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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16年第6期|冯俊科:走出湨梁村(节选)

来源:《当代》2016年第6期 | 冯俊科  2018年11月14日07:50

导读: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我”青春期的所有挣扎,都为了离开湨梁村,为了苦熬后的扬眉吐气!“我”踏出村庄的代价竟然是又一条生命!作品写出了一代人走出村庄的艰难和伤痛。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得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地隔开。冬天寒风飕飕,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嗡嗡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地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咬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地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地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地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地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的,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锔碗锔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向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好像只有通过没完没了的唠叨,才能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地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说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说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涨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这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它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接长不短地来,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之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说,宁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说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羊拴在槽上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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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了起来,两脚走路轻盈快捷有健步如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地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儿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村里弄得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蹚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地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地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

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地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火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晒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煽“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地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工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地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地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檐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接长不短地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地惨叫一声,逃命一样地撒腿蹽了。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帽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们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鸡爪篮里扒拉来扒拉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叫:“就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俩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俩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俩也接长不短地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俩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而且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大出奇,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后来被人们称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得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恸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跟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犯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说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地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个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得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求?”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儿,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俩说得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叫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生。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房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蹶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地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得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地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那老太太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地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这个老太太从不悲伤,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2

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地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说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地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说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说,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地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儿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趴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地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地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露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黏糊糊地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á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地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得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应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湮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说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地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地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得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俩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噙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得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说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撅尾,说起话磬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地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地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地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地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县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至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地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地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厕,淘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得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哎,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才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淘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Xhyq\新华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8年当代\2018年当代\6#\链接\尸求.eps>,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伶俐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淡,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的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几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地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面前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地嚼我是憨囟、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地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撒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撒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遛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地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们爷俩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说:“这地方,风水不好。”

…… 

作者简介

冯俊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现任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主席,首都出版发行联盟主席。

获得过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北京文学奖。出版有《冯俊科中短篇小说集》《冯俊科中篇小说集》《江河日月》《写在墙上的思念》《并不遥远的往事》《千山碧透》等文学作品集和《西方幸福论》等哲学专著。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作家》等刊,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转载和《作家文摘报》连载。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阿拉伯语等在国外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