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一棵颇有名气的大樟树，它植根于武汉大学西操场东边的坡地之上。粗壮结实的树干略微向西倾斜，葳葳蕤蕤的枝叶蓬盖了约莫半亩地的面积。大樟树的妙处还在于树干的分岔很低，不到两尺高，而且几乎平行着分开了三个树杈，正好成为人们攀爬骑坐的好地方。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那葱绿的画布上面总点缀着斑斑斕斓的色彩。

大樟树的有名是缘于一部曾经风靡国内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影片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时，一个宿舍里几个不同家庭背景女大学生的悲欢故事。因为影片鼓荡着改革开放的清新之风，又描述了当时男女青年的情愫和憧憬，所以极受欢迎。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喜悦、兴奋、激动、得意，这些字眼都不足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终于成为一名女大学生了。当我怀揣着入学通知书，来到这所高等学府时，绚丽的晚霞，已把校门染得彤红……”小说中的这段开篇描写成为青年男女脍炙人口的谈资。小说的作者喻杉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作品也是以这所大学为原型展开的，所以拍摄电影时大部分场景也选择了这里。一时间，那棵攀坐着靓丽女大学生的大樟树，似乎就成为了武大的崭新象征。

前不久，我参加了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是上午闭幕的，而我买的是傍晚六点多钟回广州的高铁车票，这中间有七八个小时没有地方落脚，于是我想起了离武昌洪山礼堂不远的母校。

酷暑之下，顶着烈日走进写着“国立武汉大学”的仿古牌坊，步行数百米临近珞珈山麓，我就径直奔向了那棵睽违已久的大樟树。

大樟树依然葳蕤地挺立在西操场旁，只是那粗壮的分枝似乎承受不住枝叶的压力，微微下坠了一些，被撑上几根粗大的支架。尽管夏日炎炎，那密密实实的枝枝叶叶，仍旧慷慨地遮掩出一片洋洋洒洒的阴凉。无处落脚的我，又怡然地倚坐在了大樟树的树杈上。

说来也怪，明明是骄阳如火的大暑天气，可当我静心在大樟树下坐定时，就有一股股清风从四处吹来，如丝如缕，爽人肤肌……

当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一团跃动的薪火，点燃了千千万万渴望知识的蓬蓬心原。我当亦然，兴致勃勃报名参考。无奈我是六八届的初中生，也就是所谓最小的“老三届”，充其量也就是初中一年级的底子，自然是折戟沉沙。我以为自己的大学梦从此永远破灭了。没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当时可不老，刚年届五十）领教育改革风气之先，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实行了插班生制度，并以此招收“作家班”，为一批错过高考但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敞开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如刘亚洲、袁厚春、朱秀梅、陈世旭、沈虹光、熊召政、水运宪等等，都有幸成为珞珈学子。当时，我也在国内几家知名刊物发表了小说作品，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所以也动了报考武大作家班的念头。但一打听，读作家班要交两三千元学费，在我这个月薪仅56元的普通工人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又一打听，依我的条件，可以报考中文系插班生，作品计30%的分，文化考试计70%的分。如果能考进前5名，就可以获得公费入学资格，学杂费国家全包，而且每月还有和原工资差不多的生活补助。于是我认真备考，努力一搏，成绩居然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考生中名列前茅。1988年5月，30出头的我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公费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我正在江陵县政府编纂地方志，县志正处于杀青阶段，县长不肯放人。前来外调的武大工作人员将我的情况向学校汇报后，教务处竟派出一名副处长专程来到我所在的县城，登门给县委书记和县长做工作。这样，那位县长才松了一点口，同意我保留学籍，明年去上学。这下可给学校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我还未入学呐，哪来的学籍可保留呢？顿时，我觉得读大学的梦想就此彻底幻灭了。可是，武汉大学并没有放弃我，在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上专门讨论我的入学问题，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保留其入学资格一年”。后来据教务处的人讲，我的入学问题开了武汉大学的两个先河：一是专门将一名学生的入学议题纳入校务会；二是对一个尚未入学没有学籍的学生保留入学资格一年。特别是后一个，可能成为武汉大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这需要改革者多大的勇气和担当呀！学校领导对此项决定的理由只说了四个字：“人才难得。”

就这样，次年枫叶放红的秋天，我终于走进了风景如画的武大校园。因为历史的原因，那一届作家班与插班生班合并，我幸运地被同学们推举为大班的班长。那时候，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久映不衰，武大西操场边的这棵大樟树，自然也成了我们班男女同学聚会的圣地。只要是晴好天气，日落时分，三五同学总会相邀来到这华冠如盖的大树下，尽享那清爽怡人的四面来风……

风从东边来。大樟树的东边是依山而建的宫殿般的宏伟教学楼。在那里，我们如痴如醉地聆听国宝级老教授如泣如诉地吟唱讲解《诗经》、《离骚》；也曾面红耳赤地与讲授《马列文论》的老师争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式”评判的各自见解。当老教授说出，给我们上课或是批阅我们的卷面简直是一种享受时，我们充满了喜悦与自得。

风从南边来。大樟树的南边是中西合璧风格的新建武大图书馆。在这座号称当时全国大学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里，我们和本科生一样废寝忘食地去争房间、抢座位。在那里，我们饥不择食地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乔依斯的结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西方作品大快朵颐。当然，书单上也少不了各种珍本、善本的中国古典名著、笔记小说、稗闻野史。

风从西边来。大樟树西边是一个围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也叫西操场。那里是我们撒野寻欢的地方。因为年龄优势，我们班时常是各种球赛的优胜者。在这里打篮球，我们认识了从德国来武大留学的一个高大的日尔曼姑娘，闲暇时向她询问歌德的人文影响。打乒乓球时，又认识了娇小玲珑的日本女留学生，这就有了讨论川端康成意识流小说的机会。

风从北边来。大樟树北边是我们的桂园宿舍和一个常用作大型活动的阶梯教室。在那里，我们曾在辩论赛中与哲学系代表队激辩“安乐死”的话题，按校坊间的说法，其结果是“说故事的战胜了说道理的”。在那方简易的舞台上，我们还给武大艺术团留下了自创的保留节目哑剧《寻表》。

事实证明，武大改革者招收插班生和作家班的举措是高度睿智的。我们这些与高考入校生格格不入的学子，在接受难得的高等教育同时，也给大学校园带来了新鲜而活跃的气息。正是不同途径入学的大学生之间所发生的思想激荡和精神碰撞，才使得这所百年老校呈现出新的活力。仅以武大中文系涌现出的知名作家群为例，就可罗列出方方、池莉、喻杉、王家新、高伐林、陈应松、林白、邱华栋、哲夫、袁子弹等一长串分量厚重的名单。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独树一帜的，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一个道理：“大学之大，并不在于高楼大厦。”

弹指四十年，清风无衰微。诚然，此时风毕竟非彼时风。

随着大樟树枝叶的轻轻摇曳，一股灵动的音乐伴着清风从东南方向徐徐飘来。那是陈东升校友近年捐建的“万林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清流”主题青年美术家画展。一批以“85思潮”为旗帜的年轻艺术家群体，用新奇而独特的艺术触角，向今天的武大学子们描绘着线条与色彩的中国故事。

清风不歇，激荡永续，期许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