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1年12月，从卫校毕业的我携带新婚不久的妻子到镇上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很清楚地记得，我与妻子到小镇上开门诊时，一辆架子车拉去了我们所有的家当：一张用槐树打的简陋的床，一条板凳，两张椅子，还有母亲送给的十来斤大米。我们另立新家时，不仅没要父母一分钱，还替他们背负了六七千元的债务。再加上我上学、结婚和开门诊时借的钱，加起来足有上万元。记得门诊开起来后，每当小镇逢集，到我诊所里坐着的，大多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来讨债的债主。每每此时，我只能竭力赔着笑脸，好言宽慰那些讨债的人。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对文学创作的痴迷，成为我唯一的精神追求。为了改变生活面貌，我白天忙着应诊出诊，夜晚则挑灯夜战，读书写作。几年下来，我不但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了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而且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我也因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小小成绩，而被当地媒体誉为“小镇上的作家”。

自此，我应邀到各地参加笔会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因此，每次参加笔会，如何留下联系方式成为困扰我的一大问题。记得1997年9月，我到郑州市参加一家期刊社举办的文学笔会。由于我家里没有安装电话，当会议举办方制作通讯录时，我只好将同在镇上开诊所的堂哥的电话号码留了下来。后来，文友每每有事打电话找我时，堂哥不得不很远跑过来通知我。这给工作本来就异常忙碌的堂哥又添加了很大的麻烦，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心存不安和感激。

1998年，当我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些时，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我决定安装一部属于自己的电话。我算了算，安装一部电话，加上选号费、走线费、座机费等，整个儿下来大概需要2000元。负责安装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按照上面的规定，如果能提供退伍军人伤残证，就可以享受500元的优惠待遇。500元，在那时是不小的数目。于是，我自然想起初中同学晓春曾说过，他的哥哥从部队退伍时被评为九级伤残。于是，我当即骑上自行车，奔赴距离小镇数里外的小山村去找晓春。

令人欣慰的是，当晓春得知我的来意后，立刻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晓春提出了一个条件：关于借伤残证的事情，他是以个人名义向哥哥借的，千万不能让他哥哥知道是借给我了。据晓春说，他的哥哥是个脾气比较古怪的人，他在借给晓春伤残证时，曾再三强调不能把证件借给外人，否则他发现后立即翻脸。

没想到，我把伤残证借来没多久，晓春的哥哥还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透露真相的，不是别人，正是晓春。晓春的哥哥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诊所，暴跳如雷，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让我立即到邮电所要回他的伤残证。当晓春的哥哥大吼大嚷时，恰巧我的另一位初中同学老甘和他的爱人正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在诊所里输液。见此情景，老甘赶忙好心劝说晓春的哥哥。谁知，晓春的哥哥不仅不领情，反而骂骂咧咧，冲上来要与老甘干仗。幸亏我和老甘的爱人及时拉开了他们，否则一场意外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后来，我不得不到邮电所要回了伤残证，当初享受500元的优惠待遇自然也被取消了。因为这件事，我很长时间没再搭理晓春，总觉得是晓春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才让我和老甘陷入一场尴尬与不愉快中。晓春也多次向我解释，表达对我的歉意，但我每次都拂袖而去，对他一直耿耿于怀。我还让其他同学给晓春捎话说，此生不再与晓春有任何交往！

从此，我与晓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之间的隔阂很长时间都难以消除。

再后来，因为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我弃医从文，离开了小镇，到省城一家杂志社做了一名编辑。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较以前，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多年后的某一天，当我与晓春在郑州的某家餐馆相聚时，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几杯酒下肚，彼此间的不快，在觥筹交错间早已烟消云散。因为一部电话的事，我就与晓春形同陌路，这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式，恰巧暴露了我年少时的偏激与狭隘。现在每每想起当年的事情，我都羞愧不已，万分自责。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十几年过去了，感动我的事不少，但大多印象模糊，唯独当年安装电话的事情记忆犹新。如今，由于通信工具的多样化，人们对电话的依赖已不再十分强烈。我们家里早已人手一部手机，而且经常更换自己喜欢的品牌。

每天早晨去上班，行走在宽阔的马路上，迎着灿烂的朝阳，我都会被一种生活的美好感动着，斗志昂扬。此时，我觉得自己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人。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农民的儿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很难走出固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很难奢望有机会到省城从事自己心仪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