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生养我的故土，如同诗人雷平阳在他那首著名的诗歌《亲人》中写到的一样：“我的爱狭隘、偏执”。歌唱家彭丽媛有一首歌曲叫《父老乡亲》，当中“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的歌词，常常让我感同身受。养育我的小山村叫苏家寨，是一个以最初住户的姓氏命名的一个极其普通的乡村。直到今天，我的父老乡亲依然像生根树般坚守在那里。我属兔，于1975年古历4月29日的午后，在苏家寨一间如今已消失在记忆中的极其简陋的土墙瓦房中呱呱坠地。呼吸着故乡熟悉的空气，喝着故乡甘甜的井水，在父母的哺育下，我一天天长大。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苏家寨老学校读完小学后，我开始走出故乡，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就读。结束在校读书的日子后，我曾经在故乡的田地里亲身体会过一段时间务农的劳苦。经历过短暂的打工苦旅后，参加了工作，走出了故乡，最终在距离故土百里之外的地方安家立业。从在故乡看见阳光的那天算起，直到今天，时光匆匆，白驹过隙，我已迎来了人生的三次本命年。三十六年来，我的心里始终没有远离过故乡，始终怀揣着故乡上路。参加工作后，为了抚平对故土和亲人的牵挂，我常常利用双休、节假日的机会，携妻带子回去亲近故土亲近亲人。从出生到现在，故乡镌刻在我的心里，故乡的发展变化印在我的脑海里。

老井水·自来水

苏家寨是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村，共有十个村民小组。整个寨子的轮廓就像一只张开的口袋，密密麻麻的房屋建筑尽收于口袋中。记忆中，几乎每个村民小组的低凹处都有一至二口老井。这些老井深约三米，宽米余，井口方圆不一。老井四周，都用方形的青石板围垒起来。

据寨中耄耋老者讲，这些老井建成时间保守估计都逾一百五十年，可谓是百年老井了；建这些老井的先人多为回民，清咸丰前，小勐统集镇附近的村寨多为回民所居，距离集镇不远的苏家寨亦如此。而今的小勐统镇，已无一个回民聚居的村寨，原因是这些回民们揭杆响应咸丰十一年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响应的义军攻破土署，生擒时任土司刀闷晟图，并在小勐统的河尾建立过将军府，控制县境达十四年之久。不幸的是，同治十三年，县境的义军被清军剿灭，很多回民或被杀戮，或逃奔异乡隐姓埋名以自保。这在地方史籍志书中均有记载。挖井人早已不在，老井却完好无损地存留了下来，真是应了“前人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

跨入新世纪之前，这些老井都是苏家寨所有村民的“母井”。村民们饮用、洗衣、煮饭做菜所用之水，莫不出自老井。老家所在的第四村民小组东、西向各有一口老井，两口井水一年四季都盈于井口，不溢不漫。井水显得有些碧绿，盛在桶中或缸里，却很清澈，喝起来很是清凉和甘甜。由于与西向的老井距离相对较近，我家因此就去这口老井里担水。老家与老井的距离少说也有三百米远，而老家在村头，老井在村脚，去担水时要走一段下坡路，担水回途中却得走上坡路。村民们为了不耽误做农活，通常在天亮起床后及劳作归来的傍晚到井水里担水。儿时，家里担水的任务多为母亲承担了，父亲只有在母亲外出或者生病的时候，才偶尔到老井里担水。从十来岁起，我就懂得为父母分担些劳作了，开始经常到井水里担水。最初的时候每次担两个半桶，随着年龄的增长力气的增大，才开始担满起来。每个家庭每天的用水量都很大，洗衣、做饭、洗菜、人畜饮用，算将起来，每天都得担五、六担水才够用。而担五、六担水，就要花去个把小时的时间。费力费时不说，遇到下雨天就很是折腾人了。当时家至老井的路段都是土路，下起雨来泥泞不堪，担水回家的时候一步三滑地走在路上，稍不注意就会跌跤，不仅会弄得满身脏泥，而且也会弄泼了桶里的水。记得就有好几回，我在雨中担水的时候，就跌过跤，浑身被弄得脏兮兮湿漉漉的。

老井源源不断地把生命之水奉献给村民，村民们虽然有时候也感觉到担水费时费力也不方便，但是这种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了。乡亲们心里自然怀有用上自来水的憧憬，自然怀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向往，却一时半会改变不了到老井里担水的状况。

直到跨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条件及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的乡亲们，终于底气十足地表达了架设自来水的愿望。在乡亲们的大力争取下，在上级部门的扶持帮助下，自来水管把村外的清泉引进了各家各户。水龙头一拧，清澈的泉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想什么时候用水，要用多少水，尽在水龙头的开关间满足。用上自来水的乡亲们，改变了每天都得到老井里担水的历史，日子就平添了很多可供个人支配的幸福休闲时光。

用上了自来水，就很少到老井里担水了。知恩图报的乡亲们，心里却忘不了老井的情。傍晚散步休闲的时候，会抽出时间去看望看望老井。松闲的日子里，一些人会自发地清理老井周围的杂草，打捞老井里漂浮的草叶。每年大年初一的后半夜，乡亲们还保留着去老井里“抢新水”的传统，会虔诚地给老井下跪磕头，在井边焚香祈祷后，才担上一担水回家，用老井里的水滋润新年第一天的生活，以此记取老井的恩情。

煤油灯·电灯泡

农村山乡，未通电前，都曾有过使用煤油灯照明的历史，苏家寨也不例外。

一盏美观适用的煤油灯，用如豆的灯光驱逐着黑夜，让农村艰涩的生活多了些盼头，让乡亲们饱受生活压力的心头亮堂开来。

但凡有怀旧情结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怀念煤油灯陪伴的日子，会油然生出对煤油灯难以言明的情感来。

记得小时候，每当夜幕降临，家里简陋的堂屋里，陈旧漆黑的木桌上，往往会点燃着一盏煤油灯。有时候遇到家里来串门的男人，父亲就会在煤油灯下，为客人冲“百抖茶”，和客人品包谷酒，和客人共话桑麻。煤油灯发出的灯光柔和地照着，父亲他们的脸色神采奕奕，非常动人。遇到女人到家里来的时候，出面招呼的多是母亲。女人唠叨的话题很广泛，母亲应和着她们，或接着她们的话题延伸谈论开去，煤油灯的火焰常常被母亲她们的谈话和笑声感染得微微摇摆。

更多的时候，在煤油灯下，父亲常常麻利地忙着篾活，母亲则就着灯光缝缝补补。白天的时间，父亲母亲得照顾田地里的庄稼，两个人为盘田种地的事忙得不亦乐乎。父亲精通篾活的手艺，竹片被他破成粗细适中的长条后，纤细的竹篾被他调教得服服帖帖，在父亲一双灵巧的大手的编制中，一个个精致美观的簸箕、筛子、筲箕、撮箕、竹篮、竹帽，像变戏法一样呈现出来。父亲利用晚上的时间，创作出这些生活必须的艺术品，拿到街上卖，补贴家用，煤油灯才能每晚如约地被点燃。勤俭持家的母亲不仅得和父亲一起，操弄永远忙不完的农活，还得主管好一家人身上穿的衣装足上穿的鞋子。在煤油灯光下，慈母手中线，连起家人穿着事。

上小学了，晚上我开始加入了父母亲在煤油灯下忙活的行列。在煤油灯下，我背课文，背乘法口诀，默写生字，做家庭作业。在煤油灯下，我看到了父母的辛劳，逐渐领会到父母支撑家庭的艰难，不断丰满了自身知识的羽翼，自己也在一天天长大和懂事。

煤油灯陪伴我读完小学，升入了初中。这个时候，我学会制作煤油灯了。制作煤油灯很简单，材料就是一个空墨水瓶、一个牙膏嘴、一片废旧的手电筒电池的铝皮、一束棉线。把墨水瓶盖正中钻孔，把废旧的手电筒电池的铝皮擀卷成管状，把棉线放入铝皮管中，通过牙膏嘴的隔热，穿进墨水瓶里，倒上煤油，一个小巧精致的煤油灯就做成了。进入初中后，我制作了好多个煤油灯，家里几乎都用我制作的煤油灯。

点煤油灯少不了煤油。因为这样，家里通常放有煤油。当时装煤油的容器多是玻璃瓶，装酒的容器也是玻璃瓶。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好酒的外公来我家小住几天。有一个晚上外公喝高了，喝高了的外公还想喝酒，却错拿了装煤油的玻璃瓶，咕噜噜地喝下了不少煤油，让他呕吐得淌鼻涕流眼泪。

我开始读高中了，家乡依然未通电。高中设在县城，入学的时候父亲送我到学校。父亲和我，第一次在县城里见到电灯泡，终于知道了传说中的灯泡长什么样子。父亲和我刚到县城的那个晚上，我们看到了亮堂堂的电灯泡，都很兴奋。电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电灯泡左看右看，甚至还够起手来触摸了点灯泡好大一会儿。我理解父亲的神情和举动，那不仅仅是羡慕，也包含着强烈的渴望。

我读高二的上学期，父亲在来信中告诉我，家乡正架电杆、拉电线，马上就要通电了，家里晚上可以用电灯泡照明了。从父亲的来信中，我读出了父亲那种莫名的兴奋。一个月后，父亲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中一如既往地告诉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外，还告诉我说家乡终于圆了通电梦，家里三个房间、走廊及楼上共拉了六个电灯泡。父亲说，每到晚上，一拉开关，电灯泡就把家里照得和白天一样，再也不用点烟熏火燎的煤油灯了。

泥土路·水泥路

在我记忆的荧屏里，保留着苏家寨进村入户道路变迁的剪辑画面。这些画面以时间先后为序，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画面有些简单，以推、拉、摇、移的运动镜头相表现。

最先呈现的画面，是苏家寨连通集镇的主干道。道路时宽时窄，曲折蜿蜒。路面是灰黄的坎坷不平的泥土路，特写镜头是路中央不时有一个个凹下去的土坑，一个个凸起来的土丘。路两边长满杂草、藤蔓，有些路段甚至长有刺蓬，很多草茎、刺枝已经掩盖了路面。接下来的画面开始生动起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在路面上颠簸着缓缓驶过，司机的双手紧紧握住扶手，右脚警惕地轻轻踩在制动上，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路面，表情显得有些紧张惶恐。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放学归来，有男有女，有说有笑，行走在路上。两个男同学忽然开始你追我赶地跑将起来，很快就把同伴们抛在身后。奔跑的男同学中，身材稍高的跑过了身材稍小的，身材稍小的显出奋力奔跑的样子，却一不小心摔倒在凸凹不平的道路上，龇牙咧嘴的痛苦表情说明摔得不轻。前面的男同学急忙回转身搀扶他，后面的男女同学看到了这出戏，都哄笑起来。镜头推向连接主干道的入户路，路面依然是泥土路，细窄如缝，有平坦的，有陡直的。镜头摇着、移着一条条大同小异的入户路，有时也把路边的一间间土墙瓦顶的房屋拉近。所有画面底部，标注时间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画面看，会让人联想到贫穷、落后、闭塞甚至愚昧等等词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画面与八十年代相比，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一个画面弹跳出来：一条入户路上，忙碌不停的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像事前分过工一样，各司其职，各忙各的。妇女们用双手使劲地拔除路边的杂草，孩子们弯着腰用撮箕把沙砾倒在路中，老人们用锄头把沙砾捞平。路下面，一群男人正用石头支砌挡墙，石锤敲击錾子的声音，錾子雕琢石头的声音，正好为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配乐。另一个画面显示的是，一条条已经铺好沙砾、砌好石墙的入户路，从农户的院门口流出来，与主干道路相汇合。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妇女，喜笑颜开地看着门前的沙石路面（其中一个是我慈祥的奶奶），无限感慨地说：“雨水天脚上再也粘不上烂巴（泥泞）了。” 画面开始推向那一条连通集镇的唯一的主干道，开始的镜头是近景：路面铺上了褐色的河沙，显得比原来平坦多了。路两边的杂草荆棘被割除了，显得比原来宽阔多了。风轻轻地摇晃着路边的树苗，见不到飞扬的灰尘。接着是一个远距离拍摄的镜头：路上不时有一些匆匆赶路的行人，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行人身边奔驰而过，行人和拖拉机都没有显出刻意相互避让的样子。

最后一个部分的画面，落款时间是新世纪两千年以来。画面很单调，主体都是路。苏家寨连通集镇的主干道路，由主干道路分流出去的每一条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入户路。都是水泥路。路面很平整很洁净。单调的画面，硬铮铮的水泥路面，静默地叙说着村庄的发展变化。此时无声胜有声。从泥土路到水泥路，时间的跨度虽然有些漫长，但仅从路的发展路的变化足可想象得到，一个普通的乡村，已经开始贴近时代的脉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煦春风吹拂下，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奔驰在康庄大道上。

泥土路的消失，水泥路的新生，让脚下的路生发了质的变化，让一个村庄日益欣欣向荣。

看电影·看电视

说到看电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于苏家寨的乡亲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观看露天电影的历史岁月，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观看露天电影的尘封往事。

七十年代以来直到九十年代初，在这段将近二十年的悠悠岁月里，几乎每个天气晴朗的傍晚，苏家寨的很多乡亲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看露天电影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未婚的青年男女，吃过晚饭，收拾打扮一番后，就会相互邀约着往电影场赶。雨季天，道路泥泞，电影场停影，平时以看电影打发青春时光的青年人，就会搓脚抹掌的，显出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有的甚至会粗话连天地咒骂起不合适宜的鬼天气，坏了他们去看露天电影的美事。白天出工的路上，在劳作的田间地头聚拢休息的时候，一起去放牧和担柴的场合，农闲时节串门款白的时候，某某电影的情节或片段，某某演员的容貌气质，往往是他们谈兴很浓的话题。谈兴所至，模仿演员的对白，模仿演员的动作，也是常有的事。

露天电影场设在集镇，寨里的乡亲到电影场观看电影要走两公里左右的路，来回就得走不下四公里的路程。乡亲们却不嫌路远，不管农活多么辛劳，只要天晴，就好象不去看露天电影就会睡不着觉一样，照去不误，照看不误。集镇唯一的露天电影场占地两亩左右，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鸟飞不进去，人不借助梯子也爬不进去。要看电影就得买票，开始是一角两角，后来是三角五角。进电影场的门狭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进入，门口有收票员，收票员检验过票，才将看电影的人放行进入电影场。大人买了票，可以带一个小孩免费观看电影。而那个小孩能否免费观看电影，都得收票员说了算。常常去看电影的大人，或者说不得不带一个小孩去看电影的大人，还得向收票员好言好语和笑脸示好。电影放映结束，集镇通往苏家寨的路上，人头攒动，比赶集天都热闹，手电筒的光就像萤火虫一样上下左右地飞舞照耀。

寨里偶尔也会有几户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且场地宽阔的人家，遇到家里嫁姑娘娶媳妇招姑爷的大喜日子，为图热闹和喜庆，为讲排场及人气，会不惜麻烦和不怕破费地，提前和放映电影的人商量好价格商量好播映片数及片名，在家里的场院里连夜播放电影。这种时候，寨中人家家户户、老老小小，几乎都倾巢出动，聚集到办喜事的人家来，大人扛着小孩，男人挤着女人，把主人家场院围得水泄不通。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的幕布上的电影画面，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休息，甚至蚊子叮在眼皮上，都无暇顾及。直到天光放晓，电影停放，大家才揉揉干涩、赤红、惺忪的双眼，才长长的重重的打了一声呵欠，陆陆续续地各自散去。

露天电影，一度成为乡亲们精神生活的主旋律。

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们，不免会惊叹露天电影当时具有的巨大魅力。

露天电影的终结，源于家乡九十年代初期圆了通电梦之后。通电了，一切都改变了。集镇的露天电影场关闭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晚上集镇通往寨中的道路变冷清了，人山人海的场面消失了，手电筒作为主要照明工具的地位一落千丈。随着电视机日益走进千家万户，很多曾经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看露天电影的乡亲们，逐渐淡漠了露天电影的记忆。

开始的时候，电视机的价格不菲，买得起电视机的人家不多。为数不多的电视机用户，每到晚上，家里就像聚会般，会有很多人围着看电视，直到深夜才被主人家的呵欠驱散。谁家娶媳妇招姑爷，结婚家具中提前置备了电视机，婚礼就多了些风光。谁家嫁姑娘，把电视机作为嫁妆，肯定会引来羡慕的目光。

后来，电视机的价格越来越趋向合理，几乎家家户户都普及了电视机。随着电视机的种类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设备越来越先进，村里人的电视机屏幕一家更比一家大，品牌也一家更比一家好。家里有了电视机，乡亲们就变得越来越“宅”了。想看电视剧看电视剧，想看电影看电影，想看娱乐节目看娱乐节目，想看谈话节目看谈话节目，想看新闻看新闻，想看动物世界就看动物世界，想看动画片就看动画片。通过看电视，丰富了农经知识，提高了法制意识，开阔了眼界，增强了素养，提高了水平。足不出户，就可以遍览天下。看电影过渡到看电视，所有的一切，凸显出质的飞跃。

老学校·新学校

因为是一个自然村的原因，人多学龄儿童也多，苏家寨学校的办学规模曾经是完小级的。我小学阶段的学业，就是在苏家寨完小完成的。而我曾就读的苏家寨完小，已在一场震灾中毁于一旦。尽管如此，曾经在消失于地震中的苏家寨完小上过学的乡亲，都不会忘记她的模样，都不会忘记在她怀里成长的美好时光。念起她，都会亲切地呼她为“老学校”。

老学校，确实有些老了。老到让我无法知道它究竟建于何时，究竟存在了多少年。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进入老学校就读的，当时的老学校是五年制完小，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二、三十名学生，教师总共不会超过十名的样子。校舍是砖墙瓦顶，仅一层高，以砖为柱，以木为梁。砖柱托梁，梁上搭椽，椽上盖瓦。长方形的校舍，五个教室一字排开。瓦顶斑驳陈旧，青苔甚至不知名的杂草不知何时早在瓦缝间安家落户。梁和椽也有了些岁月的烙印，虫蛀的洞眼依稀可辨。门和窗开在校舍的正面，门窗上的红漆都几乎掉光了。每个教室里摆有十来张桌子，很多破旧的不知使用了多少年的木桌凳经常断脚掉腿的。教室里的地面经常坑坑洼洼，打扫教室的时候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扫帚和撮箕，只须用手拣去显眼的纸屑、粉笔头即可。黑板是木头做的，久未染墨的原因，很多黑板都快变成白板了。操场在校舍前面，有点像梯形，很不规则，做早操、课间操、上体育课，都在操场上进行。操场的左右两边，各竖着一个歪斜的篮球架，投球的铁圈就像一颗耷拉的脑袋。放学之后，上课之前，很多同学常常乐此不疲地在操场上打篮球。篮球场的下面，是教师宿舍和厨房，横横竖竖地摆放着，都是土墙瓦顶的房子。房间狭小，几乎每幢房屋的墙跟部都有很多明显的老鼠洞。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学校，我曾经就读了五年的老学校。

谁也料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会彻底结束了老学校的历史使命。确切时间为1988年11月6日二十一点零三分、二十一点十五分，原思茅地区澜沧县、临沧地区耿马县发生了震级为七点六、七点二级的大地震，我所在的永德县受到地震波及。当时我已经进入初中就读，因为是走读生，刚好走在回家的路途中。毫无防备的我，突然之间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听到了房屋建筑拉裂倒塌的声音，听到了人们惊恐万状的喊叫。苏家寨所在地为严重的受灾区，很多民房不同程度均受损坏。尤其是苏家寨完小，所有校舍夷为平地，有一个女教师还被短暂地埋在废墟中，所幸只是受了轻伤，未危及生命。

为了不耽误教育教学，苏家寨人民群众主动出资出力，在短时间内搭建了供师生临时教学所用的油毛毡房，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在震后重建中，苏家寨完小被重新选定了建筑地址。原先的学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学校”，在地震中老去不回了。老学校所在地，后来已变成私人宅基地，直到今天，仍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学校地基”。

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崭新的苏家寨学校，由于精简学校、撤并校点的原因，不再称为“完小”，而以“小学”称之。如今的苏家寨小学就在我所在的苏家寨四组所在地，与我的老家距离比较近。整所学校占地面积不低于五亩，教学楼是一幢三层的平顶房，窗明桌亮，美观大方。教师宿舍、厨房，都是钢混结构的平房，外墙还布满了靓丽夺目的瓷砖。教学楼前面有一个按照标准规格建设的篮球场，篮球场前面有一块宽阔平整的操场。学校四周，绿树成荫，花团锦簇。与老学校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出外读书，在外工作，我从没有去参观过如今的苏家寨小学。但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踏进故乡的土地，呼吸着故乡的清新空气，我常常会在路边深情地将美丽的苏家寨小学凝望。听着朗朗的读书声，看着操场上一个个戴着红领巾的活泼可爱的孩子，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记忆中的“老学校”来，就会觉得那些在新学校里就读的孩子们应该好好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因为他们如今生活、学习的环境太舒适太美好了，感觉他们真的是幸福的一代。

老瓦房·平顶房

在我孩提时代，苏家寨这个有十个社近四百户在永德县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寨子，根本没有一间平顶房。所有的房屋建筑，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一样，户与户之间就像是互相约定好必须一碗水端平一样。眼前的，远处的，一律一样颜色。家里的，邻居的，一律一个样式。土坯墙，乌瓦顶，房中烧一个火塘，点一个煤油灯，就算建筑时间有先后，一阵烟熏火燎之后，就都分不出彼此来，就都看不出新旧了。如果光从房屋建筑上看，真的无法看出哪一家富裕哪一家贫穷。所有的乡亲们，你好我好大家好，房屋建筑都不相上下。大家对于建设崭新民居的事宜，都显出不温不火、不紧不慢、不缓不急的态度来。

最初的时候，我们居住在爷爷奶奶分给父亲母亲的一幢三室的老瓦房里。这是一幢老得掉牙齿的瓦房，是爷爷成为了奶奶家的上门姑爷后，从奶奶娘家分家出来自立门户首建的房屋。我们一家住进去后，这间老瓦房至少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房子低矮，尤其是楼上，就好象专门为小孩子建一样，大人立起身子头部就会撞上椽瓦。底楼也不高，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我一米三、四的个子，在堂屋里举起双手，就能够到楼梁。三个房间都很狭窄，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卧室里摆一张木床，放几个箱柜，就连打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堂屋也宽不到哪里去，一张供桌一个老火塘外，就只有够三、五个人围坐的空间。没有专门的厨房，煮饭做菜烧水就在堂屋里。屋里经常生火冒烟，整幢房屋都黑不溜秋的。做饭炒菜烧水的时候，眼睛常常被烟熏得淌眼泪，人常常被弄得咳嗽不止。四周的土墙，经风雨剥蚀被老鼠打洞造窝而显得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老瓦房里，我们一家居住了十多年时间。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不知是腰里的钱袋子开始鼓了起来，还是确实感觉到现有的房屋建筑已经不能满足家庭生活所需而必须更新换代的缘故，不少乡亲们开始张罗新建和修缮房屋的事。结合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有的请来邻居亲友帮忙，拆除旧房，平整地基，置备木料，搬运土坯，购置新瓦，在老瓦房旧址上建盖起了空间更大、高度更高的新瓦房。为了防止老鼠在土墙里打洞造窝生儿育女，就买来水泥石灰，运来河沙，搅拌成水泥沙灰，请能工巧匠让土墙穿上坚实美观的外衣或内衣。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到砖窑里买来青砖，建起了砖墙瓦顶的砖瓦房。砖瓦房的造价相对较高，却无须担心老鼠的侵扰。

看到很多乡亲们都开始建房造屋，靠勤俭节约靠出卖猪鸡靠帮工挣钱积攒了一点钱的父亲母亲，也觉得老瓦房该淘汰出局了，决定新建一间宽敞的大瓦房。为了节省经济，他们早出晚归，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脱够了一间房屋所需的土坯；他们到路途比较遥远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买够了木料，又靠人担牛驮车运把所有的木料搬运回家。最终，在亲友的帮忙下，于八十年代末建起了两间大瓦房，一间为人居房，另一间为厨房。住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起的新瓦房，父亲母亲的心头舒坦多了，皱纹和白发却增加了不少。

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两千年以来，很多乡亲已经住上了平顶房。青砖及钢筋混泥土围垒而成的平顶房，住着舒适，看着美观。而且瓦房由于风吹雨淋日晒鼠爬，覆盖房顶的瓦片会破裂会位移，会让房屋漏雨，主人不得不定期爬上高高的房顶“拣漏”。“拣漏”的活计很危险，恐高的人只能望而兴叹，平顶房就无须和瓦房一样定期“拣漏”。父亲母亲和弟弟一家，如今依然住在父亲和母亲原先建盖的瓦房里。父亲母亲已经苍老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就顺乎情理地传递到弟弟手上。弟弟有恐高症，不敢上瓦顶“拣漏”，“拣漏”时只能请人代劳。弟弟很巴望早日能住上平顶房，为此他也充分发扬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种经济作物、学习经商做生意，一门心思苦苦挣钱。有一次在全家团聚的时候，弟弟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两个都在单位工作，等我攒够了钱也要盖平顶房了，你们也要助我一臂之力”。

看着弟弟坚定的样子，我和妹妹都许诺到时一定会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愿不久的将来，弟弟会圆这个住平顶房的美梦。

包谷饭·白米饭

我是吃包谷饭长大的。与我同龄以及年长于我的，生于苏家寨长于苏家寨的乡亲们都大抵如此。

我的童年处于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正是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正在渐次复苏的特殊时期。当时苏家寨的乡亲们思想很保守，经济意识淡薄，没有人去发动自己也不知道去种植经济作物，没有人会产生外出打工挣钱的念头，没有人去做生意赚零花补贴家用。彼此都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彼此都安于贫困。当时大家的经济条件以及生活水平，基本上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缺钱，有的人家甚至买一包盐巴的钱都得借。缺粮，这一方面是因为苏家寨是一个人口密集的自然村，两千左右的人口每户分到的田地有限。我家有五口人，就只分到两亩山地，半亩左右的水田。田地所出，维持半年的口粮都不够。另一方面是农业基础投入缺乏，遇到暴雨引发山洪，有限的田地东冲毁一片西拉损一块，也只能望天兴叹，无可奈何地干瞪眼。没有钱买肥料，庄稼缺少养分的补给，走不出靠天吃饭的落后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种得一山坡、收得一土锅”的收成，让乡亲们心寒得掉眼泪。

一年到头含辛茹苦，换来的是有限的可怜的为数不多的粮食。民以食为天，如何让这些救命粮维持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让一家人都能够苟延残喘地度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漫长日子，乡亲们可谓是绞尽脑汁。尤其是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的顶梁柱们，过早白去的头发常常紧皱的眉头，多是粮食的事情惹的祸。缺衣少食的关键时期，不得不惊叹于人的生命力之强大，不得不惊叹于人的保命自救的办法之多。母亲把收回家的玉米剥粒晒干，在夜晚煤油灯的陪伴中，用当家女人的勤俭、操劳、细心、贤淑以及聪慧，让石磨发出轰隆轰隆的呐喊，把一颗颗金黄的玉米粒研磨成砂粒和粉面。玉米研磨成的粉面，做面糊。在锅里烧半锅水，水沸腾起来的时候，左手盛半碗玉米面，右手握一双筷子，左手把玉米面抖落进锅里，右手快速地在锅里将玉米面搅拌均匀，等面糊再次沸腾了，把锅提离火塘，待面糊入口而不觉得烫的时候，就可以盛进碗里进餐了。一家人吸食面糊的声音，往往会传出很远。面糊吃腻了，就吃面裹饭。在簸箕里，把玉米面弄潮湿，在手的搅拌和抖动下，等玉米面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像豌豆一样大小的颗粒后，就放到蒸笼里蒸熟。逢年过节的时候，同蒸的还会有少量的白米。连续吃了几天面糊和面裹饭，母亲又会为家人煮玉米砂饭吃，把玉米研磨成的砂粒，淘洗过后，加少量水煮食。能在玉米砂粒里放入小半碗白米同煮，那肯定也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奢侈的过节或者过年的日子。

面糊、面裹饭、玉米砂饭，是我记忆极其深刻的养育我的包谷饭。我吃着包谷饭走过了童年的时光，走进了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日子。 尽管已经包产到户了，尽管国家已经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了，我的家里由于田地少，父母亲也因为孩子很小的原因，一时半会还想不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有效途径来，家里依然还很穷，还得继续吃包谷饭，白米饭在我看来依然还很神圣，想吃白米饭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直到上初中之前，我仍然盼望天天过节或者天天过年，我甚至非常可笑的希望自己天天生病，因为只有这样的日子里，我才能吃到香喷喷白生生的白米饭。

我进入初中，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事情了。乡亲们的生活已经一天更比一天好了，农业科技含量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很多人家开始搞起了种养业，钱袋子逐渐鼓起来了，很多人家已经吃上了白米饭，部分人家虽然还吃包谷饭，但吃白米饭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了。我家的生活情况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这得益于我家所在镇的热区地带搞开发，那里建起了白糖厂，广泛宣传发动种植甘蔗。幸好我家在热区也分到了一定的土地，父亲看到三个孩子一个已经进初中，两个已经上小学，就嘱咐母亲在家带好孩子，决定到热区的土地里种植甘蔗，决心放手一搏了。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吃得苦，过怕了苦日子的父亲头脑里开始诱发出浓厚的经济意识了。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发展了三十多亩的甘蔗，每年还种不少包谷和其它农作物。热区的甘蔗收入和粮食作物的收成，支撑起了家庭的生活开支，也让家庭的生活水平生发了巨大的变化。桌子上有白米饭吃了，有肉吃了。包谷饭已经远离了餐桌远离了家庭的生活，包谷已经专门成为了猪鸡牛的食物的组成部分。

如今，苏家寨的乡亲们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以包谷饭为主食了。很多山地已经种植了泡核桃等经济作物，包谷的产量越来越少了，用包谷饭打牙祭都成难事了。水田里种植的都是优质稻，到街上买米都会选择买又香又软的米。有一次回老家，吃饭的时候，吃着喷香糯软的白米饭，我触景生情地想起了包谷饭。就对已经上小学的儿子和侄子讲到我小时侯吃过的包谷饭，儿子和侄子迷惑不解地问我，包谷饭是什么样的？包谷饭是什么味道？还没有等我回答，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央求母亲做给他们包谷饭吃。母亲为难地对他们说，石磨都弄丢了，包谷都没有了，要怎样做包谷饭吃？

盘田地·闯四方

从我对故乡存有记忆开始直到今天，故乡在生发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乡亲们的精神面貌、生活条件和水平，都在悄然变化中。倘若有人问，我那些勤劳朴实可亲可敬的乡亲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会第一时间想到“盘田地”和“闯四方”这两个关键词。在我看来，这两个关键词尽管彼此没有什么关联，却折射出乡亲们前后之间的巨大变化。

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七八年来的那一段时间，正是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也是我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国家对国有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是中国农村依然现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家乡人由此家家户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尽可耕其田食其劳，他们深知土地是自家人生命的给养，就像再生父母般无私慷慨。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乡亲们就好象吃了定心丸一样，心里更塌实了，劳动更带劲了。大家都把心思放在田地上，对田地精耕细作，早出晚归、风里雨里侍弄田地伺候庄稼，强化投入和管理，力求田地有更多更大的产出，以滋润自家的生活。那个时候，乡亲们欣欣向荣的憧憬里，尽是丰厚殷实的内容。

盘田种地，天经地义。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们，都认准了这个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是属于田地依赖于田地的，因此就得全心全意地想着田地耕作田地。几分耕耘，几分回报，只有对田地真心实意，田地才会以诚相待才不会令人失望。田地就好象绳索，乡亲们心甘情愿成为栓在田地上的蚂蚱。那个时候，田地以及田地里的庄稼，是乡亲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乡亲们思考最多的问题。白天，照顾属于自己的田地，照顾田地里的庄稼，成为了乡亲们八匹骏马也拉不回来的生活主张；夜晚，就算竹笆或者木板垫底的床再硬再难睡，就算栖身的房屋再矮小再破烂，劳累一天的乡亲们都会睡得很塌实很安心。毕竟，金屋银屋比不上自家的土屋草屋；毕竟，距离老家并不遥远的田地，以及乡亲们睡梦中都会梦到的庄稼，在乡亲们的心头里都具有和老屋一样厚重的情感分量。老屋是为了盘田种地而建，盘田地种庄稼是为了支撑老屋。因为恋着老屋，因为恋着田地和庄稼，乡亲们都走不出老屋，走不出田地以及庄稼的视野。

那个时候，有女儿的人家不想让女儿嫁得太远，问媳妇的人家只求在近处找。毕竟，开亲就得常来往。而亲戚在得太远，一去一来得好几天时间，离开了老屋离开田地及庄稼三、两天时间，乡亲们就会牵肠挂肚，心里就会像无底洞般空空如也。老屋、田地、庄稼散发出一种无形的味道，把乡亲们紧紧包裹，让乡亲们作茧自缚于其中。因此，没有人会想到出外打工赚钱的事情。即便有人想到了，也会被讥讽为“神经有问题”；因此，不误节令的盘田种地，就成为了乡亲们的主要营生。谁家让田地荒芜对庄稼不闻不问，就会被视为“大脑短路”、“脑子进水”。遇到不得不外出办事或走亲几天的村民，事情办完不管时间是早是晚，都会归心似箭地往家赶，在亲戚的家里屁股还坐不热乎，就会和亲戚匆匆告辞返回家里。因为“想家想坏了”，“地里的包谷田里的水稻需要施肥需要管理”等等，成为了他们名副其实的理由和顺理合情的借口。

这种情形，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才逐渐开始有了很大的改观和变化。使之改观和变化的，是时代发展的步伐，是人们思想观念开始与时俱进，是乡亲们经济意识与日俱增，是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愿望滋长并日趋强烈的表现。

当时光之钟走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天天守着老屋，守着田地和庄稼的乡亲们，醍醐灌顶般如梦方醒：守着的老屋越守越老，守着的田地没有增减，守着的庄稼依旧只能满足温饱！钱窟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钱袋子却丝毫不见鼓起来。到这个时候，乡亲们终于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蕴涵的简单浅显的道理。守了多年的老屋、田地和庄稼，守不出多少钱来，要挣钱还得走出去！认识提高了，思想进步了，很多人开始把眼光望向外面，闯四方以挣钱养家的想法开始蠢蠢欲动。

一些未婚青年，开始显得有些不安分，劳作之余或者茶余饭后，经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讨论着如何走出乡村出外闯荡的相关话题。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或者交流的时候，青年们会用走出乡村出外闯荡的想法去试探家人。也有部分中老年人，开始和家里的青年人交换意见和想法，提出了由老人照顾家庭照看庄稼、年青人去外面帮工挣钱的建议。一些年轻人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勇敢地迈出了出外打工挣钱的第一步；也有一些年轻人隐瞒着父母，尾随着外出打工挣钱的队伍走进异乡，用体力或者智慧去圆自己的求财梦。时光在不紧不慢的流逝，转眼间故乡里就有很多未婚青年身处异地，或在工厂，或在工地，或在公司，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去打拼去奋斗。

这些在外打拼挣钱的青年人，很多都经历过生活的艰辛，都懂得如何勤俭节约。自然，在外打工赚钱的时间逾一年半载，手头上就有了一定的积蓄，老家的父母亲人就定期不定期的收到了一笔笔来自外地的汇款，家里的生活就开始滋润起来。当然，也有个别青年人，禁不住大城市的繁华和诱惑，挣一分吃一分，一年到头身上无几，更不用说接济家人了。农村人比、学、赶、超的意识不可谓不强，很多人瞅见大把大把寄钱回家的人家，开始把家里的青年人往外赶，动员青年人出外见世面开眼界，不希望青年人成为没有跨出过村的“楞头青”。于是乎，寨子里的很多青年人都开始流向外地，去做城市里的农民工。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把持不住自己，进歌厅舞厅宾馆酒店等娱乐场所，暗地里从事卖淫嫖娼等色情活动；也有部分年轻人，禁不住鼓动和诱惑，搞起了传销和诈骗。尽管有这些不协之音，但主流是好的。很多人一年奔波下来，年关回家探亲，除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带回家，还使自家的存款额不断攀升。

农村人有做不完的活，但按春种夏管秋收这样的农活顺序看，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农闲时节。由于一些青年人在外的时间久了，认识的人多了，也知道一些就业打工的地方，一些中年人就想利用农闲时节也出外长些见识挣些钱花，就义无返顾地奔着熟悉的青年们而去。很多时候，尤其是农闲时节，老屋里住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孩子们走四方出外打工挣钱去了，老人们就照顾比自己还老的老屋，照看淌着鼻涕的孩子，却也自领其乐。毕竟，生病了有钱看病，想吃东西有钱买吃。实在太想在外的孩子了，就可以通通电话。需要孩子火速回家的时候，那些闯荡四方的孩子们，就会搭车甚至乘机遵命赶回。

柴薪·沼气

和许多山里娃一样，从小我就开始学习农活这门功课，从小我就开始胜任起父母的小帮手的责任。我的父母亲以及和我父母亲一样以务农为生的乡亲们，就是教授我农活及农事知识的老师。自打扛得动锄头，我就开始学挖地学锄禾；自打开始会跑步，我就开始跟着父母去田地里观摩他们的劳作，就开始跟在牛屁股后面到山上放牧；自打舞得动砍刀，我就开始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山上、到森林里砍柴薪。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鲞铺》云：“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柴薪就位居首位，足见其之重要。我的儿时，家乡还不通电，家乡周边也没有出产煤矿之地，家家户户都以柴薪为燃料，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堆码着柴垛。煮饭炒菜、烧水烤酒、熬麦芽糖、煮猪食水，甚至驱寒烤火，都少不了要以柴薪生火。家乡人常常会在农闲时节，到山上砍柴挑柴驮柴，再把柴薪堆码在屋檐下让其自行晾干，备足一年之用。家中有柴心不慌。需要生火的时候，抱进门几块，用砍刀截段剖片，放进火塘或者灶口，燃上松明引火，火焰就开始在柴薪上舞蹈，屋檐上就开始炊烟袅袅。家里堆有柴薪，即便遇到风雨雷电的恶劣天气，都不会出现“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尴尬。

我进小学后，每到假期或周末，只要天气晴朗，早上的活计通常都是到山上或者森林里担柴。下午放牧，也得边放牧边砍柴，晚归的时候再吆着牲畜担着两捆柴薪回家。童年的小伙伴大多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因此我童年的小伙伴们，相互间是玩伴是砍柴伴是放牧伴。上学及上学之余，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放放牧，担担柴，我和小伙伴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断成长的。

森林或者山岩，常常是我们砍柴担柴的地方。几乎每家每户都分到一点森林，我们砍自家松树的枝杈，有时候乘人家不注意看守的时候，也偷砍人家森林里松树的枝杈。在偷砍人家松树枝杈的时候，不免有被主人家拿个正着抓个现行的时候，自己砍下来的松树枝杈物归原主不算，遇到脾气不好的主人还会挨其骂。有时候我们会像猴子一样，敏捷地攀上陡峭高悬的山岩，砍那些长在岩缝间的树木。到山岩里砍柴，不必担心会受到责骂，但攀在岩上很危险，父母很不赞成我们到山岩上砍柴担柴。实在拗不过我们，就会千叮万嘱要我们注意安全问题。

家乡寨子大、户数多，一年下来，每家每户都要烧完好几排柴。久而久之，森林里的松树几乎都被修光了枝杈，只留下树梢上少部分的枝杈。远远望去，森林里的松树都成了戴着帽子，不着衣裤的“光棍”。山岩里的树木几乎都被砍光了，失去树木遮蔽的山岩变“秃顶”了。加之后来林业部门对森林资源也管护得紧，柴源日益成为了大问题。乡亲们就不得不向外购买，就不得不把玉米杆、豆杆等当柴薪作燃料。好在后来家乡终于通了电，很多乡亲们为了解决缺柴少薪的困难问题，买了电饭锅、电炒锅、电热壶，用电煮饭炒菜烧水。

用电解决做饭菜烧开水的大问题，既免受烟熏之苦，又节力省时，方便是方便了，但电费开支就增大了，这很另乡亲们犯难和心疼。如果不烧柴不用电，也可以做饭菜烧开水那多好啊，乡亲们尽管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但我估计有这种想法的绝对不在少数。乡亲们可能料想不到，他们这种几乎像《天方夜谭》一样飘渺的想法，竟在新世纪两千年之后变成了现实。让乡亲们如愿以偿的，是沼气池项目建设在家乡的推广。

建一个池子，填装些发酵原料，经沼气发酵，产生沼气。无须用电，不用烧柴薪，点燃气体，就可以做饭菜烧开水，还可以照明。听到有这样的玩意，乡亲们都感到很新鲜很惊奇。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来越看重科技的乡亲们，自然是很相信宣传推广人员的介绍。有上级部门的扶持，既节能又环保，还可以享受到低碳生活带来的实惠，何乐而不为呢？！乡亲们的热情很高，积极性很高，几乎是一呼全应，家家户户很快都建起了沼气池，使用上了沼气。

如今，回到故乡，无论早晚，很少能见到房顶的袅袅升腾的炊烟了。乡亲们对沼气的使用已经习以为常、不离不弃了。故乡的森林更茂密了，山更青了，水更秀了，鸟更欢了，乡亲们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了。自然，乡亲们的心情越来越舒畅了。

家书·电话

在通讯设备极其落后的时期，家书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通讯工具。

自打读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课余饭后或者周末有空的时候，写家书是我常做的事情。确切地说，是代写家书。尽管识字不多，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家书和代写家书的。通常情况下，总是奶奶唠叨一句，我就写一句，遇到不知道的字，就用汉语拼音代替。小学的时候，我的汉语拼音还算学得不错，在代写家书的时候，汉语拼音就被派上了用场。往往家书写完了，听从奶奶的吩咐，就得把奶奶口述由我执笔的作品，像老师安排学生朗读课文一样，从头至尾地给奶奶念一遍。奶奶在我念家书的时候，甚至会把耳朵凑近我，听得很仔细很认真。直到奶奶认可了，我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总算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样的家书内容，不免重复罗嗦，甚至有些不忍猝读。我真不知道我的姑妈、我的姑姑和老叔，收到家书以后，究竟有何感想。

当时姑妈在距离老家数百公里之遥的异乡邮电所工作，初中毕业的姑姑在姑妈的介绍下，到姑妈工作之地就近的某个饭店当小工，老叔则刚刚进距离老家苏家寨五十多公里的县城一中读高中。交通不方便，且很难搭到车，姑妈、姑姑、老叔他们都一样，回一趟老家都很不容易。奶奶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很长时间见不到奶奶面，姑妈她们对奶奶很是牵挂。奶奶也很想念他们，尤其是对未婚的姑姑和读书的老叔更是放心不下。于是，彼此间常常家书往来，互通讯息，互致问候。奶奶就靠家书传话，把想对姑妈、姑姑、老叔说的话，寄予家书。而我就用错别字连天的语句和拗口的汉语拼音，把奶奶的声音传递到姑妈她们的耳朵里。

没有握过笔没有识过字的奶奶，自然无法写家书。刚开始学写作文且能耐得住奶奶口授家书时的絮叨的我，自然就成了奶奶写家书的主要依靠。在给姑妈、姑姑、老叔写家书的时候，除了开头、结尾保留家书的固有格式外，家书的正文里，我常常不厌其烦地提到“奶奶说”。比如给姑妈写的家书的正文里，就会对姑妈写道：“奶奶说，她的身体健康，叫你无须牵挂，自可安心工作”。奶奶最关心姑姑的婚姻大事，就记得有一次给姑姑写信，在奶奶的口授下，我对姑姑写道：“奶奶说，你的婚姻大事不能当儿戏，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之后，才能作出最终决定”。给老叔写的信中，写得最多的是要老叔认真珍惜上学读书的大好时光，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全家人的期望等等。我代奶奶写家书，姑妈、姑姑、老叔都心知肚明，因此就算家书里有些过头话，她们心里也不会与我计较，毕竟有“奶奶说”撑腰。

当时故乡里的人在外工作和读书的比较少，在外打工谋生的也不多。经常收到家书和写家书的人家也就比较少了。我家里有些例外，毕竟姑妈、姑姑、老叔三人都长期在外。

后来，我也进县城一中读高中了。尽管县城里有记时收费的电话，但我的家乡还没有人家装有电话。和家人的联系，还是靠家书。我每个学期都会给家里写几次家书，问候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问候家人的身体情况，也会把自己在学校学习的相关情况告诉家人。每个学期都会收到由父亲执笔母亲邮寄的家书，读着家书，读到了亲情，读懂了父母对我的关爱和希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我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在外工作或在外读书或在外打工的人。为了方便和出家在外的亲人的联系，很多人家都装上了程控电话。不管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按下电话号码，就能马上听到家人的声音，就能很快互通讯息。我的家里也第一时间装上了电话，有事无事，我常常和家人通过电话保持联系。

如今，电话已成了寻常之物。故乡的乡亲们，几乎每家都有程控电话，几乎每家都有一至二部移动电话。有了电话，家书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了电话，家书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而电话取代家书，足见乡村已日益迈上了现代化发展步伐。

故乡苏家寨，从我出生到现在，从时间的那头到这头，我们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从牙牙学语变化到已近不惑，故乡也健步如飞地行走在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变得更加美丽和富裕。我由衷地祝愿，也坚定地相信，我那美丽可爱的故乡，她的明天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