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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2018年第11期|周燕芬:杨争光的“光”

来源:《美文》2018年第11期 | 周燕芬  2018年11月09日08:07

杨争光这个名字叫着响亮,听着也响亮,想必父母给他起这名儿时,是寄托了很重的期望在儿子身上的,虽然成年之后的杨争光不喜欢任何的强加于他,但这件事没由了他,而且从传统意义上讲,他确实是给父母争光了。

1978年,杨争光走出陕西乾县,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由此开启他的文学艺术之路,走过了与诗歌相伴的青春岁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爆发式地推出了一系列风格鲜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他的短篇《从沙坪镇到顶天峁》《蛾变》《蓝鱼儿》《高潮》,他的中篇《黑风景》《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杂嘴子》等等,今天读来依然感到震撼,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小说。长篇小说从《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说起》到《少年张冲六章》,是以差不多十年一部的节奏面世的,与当代作家中的高产者相比,杨争光确实写得不算太多,但文学向来不以数量比高低,从文学思想的含金量而论,杨争光是对得起他所身处的文学时代的。

1989年杨争光调进西安制片厂任专业编剧。在放下小说的那些日子里,杨争光在影视剧创作上干得风生水起,他的《双旗镇刀客》拍摄后获了国际大奖,他操刀改编电视剧《水浒传》全中国家喻户晓,在很长时间里,杨争光当编剧的名声是盖过了小说家的。但是杨争光一直强调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小说,他对小说艺术的执念从来没有改变过,其实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他的影视剧作品,你会发现他是用对待小说一样的严肃态度对待剧本创作的,他写过的电影剧本中,也有不少并没有拍成电影,杨争光自己也曾说过,文学剧本首先应该具有文学的品质,如果强化了这样的品质,会不会影响到影像作品对于观众的喜闻乐见呢?总之杨争光虽然和影视艺术有着不浅的“交情”,但某种与文学精神相关的个性坚持,使他并没有成为持续火热的影视编剧。写作身份的变化是讨论杨争光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话题,这个很像舞台上的追光,不同时间照出了诗人杨争光、小说家杨争光和编剧杨争光,真实的情况是,各种不同的艺术面影正合成一个立体的杨争光,这个作家和这个人。

写诗,写小说或者当编剧,依然用追光来形容的话,会造成一种变幻莫测的动态效果,相互拉扯中纠缠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例如我要研究一下他的小说,诗性和戏剧性总是难以摆脱的说辞。但在杨争光这里,一切发生的似乎毫不费力,自然而然,甚至很偶然。迷恋过诗歌十多年,然后和小说结缘,有人在他的小说中读出了更多属于戏剧的东西,对话性和画面感,这既给杨争光的小说带来了鲜明的个人性,同时也将他引入了影视剧创作的地界中。杨争光总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脱轨者”令自己身处边缘,也令评说者无从把握,所谓“无处安放”的杨争光由此而来。

讨论杨争光写小说的缘起,不能不提1986年他参加扶贫工作、住在陕北梢沟里的那一年。如果说陕北梢沟如何惊到了一个城市青年,我当然会觉得不足为怪。但是杨争光自己也是生长于农村的,关中乾县那个叫符驮村的地方,在他的笔下也是相当的贫瘠与闭塞,但杨争光还是被陕西另一片土地上更恶劣的自然生态、农民更惨苦的生存状态和极度的精神匮乏震惊了,他觉得诗没用了,只能写小说,于是有了短篇小说《从沙坪镇到顶天峁》,有了杨争光小说一步步呈现给我们的异样的美学世界。所以说,击中杨争光思想艺术神经的,通常是那些走到极致的人生状态,无需繁复,最紧要的是有无意味,有无足够的精神能量。批评家李星早年就敏锐地指出:“比起形而下的人生他更爱好形而上的思维。”这一点,正中理解杨争光的关键。作为一个思想型的小说家,杨争光始终执拗于艺术的哲学表达,这就决定了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意象,都以极简单的文字外观,内涵了极沉重的思想负担。阅读杨争光的小说,嬉笑怒骂一应俱全,但终归不给你轻松和舒服,那种荒诞人生蔓延出的苦味和痛感,丝丝缕缕无法消散。

这几年因为做着一项有关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课题,我试图再次走进杨争光的文学世界,发现“无处安放”的尴尬依然存在。这倒不是因为他已被深圳作协人才引进而离开了陕西,其实他经常回来,我们见到的依然是那个大碗吃着黏(rán)面,张口就唱秦腔,走到哪里就把乐子带到哪里的地道陕人杨争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根据地依然在他的老家,“杨争光文学与影视工作室”就设在乾县,源源不断流出笔端的,也多是故乡“符驮村”的故事。但问题在于,“符驮村”之于杨争光,从来就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存在,而更属于一个虚构性的存在,或者说是一个文学意象的存在。从陕北梢沟到符驮村再到《少年张冲六章》中的南仁村,杨争光几乎无意于书写地域文化,如果说有,也可以放大理解为“中国文化”,作家引入他熟悉的或体验过的一个故事情境,聚焦点则是他想要刻画的“国人性格”。所以,那种外在的风俗化的地域性把握,极有可能让研究落入浅薄的文化俗套,甚至导致对杨争光小说的误读。

杨争光曾明确表示,中国的小说他最喜欢《红楼梦》和《创业史》,作家中最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和鲁迅。50年代前后出生的陕西作家,大约都是受过柳青《创业史》影响的,杨争光也不例外。也因此,陕西文学群落的形成,就以“文学教父”柳青为坚实的传统依靠,并在此传统的滋养下发育和成长起来。但是所谓继承传统并非一种简单的代际接力,它在不同作家那里会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影响关系,比如路遥对柳青更多膜拜式学习,陈忠实则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剥离后,彻底摆脱了宗师柳青的那只巨手,才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句子。而杨争光这里的情形是,他很清楚,即便都属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化书写,《创业史》和《艳阳天》还是大不同,《创业史》要写得好得多。我们其实也可以在杨争光笔下的原色乡村故事和带着人性体温的农民形象中,触摸到《创业史》的潜在影响。但是,柳青从来没有成为杨争光文学思想上的直接或重要资源,从一开始,杨争光的文学品相就透露出它的异质性,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告诉读者,这个地道的陕籍作家是从另外一条路上走来的,显然,这就是先驱者鲁迅一代人开辟出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之路。

杨争光文学个性的形成,既有天性和才情的因素,也得益于他离开故土远赴他乡的求学经历。在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观正在建立的年纪,杨争光恰好身处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课堂,在新一轮的思想启蒙浪潮中,与鲁迅相遇成为必然。杨争光在他的创作谈中曾反复说到鲁迅,鲁迅对民族性格的发现,鲁迅对国民精神病痛的关注,以及鲁迅决绝的抗争姿态,都极大地影响了杨争光,他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续接在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上的。有了鲁迅式的看待中国文化和国民根性的“病理学”眼光,回头再来注视自己的乡土和乡土上挣扎的生灵时,那些场景和人物就有了透视感,就现出了精神病态的纹路。杨争光笔下的“符驮村”,就这样从地理的生活的故乡,变成了文学的精神的故乡。

以鲁迅为思想基石的当代小说家,注定都是格外敏感于人的精神现象及其复杂变化的,沿着这个思路去研究杨争光的创作,我觉得大方向应该不会有错,而且从他早年的短中篇小说到后来的长篇小说,也包括他的诗歌和剧作,整体都可以纳入这一精神现象系统中进行考察。不可忽略的还有杨争光的言论,有些已经诉诸了文字,可以拿来作为作品研究的支撑材料,而更多更精彩的言论需要现场聆听才能心领神会。熟悉杨争光的人都知道,他的时间和精力都付诸了两件事:一是自己孤独地痛苦地写,二是和朋友们热闹地开心地聊。他是一个特别专注于精神生活的人,说出的大白话中不时会有思想的闪光。比如他说:“在我的认识里中国是有城市,没有城市人,城市里住的都是农民。”在杨争光的概念中,农民代表的是中国,是民族“根性”,这里包括名义上的市民和知识分子,也包括杨争光自己。可能你不认识杨争光这个作家,但如果知道和理解一点鲁迅,你大约也是能听懂这句大白话的。

在杨争光身上,还可以找出多处与鲁迅思想气脉相通的地方。比如强烈的质疑精神。在我们百年以来的乡土文学中,很少有人直接质疑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陕西文学从柳青到路遥,都是以割舍不断的土地情结感动读者的,杨争光却不信,他说中国农民是会移情别恋的,事实上是现在有多少农民离开了和正在离开土地?一旦不能赖以生存,土地就可能什么都不是。在关于小说艺术的讨论中,杨争光认为:“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还有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以为有一个好的故事就会写出一部好的小说,这是对小说的误会。”要说对故事在小说中权威地位的质疑,应该在上个世纪初策动小说现代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其实是在反复回到故事的,回到故事本身没有错,但以故事为小说的目的那就离现代小说的理想越来越远了。以杨争光这样本来很有能力讲故事的作家立场来看,根本上,他想争取的是小说思想的权利,探求的是小说思想的最大可能性。

杨争光在警惕故事减损小说思想质量的同时,也警惕小说的现实功利性,因为过于贴近现实也一样存在让作家的形而上思考落空的危险。从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杨争光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两部曾被贴上杨争光并不满意的价值标签,比如《越活越明白》是写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小说,《少年张冲六章》是考问中国当下教育的社会问题小说,这些说法从某种意义上应该都算对,但与杨争光自己对长篇小说的期许,还是有不小的距离。杨争光自己检讨说,读者的阅读与作家的创作初衷不对接,可能是作家的表达不够或出了什么问题,但作家想要表达什么一定是清楚的。杨争光一直坚守着最初的文学信念,他的出发点和他的高标,就是写人和人性,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历史几千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人性不变,这和是农民是市民还是知识分子关系不大。所以,如果阅读和批评活动聚焦在写了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对人性的关注对灵魂的考问等等极可能被遮蔽掉。杨争光的创作应该早已超越了写什么的阶段,或者是小说还没写到位,或者遭遇误读是这个时代的宿命,总之如果杨争光还想继续长篇小说的征程,那个困扰所有小说家的虚实结合问题,即所谓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问题,还是逃不脱要划入重点思考范围的。

受过鲁迅深刻影响的人,无论学者还是作家,多会在性格上形成激情和理性一体两面的状态,看似矛盾,其实有着内在的统一。我在阅读王富仁和钱理群等鲁迅研究专家的学术著作时,在他们学理的思考和逻辑的论证之下,分明感受到他们内心世界的激越澎湃。小说家的表现方式或有所不同,譬如杨争光给我的感觉多是自由散漫和热情洋溢的,但真正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其实是偏执的甚至很拧巴的一个人,他的某些观念会极端到令人绝望的程度。在有关杨争光的创作研究中,“人性的阴暗冷漠”“蛮荒的精神世界”和“无聊的存在之感”是对他小说对象比较多见的阐释。你会发现,杨争光阳光灿烂的笑脸无比真实,但他的内心充满了连他自己也无法应对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作家更深刻的内在真实。这个内在真实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张力,同时也带给他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杨争光的“光”,阳面透亮暖人,阴面却灰暗孤冷,如同他的小说文风看似直白极简,一旦走进却复杂难言。如果引入五四和鲁迅的思想系统进行研究,杨争光这位文坛的独行侠就显得独行有自,迹象可循了。鲁迅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最伟大的近传统,在很多优秀的当代作家心里,鲁迅正如一盏灯,他对专制压迫的绝地反击,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怀,他的文学个性的复杂丰富,他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一直照亮着我们幽暗的文学前路。杨争光无疑也是被照亮的一个,而且在陕西地域文学视角的观察中,也是最显眼的一个。

杨争光曾经说过:“我想说的一切,都在我的小说里。”但是近两年,他是越来越爱在小说之外说话了。微信公众号“杨争光说”不断推出的杂文类短章,可以看到杨争光一直处于紧张的思考中。他是注定不会做“无用型”文学的一类作家,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面对着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现实问题。他还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还有书法,杨争光的文人姿态果然有些任性,探头一看果然藏着那个被人们说俗了的叫作“文化自信”的东西,耳顺之年后他自己已然变成了发光体,照自己也照别人。记得两年前去看陕西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碰巧在西安人民剧院门口遇到了杨争光,他很热情地与粉丝们合影,我顺便也凑了个热闹。站在人民剧院门前的灯光中,身后是《白鹿原》首演的宣传横幅,瞬间有一种活为陕西人好骄傲的感觉。如我这样做点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但架不住如此的强光照耀,你不沾点儿光也由不得你了。

周燕芬 陕西米脂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与社团流派研究。出版著作《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文学观察与史性阐述》等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与文学评论数十万字,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