平，你吓死我了，半天没见你过来，我以为你被治安仔抓走了，到时我都不知去哪里赎你。”我一惊，“忠哥，什么治安仔？抓我干嘛？”

“哎呀！人好好的没抓走就好了，这要怨我，忘记和你说，来广东这边的全要办暂住证的，没暂住证让治安仔查到就要抓起来，如果有老乡的，就让老乡拿300或500块赎回去，没老乡赎的就送去河源修铁路，挣够路费后再遣送回老家。”我一听吓坏了，“这么严重呀！”

“可不，查得可严了，你一下午都没碰到治安仔？”

“治安仔脸上也没写字呀！我不认识。”

“算你运气好，你看你的样子，背着个草席，一看就是刚从内地来的。治安仔一看就得查你。走，我们找个招待所住下，明天去找工。”老乡忠哥取下我的行囊拉着我往前走，走了几步后，又停了下来，“不行，不能去招待所，那里治安仔也经常去查的，别到时他们把大门一堵，我们想跑都跑不掉，瓮中捉鳖，那就麻烦了。”忠哥站在那儿抓了半天头皮，“和平，我们只能将就了。”他指了指厂附近不远的一处大草坪，“那里每天都有不少人在那里露宿，和你一样，没暂住证，没找到工厂。治安仔一旦来查，逃跑起来方便。”我傻傻地看着他，“你们厂里进不去呀？还得露宿在外面？”

“你傻呀！厂里管得可严了，你都没厂牌，保安是吃素的呀？”

忠哥拉了拉我，“走了，睡草坪睡不死人，被遣送事情可就大了。”

忠哥其实也就20多岁，早我一年出来，在电子厂的生产线上做个小组长。拿着350元一个月的工资。“你初来乍到，我今晚陪你在草坪上住一晚。”

虽说白天燥热无比，但晚上却很凉爽，空旷的草坪上还有徐徐凉风。草坪上没有地灯，附近工厂彻夜亮着的白帜灯管透过明净的窗户、透过不远处的树枝桠把灯光投射了过来，在草坪上形成了星星点点的光斑。

我和忠哥聊了很多，聊老家即将倒闭的铁矿，聊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在聊到我们的将来时，忠哥的眼里放出了光芒，“我现在是小组长，再过一年就有可能升为组长，再过几年…….”,他突然从铺在草坪的席子上站了起来，“吃过河粉没有?我们老家没有的，肉炒河粉，好美味，我去给你买来当宵夜，等哪天休息，我要带你下馆子，吃广东的特色菜——白切鸡。”忠哥说着吞了口唾沫。“这段时间加班，我都好久没出去了。”

那碗炒河粉简直是人间美味，我差点没把舌头吞进肚子。吃完宵夜我还没有睡意，脑子里总是想着忠哥说的治安仔三个字。我忐忑不安，提心吊胆，不敢睡，我不时问着忠哥各种问题，并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忠哥说过要注意突然的手电筒光亮，因为那十有八九是治安仔查证来了。刚开始忠哥还有一句答一句，慢慢的，就只能听到他偶尔的嗯一声了，到后来连嗯的一声也不再有，劳累了一天的忠哥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宽阔的草坪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睡了不少人，起先还有不少窃窃私语的声音，慢慢的，整个草坪除了嗡嗡作响的蚊子声外就都静了下来，我想完治安仔又想明天的找工，依然没有睡意，我用手当枕头仰躺在我铺开的草席上看着天空，那时的天空是有很多星星的，很明亮，它们在天上一眨一眨的，我看着看着，眼皮就重了。

第二天早晨5半点才过，天已大亮，我却还在睡梦中.

“和平，快起来了，全露湿了，别感冒生病了。”忠哥边拍着头发的露水边叫醒我。迷迷糊糊的我赶紧爬了起来，发现露水不光润湿了头发，连衣服都润湿了。一瞬间，草坪上过夜的人就都醒了，他们一个个拍打着身上的露水，说着一些玩笑话，然后就都陆续卷起铺盖背在身上朝着四面散去。

忠哥看看我，“我请不到假的，今天还得上班，你只能单独去找工了。”

此时的我正面对着东方站着，大大的，血红血红的太阳正爬上远处的树梢向大地洒下金色的光芒，我笑了，“多好啊！”

“什么？”忠哥有点莫名其妙。

“没什么？你去上班吧！我这么年轻，又会开车，还怕找不到工？”我冲忠哥笑了笑。

“那你得机灵点，虽说治安仔脸上没写字，但他们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还是看得出来的。你看见他们就赶紧跑，如果实在被抓到了，就打我厂里电话找我，听到没有？我要提前去交接班，先走了。”忠哥叮嘱完后就匆匆回厂去了。

我卷起潮湿的铺盖背在身上，在路边买了二个馒头当早餐后就踏上独自找工的路途。

昨天下午我已把附近的工厂都兜了一圈，没有一家工厂招工，于是，我把找工的范围从忠哥上班的工厂附近一步步扩大放远，从樟木头一直到黄江，为了省钱，也为了一路找厂，我选择用两条腿走过去，我不敢错过任何一家工厂，只要有厂，我必定会去看看，或是问下保安，从天亮走到天黑，饿了就买馒头充饥，天黑了就找个桥洞或是烂尾楼睡上一晚，反正是走到哪就睡到哪，第二天天没亮又继续找工。在找工作的第五天晚上，我口袋里还仅剩下20元钱。此时的我真的有些心慌了，钱快没了，工作还没有着落，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我一咬牙，打算明天去一个叫石排的地方，因为我打听到那里有很多的石场，有可能会招人。

天已黑，睡觉又成了大问题，治安仔是一定要防着的，我放眼看了看四周，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新建的房子，看样子还没有人入住，整片房区只有一处房子三楼的房间有星星点点的光亮。

“今晚就睡楼房，我还没住过楼房呢！，我开着自己的玩笑。

我寻着光上去一幢房子的三楼，发现房子里有人在一张竹床上拉了条蚊帐住下了。那人个头瘦小，操一口乡音，对我说，“你是找工的吧？没地方睡？”

“你怎么知道？我脸上写字了？”

“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我见得多了。”他用手指了指开着房门的另一个房间，“看到没有，那里还有三个。”

我探头过去，果真看到有三个人打地铺并排躺在地上休息，他们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一 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你也是找工的？条件不赖呀！”我指了指他的竹床。

“我不是，我是装修工人，给这家房主装修的，在这儿守夜呢。”装修工人边说边啪的一声在腿上打了一下，“这里的蚊子可厉害了。”

我分辨着他的口音，“你是湖南的吧！”

“哟！你猜得还真准，你呢？”

“江西”。

“老表呀！”装修工人拉了张凳子过来给我坐。

“我跟你说，这里晚上会查暂住证的。”

我一惊，“这里也会查？”然后又问他，“治安仔一般晚上几点过来。”

“哪里都会查的。几点过来？那说不准，有时来，有时不来，看运气了。”

说着，他又朝里面大声说，“哥们几个，你们晚上睡惊醒点。记住了，万一治安来查，你们从另一个出口往山上跑。”说着，他指了指出口处对我说，“老表，你睡那边安全些，逃跑方便。”

也真是运气不好，在晚上12点左右，大家睡得正香时，装修工人压低声音大喊，“快，快，赶紧跑，治安仔来了，正在上楼。”

大家腾的一下全起来了，刚把铺盖卷好，就听到咚咚的敲门声，“起来，起来，查暂住证。”

装修工人朝我拼命地使眼色，示意我朝另一个出口跑，边说，“等下，来了。”

我手忙脚乱，和另外三个人像老鼠似的乱窜，脚步声天响。进来房子的一个治安仔很快发现了我们，他大叫，“大家快过来，这里逃跑好几个。”

七八个手电筒朝我们射过来，我们拼命地跑下楼朝山上跑去。

山很陡峭，杂草丛生，我们顾不了许多，一头往山里扎，后面的治安仔气极败坏，“站住，你们给我站住，我看你们往哪里跑。”七八束光线乱晃着射向我们，紧追不舍。

慌乱中，我和另外三个人跑散了，我连滚带爬，鞋子跑丢一只也不敢去捡，衣服挂破了也没有理会，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抓到了。跑着跑着，后面治安仔杂乱追赶的脚步声渐渐小了，只听其中一个很大的声音：“算了，算了，大家别追了，我们在下面守着就行，上面是坟墓，吓都要把他们吓死，看他们不下山。”

透过远方微弱的光，我这才注意到，就在我的前面是一大片坟墓，这里的坟墓和内地的不一样，内地是一个个垒起的大山包，而广东的却像个小房子，里面地面摆着好几个坛子，前面有张台，供着米酒和水果。现在想起来，那摆着的应是骨灰坛。

我吓得不知所措，感到自己的牙根上有凉气在游走，我倒吸着这丝丝的凉气，却又不敢下山，怕治安仔守株待兔。这时，另外三个逃跑人也聚集了过来，“他奶奶的，差点被他们逮到，今晚看样子下不了山了，他们在山下等着呢！”他们看了看坟墓，然后又看了看发愣的我，“兄弟，出门在外，什么不要经历，没什么害怕的，今晚就睡坟墓了。”

说着他们便在坟墓边的水泥地上摊开席子躺下了，一会工夫就鼾声四起，我战战兢兢，挨着他们也摊开了席子，我用衣服包住头脸侧躺着，不敢看四周，此时，牙关里的凉意像众多的小蛇在背上游走，我想着这世上不会真有鬼这种东西吧！半夜的山上一片死寂，我在心里一个劲地念着阿弥陀佛。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时就看到了那三人正啃着供台上的水果，其中一人笑着说，“兄弟，你睡得还挺香呀！做梦没有？赶紧的，吃点水果，吃饱了好下山找工。”

我饥肠辘辘，现在也管不了是不是供品了，抓起水果就啃。吃饱后和他们三人相互交流了下找工的经验，就分头各自下山了。

我提着一只鞋，打着赤脚，心想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怎么办？打着赤脚怎么找工？我边想着边下山，正准备把这只鞋丢掉，哪知一抬头，赫然发现昨晚跑丢的那只鞋正静静地躺在一片草丛里。我一下又高兴起来，心想着运气不错，今天说不定可以找到工作。

七月的阳光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我背着行囊汗流浃背地站在路边望眼欲穿看着路的尽头等着开往石排的中巴车，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开往石排的中巴车总算过来了，除了司机和一个票务员外，车内一个乘客都没有，我没有多加考虑，心疼地买了二块钱的票上车，等车开动一会儿后，又陆续上来了二个和我差不多打扮的乘客。此后大半个上午，没再上来一个乘客，司机开着车在附近街上打转，根本没有去石排的意思，其中一乘客忍不住了，他问乘务员，“大姐，你这车怎么一直在这儿打转？”那个被叫大姐的乘务员吊着三角眼斜斜地看了过来，气极败坏，“谁是你大姐?谁是你大姐？我有那么老吗？不想坐就下去。”那个小伙子不敢再多说话，我本来也想质问两句，但看到司机返转头横扫过来的凶神恶煞的目光时，我硬是把想说的话生生地吞进了肚里，另一个乘客见此情景，也不敢开声，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外。在近中午的时候，中巴车到底没有去石排，司机把我们三人直接赶到后来开来的一部开往石排的车上。事后，我才知，我们是被“卖猪仔”了。

这是2018年7月一天的早上，我在惠州宽敞明亮的家里，看着初升的太阳正慢慢地镀亮着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我看着阳台上热烈开放着的鲜花，看着还在熟睡的妻子，一股幸福感倾刻洋溢在心头。“吱扭”一声，隔壁父母的房间轻轻地打开了，我知道，早起的父亲要出去晨练了，也不知怎么回事，日子越好，我越是会想起刚来广东的那段日子，我坐在宽大的飘窗上，打开手提电脑，二十多年前的一切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一样。

口袋里的钱已寥寥无几，我急切需要一份工作，什么苦的累的都行，只要有碗饭吃，有个安身之处。

在石排第二天，终于在一家石厂的门口看见一张红红的招工启事，我都来急细看上面招的什么工就迫不及待地把启事撕了下来，生怕别人抢了去。

事后，我才知石厂老板招的是电焊工，这是一项我不会的技术活，但我已是走投无路，心想着先进厂再说吧！

石厂的老板是香港人，操一口生硬的普通话，他看了看我身份证，“你会烧焊？”我不假思索，“会，会，我以前在老家干过这个。”

老板一点没有怀疑，“那就好，这里包吃包住，一个月工资400元,你做不做？”

我一听心里都乐开了花，要知道，当时进工厂的普工工资每月只有300元，这是天上掉馅饼了。我赶紧说，“做，做。”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又多加了一句，“老板，我会好好干。”

一番简单的见工后，老板便带着我去工地，指着一台碎石机的压板说，“我们石厂的碎石机压板经常磨损，天天要修补，你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那个师傅一样把压板修好，用电焊条把磨损的压板填补起来。老板指着旁边一个正在烧焊的师傅说，“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李师傅。” 然后老板从仓库里找来二包焊条，一台电焊机交给我，“中午吃过饭后，就可以开工了，我等下来你看烧得怎样？”

中午在石厂的食堂我吃了来广东以来最饱的一顿饭，足足三大碗，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看得上午那个电焊李师傅张大嘴巴，开玩笑着说，“你刚从牢房时放出来？”

事也这么凑巧，下午老板有事回香港，在布置完我和李师傅的工作后就急匆匆地走了。

李师傅指了指旁边一块压板，“小陈，你去烧那块，那块损坏得不是很严重，你把那洞填起来就好。”说完，他就去了另一边工作。

天啊！我哪里会烧焊？打从出娘胎起就没摸过这个东西。我不知如何是好，磨磨蹭蹭地站在李师傅旁边，李师傅也没说什么，自顾自地忙了起来，我仔细观察着李师傅的操作过程，几分钟后，我心虚且故意打着哈哈，“李师傅，我去忙了。”

我别别扭扭地蹲了下来，戴着保护面罩，敞着胸在烈日下照葫芦画瓢地学着李师傅的样子，折腾了半天，焊条却都点不着，我一急，干脆把保护面罩丢到了一边，后来焊条总算点着了。可由于我没有一点烧焊的知识，烧焊直接变成了吹焊，到下午下班，压板上的小洞被我越填越大，小洞变成了大洞，我看着压板，束手无策，李师傅一直在专心干自己的活，一个下午都没抬头，等到下班时他来叫我，看见我烧的压板，大惊，“小陈，你不会烧焊呀？”然后他又指了指我的敞开的胸口和眼睛，“你这样是不行的，烧焊不戴着保护面罩眼睛会瞎的，再说在这么强烈的阳光下工作眼睛也受不了呀。”我唯唯喏喏，不知讲什么好。

“先下班吧！明天我教你。”李师傅是个好人。

第二天，李师傅边烧焊边讲解，我在一边专心地学着，但再专心又有什么用？临阵磨板解决不了问题，烧焊是技术活，学习得有个过程。

第三天下午，我再上手烧压板时，老板从香港回来了，他看了看我通红的眼睛，又看了看那块还没有烧好的压板，大发脾气，“我要的是师傅，不是学徒，你打包走人。”说完老板丢给我50块钱不再理我。

工作三天后，我被老板炒了鱿鱼。

从石厂出来，我坐在马路边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眼睛又红又疼，拼命地流眼泪，我心情差到了极点，想着东莞这么大，就没我的容身之处吗？我摸着口袋里刚结的50块钱，在考虑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卷起铺盖，坐上了去往清溪的中巴。

我去投奔了在清溪塑胶厂上班的另一老乡，先把眼睛养好再说。

还好，混得不错的老乡和他的同事在厂附近的村子里合租了间50元一月的平房，方便各自己老家来人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那房子多小呀，转个身都难，但房子再小老乡还是容我安了身，我晚上把铺盖摊开睡，白天就卷起来。此时我的眼睛红肿得越来越厉害，白天不能见阳光，晚上又疼得钻心，睡都睡不着，就算睡着了，等第二早上醒来，眼睛却又睁不开，两只眼睛的上下眼睑全让眼屎给粘住了，没办法，只能拿毛巾用温水慢慢去湿润。老乡看我这个样子，让我去医院看看，我哪里肯，我让老乡帮我买来青霉素软膏，每天早晚搽一次，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痛苦后，我的眼睛总算恢复正常，我庆幸眼睛没瞎，在跟老乡道完谢后我重新踏上了找工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后，我在一个叫林村的地方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开铲机，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那个石厂的名字，“富豪石厂”，我记得这个石厂的名字，并不是因为这个石厂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而恰恰相反，这个石厂给我留下的是一辈子都难于忘却的痛苦。

石厂每日都要开炮炸山，而我的工作是开车上山铲出路来，让别的车上去运石头下来，这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我经常开车在山腰上就听到哑炮突然响起，乱石一阵猛飞向车砸过来，我现在想起来还在庆幸我的命大，没有把命留在山上，而只是留下了半截食指。

我的手指是在修轮胎放千金顶的时候被另一个开吊车的同事吊起轮胎时不小心压扁的。

我至今记得医生把那半截食指剪掉时表情，那是一种可惜的神情，“小伙子，没得办法了，只能剪掉，指头压得太碎了，剪掉恢复得还快些。”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同情，没有安慰，我只能咬着牙，“医生，你说怎样就怎样。”

那个年代的人是多么的坚强啊！截完手指，只在医院吊了一瓶消炎水后我便返回了石厂，且只休息一个星期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但仅仅是半年后，老板却借故把我炒了，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劳动法，也不知找老板赔偿，在结清工资后我又背起了行囊。

来东莞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被治安仔抓，睡坟墓，眼睛差点失明，手指截掉，反复的找工。我一直都没有气馁，我始终抱有希望，

老天从来都是善待永不放弃的人，被富豪石厂炒掉后一星期，我重新在一个沙厂找到了份新工作，开装载机。

沙厂老板是东莞大朗人，没什么文化，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打雷，但为人豪爽。沙厂的活基本都是男人干的粗话，不要什么文化，只要就力气就行。但像开挖机、东风车的司机就相对轻松多了，这些轻松活一般都轮不到外省人，都是老板村里的人，虽说他们没什么文化，但车开起来却是娴熟，十轮大卡车都能开起来飞。老板在知道我读过几年技校后，就认定我是个文化人，他拍着我的肩，“小陈，在我这儿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

他总是喜欢叫我“北佬 ”，我总是反复和他解释，“老板，黄河以南是南方，黄河以北是北方，我在黄河南，不是北佬了。”

老板就打雷似的笑，“我叫你北佬顺口。”

我是走运的，在这个沙厂，老板特别器重我，只要他出门办事——签合同或是收账必带上我一起去。我成了老板的左右手，老板和我讲话时卷着舌头用不标准的普通话，然后和他村上的人又讲白话，同样一句话要在普通话和白话中转换，老板有点烦了，他拍着我有肩，“北佬 ，你得学说粤语了，学会说粤语以后不在我这儿干了去别的地方也好找工了，你就没发现会说粤语很吃香的，很多港资或合资的工厂只招会讲粤语的。”

我当然知道。

由于在沙厂的工作清闲，我听从了老板的建议，买来一本“怎样学好粤语”的书，从阿拉伯数字123开始学，也就是在沙厂，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语言能力是那么的强，才一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了。第一次用粤语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小陈，你以后会有出息的。”

我在沙厂踏踏实实地干了三年，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考虑到这样做不是长久，没有前途，于是我告别了那个待我不薄的沙厂老板，转而到惠州在塑胶模具厂做学徒。这为我以后自己开办自己的工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实话，我当年去做学徒考虑的是技不压身，以后做师傅工资会高些，我没有想到，多年后，我竟然开办了自己的塑胶模具厂。

我感谢刚来广东时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让我成长，我感谢刚来广东时碰到的每一件事， 它们让我更加坚强。

从最早的樟木头到现在的惠州，从1993年到2018年，我看到了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闲来无事时，我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惠州驱车五十多公里去我刚来广东打工的地方——东莞樟木头。我甚至不知该怎么跟孩子介绍那些地方，当年的石厂和沙厂早已不见踪迹，那些地方现在是高楼林立，仿佛像是一夜之间从土里长出来似的，到处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到处都是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的玻璃，到处是合资或私营的企业。

我只能远远地站着，抬起手臂划拉着那一片片的高楼，告诉孩子：“看到没有？那一大片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沙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