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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18年第6期|鱼禾:寄居之所

来源:《天涯》2018年第6期 | 鱼禾  2018年11月09日08:21

1

她坐在那里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后面的人听不清楚。有人把话筒向她嘴边移近了一点。声音依然很轻。那是后退的、云淡风轻的声音,独白的口吻,仿佛她面对的不是人群,而是一片空地。

这是一场以诗歌为主题的读书会。她聊起自己诗歌的精神来源,聊到索德格朗、辛波斯卡、狄金森……也都是我喜爱的。女性对于生命的独特直觉在诗歌里曾经得到过怎样的表达,从她们便可窥见。这种吸纳与输出的力量是软性的、强韧的,正如水流,仿佛涣散,可以随物赋形,却能浸透许多事物。她描述那座创造力的金字塔。她曾经把文艺输出中最为理性的部分视为塔尖。当一种观念广被认可之后,理念便成为新构筑的塔基,进而,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出现了。这时候,塔尖是诗歌。这种困难度最高的表达形式,考验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整全的人格,需要调动整体的生命经验。她说,正是这种高度和完成度,让她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重新选择了诗歌,而诗歌也成为拯救者。

人们开始发言。我细听他们说话,觉得他们并不怎么关心诗歌。他们更关心她这个人——他们和她的交道,她的才华,她的成就。这关心有点复杂,有点枝枝蔓蔓,跟她正在聊的话题不大切合。在座者有许多人跟她是旧相识。老友相见,能把任何话题变成叙旧,这很正常。有些人曾经写过诗歌,后来转向了别的文体。和其他行业一样,诗歌当然也可以被视为由从业者构成的行当。从业者会渐渐形成一个圈子。但似乎只有极少数在意诗歌,其他人对诗歌不以为意。对许多人而言,“写诗”仿佛是对某个行当的投靠。但诗歌属于极端的事物,需要极端的心肠,大冷或者大热。这是具有奇异禀赋的一小撮人的事,甚至——有时候我想——诗歌简直是非人间的事,只有天使或魔鬼才能操作。

她不怎么答问,只是自说自话。一个人没有辗转四顾的习惯,自然会保持这样的态度——你们关心你们的,我关心我的,我不需要你们附和我,我的注意力也不会被你们牵着走。

我跟她至多属于熟人,还算不上朋友。事实上,由于开始写作很晚,我跟圈中许多人都没有过深的交道。偶尔在饭局上听见些淅淅沥沥的掌故,关于张三,关于李四,因为没有直接经验做依据,颇觉难辨真伪。在影影绰绰的流言里,写诗的人多少有点不寻常,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有时候陷在传闻所提供的场景里,我想象当时的细节,很难像别人一样笑出声来。我左想想右想想,会把我这个不写诗的人也想进去。事实上我也是不谨慎的人,容易受到流言攻击。我想,若是我,我也会的,会在那种情形中突然感到厌恶,会说出冰凌般的冷话。这本是寻常人情,不难理解。只是人们习惯于对某些行当抱持苛求。

常常是这样,一桩关于你的流言已经到处流传,你才在某个角落不经意间听到。流言并不面目可憎,它常常是以笑呵呵的方式传播的。在貌似并无恶意的嬉笑声里,一个“被谈论的人”会无端成为可笑之人。没有什么比“滑稽”更能瓦解诗意了。无论如何,诗歌之事总是庄重的;诗人,可以霸道,好色,神经质,但不能是个小丑——这是人们心中的定律。要摆脱种种歧义和框定,对人来说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她似乎一直能跟这些琐屑之事保持距离。仿佛她有一层隔离灰尘的隐身衣,这些人际摩擦造成的碎屑沾染不到她。

在举办读书会的园子里,女人们照例花枝招展,让人想到莺莺燕燕这样的描述。而她简单到底。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一袭暗红羊绒长外套,平底卡其色皮鞋。即便在室外,她说话音量也不高,极少大笑,双手笼在衣袋里慢悠悠走路,从不勾肩搭背。我就想,这是个不会跟任何人过从甚密的人。就人际交往的规律来看也缺乏这种可能。精神自足会让一个人意识到人和人保持间距的重要。或者可以说,间距不见得被明确意识到,但精神自足本身就具有拒斥力,它会在主客之间——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物之间,拉开一点距离。

这让我羡慕。也因此,我先看她怎么个“撤离”。眼前这本书辑录的诗歌全部写于去年。她坦承那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对她而言,那也正是知天命的年纪。诗行里的撤离仿佛是忍耐许久之后所下的一个决心,是破釜沉舟式的,毅然,彻底,绝无犹疑。漫长的排比犹如阅兵式上的队列行进,整齐、隆重、气势如虹。在这样的形式之中却又藏着肃杀,令人感受到某种一意孤行的壮烈。这种骨子里的坚决,慨当以慷的气概,也许正是汉语诗歌的美感所在。与生命的险峻所抗衡的转身,难免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所有目不斜视的孤绝的吟诵者,也许都是这样的。

尽管我对这易水歌般的决绝怀有仰慕,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对寻常人而言,从一切中撤离,并不是凭一次决意就可以实现。这束缚了我们也给予我们寄居之所的外壳——身体,以及维护这个寄居之所所必须的事物,如果不是由于阅读与写作,如果不是由于诗歌或诗意,那些具体事物所构成的小世界,或许就是我们全部的命运;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心有旁骛,或许这外壳终将令我们俯首帖耳。

2

塔尖在哪里,也许从来都是不确定的。相对于文体,相对于执笔者,都是如此。我记得她的随笔和评论。世界的精彩与颓败、清纯与混沌,竟可以表达得如此典雅、自由、准确——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标高,更是一种致命的吸引。阅读中的我本是心眼俱冷,不容易被说服,更不容易被打动。因而,是否被说服、被打动,往往成为我对读物的第一掂量。她的写作使我确信文学意味着更多,确信文学不是或至少不仅是某种技艺高超的自洽,也不见得就是对与众不同、流布四方的企望,或者,它只是一种“与己不同”,是对这个局促的寄居之所的游离,是明知不能摆脱却怀着疏远之心的告示。

诗意其实早已、且似乎从来都可以弥漫于任何一种文体之中,只要前提具备。诗意也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怂恿我们“撤离”的妄想。

七八年前的一个深秋,我跟随越野团队去了黄河源头。正当我在鄂陵湖边的驼色草甸上盯着湖水发呆的时候,天气突变,青色湖水瞬间灰白,继而铁黑。抬头一看,墨黑的乌云正从高空翻滚而下。高原上的云有触目的质感,它们正在下落,很快,很重,仿佛那不是云块而是含盐的海水,它自上而下扑向我,像一场从天而降的海啸。那情景让人心惊肉跳。我们转身奔向停在路边的越野车,迅速发动,调头。越野车沿着河岸草甸上的土路仓皇逃离。云层还在往下压。大片的驼色草坡与铁黑的云层形成炫目的色调对比,有一种令人魂飞魄散的美。草坡低缓处,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群藏野驴——有六七只。它们无视那样的天气突变,仍然在草坡上悠闲地吃草。那悠闲传递了一种令人放心的讯号,稍稍缓解了我的紧张。

鄂陵湖边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象,头顶是陆地般的云层,远处地平线之上是一线炫目的晴空。让人感觉云层是某种正在经过头顶的地质平移物,一片滑翔中的天空之城,或者海。

大雪是在我们经过漫水滩的时候来的。眨眼之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进来时依稀可辨的土路完全不见踪迹。我脑际掠过许多人写过、唱过、吟诵过的黄河源,想到一位画家的长卷,也想到她那篇著名的随笔。那时我搭乘的越野车里正放着刀郎的《西海情歌》。那首歌的创作源自一桩绝恋:一对大学毕业的恋人一同报名,志愿到寂寥的可可西里去。女孩被安排到藏羚羊观察站,男孩则被安排到条件更加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不久,男孩被一场大雪困住,冻死在可可西里腹地。不知道这个故事,则不太可能体会歌声里的悲痛。

那种美感和荒凉,这个正在聊着诗歌、略有疲倦之色的人,曾以随笔的形式表达过。在漫水滩的雪地里,他们有过的悲痛也映现到我心头。我在那片去路苍茫、缈无头绪的漫水滩上放声痛哭。那是他们的悲痛,也是我的。是我的,仿佛也是许多人的。许多人——跟我相关或不相关的人,今人古人,男人女人,他们的故事层层叠叠,在我头顶形成巨大的令人惊怖的悬念。

我们心中的全部感想,我们全部的记忆和想象,相对于现实的发生,总还是显得孱弱、窄小、轻浮。在生死爱恨的大事件之间,更多的是无止无休的日常。它就如江河,源流芜杂,循环往复。

局限于方寸之间的写作,似乎与这样的巨大不吻合,不匹配。

3

我在不同的文体之间试来试去。

某种新尝试会豁然打开储藏,把它们化为火焰。每逢那种时刻到来,总是舍不得把双手从键盘上拿开。不想错过每一个能量爆发的玄妙时刻。一种可能性很快便会化为现实。我常常从秩序井然与娴熟中窥见一种表达方式的末路。手下的河流慢慢枯竭。到最后,河流成为纸上的标识,成为一道蓝色的细线,成为一个概念。这意味着,并不是真正的源头活水在吸引我,吸引我的只是汛期造成的季节性的充沛。我跟我企图呈现的事物之间依然是两套肺腑。我摆脱不了我自己的惯性和偏见。

一位写作者说,因为担心这种隔离过早地发生,他于是返回故地,悉心体察那种曾经哺育过自己、如今已经十分隔膜的生活。他追寻着许多离乡人的踪迹,努力进入他们的日常,看看外面的世界正在带给他们什么。他要求自己尽量忠实、整全地记录。然而,几年后他还是从纪实转向了虚构。虚构中所蕴含的能量令人惊异。在题材与技法的双重意义上,你都只能够看到它的来源,却看不清它的终点。终点在地平线那边。虚构的野心所指,在寻常视野之外。他还是以他捏合的“这一个”,代表了散布四方的他们。

也许,这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撤离。

必须和有实质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的观看才可能不失焦。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不是单纯的人和事,而是一种含有过多成见的人际关系。过多地触碰它们会有不可避免的困扰——你的傲慢与偏见,还有你的忌讳,都会自动过滤,造成散射、折射、逆光,造成隐瞒,造成失真的景象。

在属于你的社区里,坦诚是困难的。不曾有过彻底的坦诚,哪怕一次。你所有的陈词只不过貌似坦诚。你化妆之后才出门。你增加亮度,减去色斑。你把浓淡不一的两条眉毛描画得完全对称。你使用逼近本色的绯闻唇红。就是这样,你纸上谈兵,安排一场又一场没有瑕疵的战役。但那并不是真的战役,没有子弹穿梭,没有流血与死亡。进而也没有真正的危险,没有身体面临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时那种本能的不能自控的紧张,没有胆怯与逃跑,没有血淋淋的失败,没有尸横遍野。也许这不能称之为撤离。这只是逃脱,是从实质性的存在里躲出去,在某个事不关己的角落里,隔着防弹玻璃回头看。

河流正在枯竭。并非智力或想象力的缺陷,而是感受力的萎靡。长久不遭遇强烈事物的感官正在丧失它们本来的敏锐。它们习惯于轻巧优雅的舒适,不痛不痒。唯有某些极端事件才能偶尔唤醒它们。

在偶尔醒来的片刻,我惊奇于自己的悲欢,它们新鲜而激烈,让人不吐不快。极端事件的强烈和尖锐犹如一场私人世界的核裂变。我没有靠近事件,但是事件穿透了我。事件很远,无坚不摧的辐射依然穿墙而入,让我的玻璃屏障失效。这种辐射常常带来无可预见的破坏。在感受力短暂复苏的剧痛中我不得不承认,所谓距离,就是隔阂。

“失焦”只是一个假推论。我们的眼睛很少因为近在咫尺就失去焦点。在俗常“看”的意义上,失焦只有在借助机械的情况下才存在。而在机械技术消除了微距摄影的困难之后,失焦似乎也就只是一个与俗常之“看”无关的概念了。这样“看”是不够的。不投入其中你就永远不能获得真相。不投入其中,感受力就总是休眠,不能应和意志的调动。休眠是另一种死亡,是含有复苏可能的浅死亡。

很晚以后才想明白,这根本不是远近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在场与否的问题。跟文体毫无关系。跟全部的手段毫无关系。这仅仅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在我和我的目的地之间,要么冒险活着,要么安稳睡着,没有第三种可能。我的心意一直都没有消除。我睡不着。

4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年。十年前,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疲劳和捆绑,我离开了那个终日碌碌的所谓肥差,来到这个被称为“清水衙门”的部门。这地方虽然理论上也在机关序列,却是机关的边角,而且是被裁到一边闲置的边角,是奔涌向前的河流靠近岸边的一个浅水洼。从外部看,它只是机关序列里的小摆设。

这个地方的清净与此前的喧嚣形成了触目的对比。尽管人人都知道这地方是清闲的,但它的清闲程度还是让我暗暗惊讶。到这里上班的第一天,我来到我整饬一新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一张长沙发、一只茶几、两个文件柜,别无长物,连电脑都没有。我依据原来的办公习惯,把办公必需品列了长长一张单子,要求当天配齐。负责采买的会计一看单子就结巴起来。这这这,她满脸吃惊地说,我得去找领导说说。仿佛这件事很离谱。整整一周,我的办公室没来过一个人。因为办公楼几乎是空的,除了头儿的办公室亮着灯,单位办公室有两三个年轻孩子支应差事,没有别的人。每天下班,头儿的办公室便热闹起来,有四个人关起门来在里面玩扑克。我每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根本没人过问。我便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到单位,看看书,吃午餐,午休,再看看书,就可以回家了。紧绷了十多年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我都在睡懒觉,每天睡到自然醒,把十几年欠下的觉都补回来了。

一个月过去了,我从补觉的松弛中缓过神儿来,新电脑也摆到了办公桌上。十多年的淤积等待清理,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却不容易掀动。我总觉得隔着什么,意弱辞穷,力道不够。我于惶惶之中,答应了朋友的约请,开始为一家晚报的周刊写专栏。千把字的小豆腐块,一周一篇,一直开到年底。期间和几个朋友一起,把郑州周边的旮旮旯旯走了一遍,并且以此为主题,为另一家炙手可热的都市报写专栏。

有限的储备正在迅速消耗。而这种小机灵卖弄久了,我怕我的经验会全都碎成芝麻粒。于是忍住,停止。

当“写什么”成为一个必须经常自问的问题,写作本身,就多多少少带了些装腔作势。不时遇见同行,问,最近写什么呢?我手中的一杯酒便有些难以下咽。假如我在写小说,写着长篇或中短篇,那似乎说起来更像一件事,可以说说的。写诗的人似乎就不大好意思把写诗当成一件事挂到嘴上,不过,大致也可以说说的。但我一直在写散文。虽然不是那种小豆腐块,也不是用妩媚言辞劝人或哄人的小插花,但我还是不能够坦白,我在写什么。这显得煞有介事。而散文似乎是不能煞有介事、不能预谋的。

往事沉重含混,经过了多年的发酵。其中有多少是已经消化并且打开的,可以构成写作意义上的有效经验,我不确定。有些沉积不敢轻易去碰。怕自己下手没轻重,白白弄坏了材料。我不能无限隐藏,不能无动于衷,我是与无限的人与事物同在的那一个,我的悲欢常常缘于琐屑,一点也不比他们更重大,那么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意味着什么,是否仍有可能成为一个创造者?如果不能,我的过往岂不是与他人毫无关系,而仅仅是我的负担?

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年底,当我突然意识到“十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对自己很是失望。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算年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信心洋溢,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能所向披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十年了,那些曾经在记忆里滚涌喧嚣、让我夜不能寐的往事,此刻何在?

初来时的清净不复存在。当初的陌生人,现在都熟悉起来,交往起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这小小的人群便不再是(也许从来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派一派的。我不想加入任何一派。人们争排名、争职位,缺少实质性标的物的时候,争上风。那些标的物,那些风头、面子,我曾经司空见惯,都是徒有其表的勾当,没意思。好不容易脱身而出,那些东西不可能再吸引我。我跟任何一派都没有共同诉求,我对他们在意的虚荣和实利由衷地不感兴趣。我觉得本质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样的标的物上。在他们之间我就像一只蝙蝠,非禽非兽,非左非右——这一向是一个处于道德凹点的角色,一不留神儿,两派三派的砖头都会砸到你头上。这个因为怠惰过甚所以一事无成的群落,不仅是奔涌向前的河流靠近岸边的一个浅水洼。清浅只是当时的错觉。现在,这一摊长期不流动的死水,下面已经沤成了淤泥。

河流有底,淤泥无底。我的双脚已经感到向下沉坠的引力了。春节前后,我在寒流的袭击下感染流感,卧床半月,结结实实病了一场。

在接踵而来的纠缠之中,我不时想起去年深秋,在那片草木繁茂的园子里,她双手笼在衣袖里悠闲踱步的样子。那一层防尘的心罩,要经过怎样的试炼才能获得呢?那一条隐在荒草中的冷僻路,我似乎望见了,却又相隔太远、辨认不清。

5

就在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年,她离开这里去了另一个城市。

我看着她最近的照片。白皙,丰润,清水般的眼神儿,看上去依然赏心悦目。这种眼神儿在成年人脸上不常见,是初涉世事而未经熏染的少年的眼神儿。用以形容成年人的词语,漂亮、俊俏、艳丽、清秀之类,都是不适合她的。到了这个年纪,人的神色里一般会有几分世故,有几分颜色的女人还会带些妩媚之态。她没有。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像个大孩子般无邪。她站就是站,坐就是坐,看人就是直白地不加修饰地看人。这直白里面又有某种了然,因而有某种无可言喻的动人。

这真是难得的福气,是具有某种特殊成长背景的人才有的福气。那当然是令人羡慕的背景:倍受宠爱。与书为伴。不需要面对物质生活的捉襟见肘。不需要面对俗常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种种人际关系的不堪。不需要将就与自己不匹配的人和事。可以闭门谢客,心无旁骛。

我有一个发小,聪明且世故,年轻时写过诗歌,后来从政,口不臧否人物,即或表态,必是玩世不恭的口气,声东击西,嘻哈玩笑,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次偶然说到她,那厮竟然正襟危坐,肃然曰,那是白雪公主啊,我都不太敢随便跟她说话。

一个人最终会退回到自己,从一扇小小的窗口打量风物。不需要太靠近,那些东西都清清楚楚。许多无关紧要之物、无关紧要之事,都被略过了。那些东西和那扇窗户,其实也不是必须的。它们都可以在重构中被代换。

我依然希望为我的转述赋予相对硬朗的素质——像土地,能够承托也能够孕育,哪怕这只是一种错觉:调动细节却又绝不依赖;为自己捏造一个替身,尽管他通常只是一晃而过;戒除唯美和情意绵绵,以免文本质地溏化;尽量戒除惯性和仪式,以免这地面失去土的生机。

埃及术士用一滴墨为镜子,展现万里之外的景象。而我们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使用实物。这有个前提,我们须得始终处身实物之间,不断地化身为它们,体味它们对邻物、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对我们的感触。让自我碎裂为仿佛不存在。让自我的每一颗微粒都浸透俗世的判断。

自我之中涵纳众生万物。这一点,她也许在早年就完成了。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经验如果可以嫁接,许多时候就不必活了。我一直对于引用保持谨慎,也时刻警惕教诲的嗜好。人这一生固然很短,但也难能因此潦草敷衍。要靠谱地活下去,必须一样一样,逐个尝试。也许这一番出入永无终止。只要万物生长,你就必须不断地粉碎自己,化为它们;或者相反。处身其中,或者抽身撤离。我们和灵魂隐匿其中的事物,总是貌离神合,难解难分。似乎总是这样:推杯换盏之间,后山杏花已落。

鱼禾,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私人传说》《非常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