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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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秋天，二十出头的我不愿把青春理想埋葬在土里，于是带着简单的行李翻过了洗澡塘坡，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跨过了城市的门槛，来到了昆阳。

在县印刷厂的办公室找到了杨厂长，他对我进行了简单的面试，然后与我签订了一份用工合同。杨厂长矮矮胖胖，和蔼可亲，特别是笑脸很好，让我这个怯懦的农村小伙踏实了许多。他指着办公室外一块打着很多水泥桩的空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厂房，将是晋宁县的第一座现代化厂房，我们与天津的大厂合作，以后西南三省的证照全部由我们生产。杨厂长讲得激情飞扬，眉宇间流露出一个企业家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待，我又踏实了好多。

后来，我们去天津学习了两个月，回来，我们的现代化厂房还没盖好，又放了几个月的假，收假，还是没盖好。厂里决定，为了加快建厂进度，全体职工跟基建队一起干，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那时的昆阳很小，就一条小街、一条大街，根本称不了城，就是一个小镇。大街北通安宁，南通昆洛公路，昆洛公路从渠西里下来，在昆阳南门外拐了一个弯，向玉溪逶迤而去。我们彩印厂就在昆阳大街与昆洛公路相接的三岔路口，大门外公路两边都是稻田，秋季，田野里稻浪翻滚，香飘昆阳，田梗上和公路边数不清的车前草和蒲公英竞相开放，那时，我们的田野是如此宽广辽远和多姿多彩。

昆洛公路两边全是高大的桉树，庄严而沉默地守护着这条贯穿滇中滇南的大动脉，一层层的树皮被村民揭去烧火，裸露出青色的骨骼，坚韧而挺拔。路面的情况应该是不太好的，记得当年有一天，我刚骑着单车来到厂门口，基建队管财务的一个女人急急忙忙地跑出来，指着刚上了昆洛路的一辆茶花汽车对我说，带上我赶紧追上那辆车，单子拿忘记了。我二话不说，带着那女人奋勇直追，那速度可谓是风驰电掣，不出一公里就追上了基建队那辆上昆明买材料的茶花汽车。

深切怀念我血气方刚的二十岁。

我那辆单车是花了两个月的工资买的，玉林牌，没有永久牌的好。我那时最贵重的两样物品：一辆玉林牌单车、一把金雀牌吉他。都是上百元的资产呢！

我住在北门，彩印厂在南门，我骑单车上下班。昆阳逢5、9赶街，每到街天，一条大街、一条小街，人满为患，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两条街上买卖。我骑着我的玉林单车在那汹涌的人潮人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大多数骑车人在拥挤的人群中下车推行，我就从来没有下车推行过，那怕是顺道买菜也不下车，在菜摊子前刹住车，左脚点地，屁股不离车座，不挑不拣，叫卖菜的大爹（大妈）随便称上一棵白菜或一棵莲花白或几个洋芋，付了钱，接过菜又飞驰而去。顺路捎带个把女同事。

由于骑车的手艺不错，加上炫技的心理在作怪，我有时竟然会渴望街子天的拥堵，在人山人海中骑着车像粘鱼一样自由来去，类似于刀锋上的舞蹈，会让我青春的身体涨满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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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现代化厂房终于盖起来了，两幢相连通的三层大楼，外面白色瓷砖镶上红色的厂名，里面左手边一幢是印刷车间，右边一幢是办公楼。办公楼是正儿八经的现代化办公楼，在当时的县城里可谓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每层楼都是通畅的一间，用半人高的木板隔成几个写字间，站在走道上，格子间里面的每个人在干什么都能一目了然。曾有人参观后用一句话形容彩印厂：“外面看着像医院，里面看着像猪圈”。

由于是新成立的工厂，没有宿舍，没有食堂，食宿自己解决。我托一个亲戚在位于县城北门的农资公司找了门卫室楼上的一小间房子住着，房子很小，刚够支下一张床、一张书桌，虽然小，也足够我住了。住宿解决了，还有吃饭问题，没办法，只好自己做饭。好在那个亲戚借给了我一个电炉、一口高压锅、一口炒锅，买袋米、买点菜，就过上我的小日子了。

工资低，加之农民出身，天性节俭，我的小日子过得清苦而寡淡。每顿的菜基本都是白菜洋芋或小瓜洋芋，实在馋不住的时候就到北门那家卖牛肉汤锅的店里花一块五毛钱买一小碗牛杂碎改善一下生活。我们车间一位大姐看着我面黄肌瘦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教我花几块钱买三、四两猪肉，拿回去第一顿炒新鲜的吃，把剩下的用水煮熟，下一顿加点作料回锅炒一下就可以吃了，煮熟的肉可以摆三、四天不会变质。我就照她教我的方法，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买一回肉吃。

我那时在彩印厂制版车间做平面设计工作，有一天，报社的几位编辑老师去校稿，跟他们聊天时说起当时的生活水平，其中一位杨老师说他家每天都有肉吃。我听了是无比的羡慕，当时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过上天天有肉吃的生活，那该多好呀！这就是我青春年少时最真实的理想。

贫穷没有限制我的想象力，但让我在爱情面前畏缩不前，彩印厂大把的黄花姑娘，我愣是没敢去追个玩玩。

昆阳虽然是个镇，但毕竟是县城，该有的威仪和尊严还是有的，每年的三干会开得轰轰烈烈，全县的大小干部欢聚一堂，整个县城热闹非凡。时不时还在大街旁边的老戏台上开个宣判大会，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那鲜红的大√是相当呢醒目，那时我很是纳闷，按理说枪毙犯人应该是打×，怎么会打√呢，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城市有门槛，无形的门槛，我一个农村小伙冒冒失失地撞了进来，在这城里无亲无故、无权无势，生存得很是艰难。尽管我小心翼翼地生活、工作，但有时不免冒犯到厂里某些双职工子女，他们小市民的嘴脸相当丑恶，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农村人放在眼里。当时我就想，要是我爹是县长，你这种，老子踩死你几回。可惜政府的县长名额有限，轮不到我爹，也轮不到我，面对那些双职工子女对我的欺负，我只能一忍再忍。

当然，城市也有她温情的一面，厂里的大多数职工对我很好，特别是X，一个漂飒飒的女孩，温柔善良，我曾形容她是从宋词里划着兰舟姗姗而来的古典美人，就是这个X，对我好得很过分。

X跟我都是六街人，一起进厂工作，起先我们都互相称老乡，同事们就戏谑我们是“老乡好”。

X经常在晚饭后到农资公司找我，我们坐在我小屋前的走廊上，在夕阳的映照下，我弹吉他给她听，弹《水边的阿狄丽娜》，弹《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X静静地听着，脸上不悲不喜，猫一样的乖巧。X对我的好，瞎子都看得出来，我却承受不起。我那时很自卑，因为我虽然进入到城镇里工作，但我的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全厂几十号人，只有我一个农村户口、一个合同工，而其他同志都是吃国家粮的正儿八经的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之对这吊诡的人生没有丝毫的把握，我怎敢对X有非份之想。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人生各有各的命，做人要本份，不是你的菜，千万不要动筷子。于是，我对X保持了绝对得体的距离。

后来，我作了一个决定：出钱买个城镇户口，然后向X表白。然而我的城市户口还没买到手，X却山雀一样离我而去。我这一生呀，总是赶不上趟。女孩的离去，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一点小伤心，当然不是那种晴天霹雳、撕心裂肺、觅死寻活的，应该是那种愕然、感伤之类，不需要治疗就能痊愈的小悲痛。

“我欲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天地是如此之宽广，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奔跑吧，妹子，我的小野马，无垠的草原在召唤你。

后来，我脑海里常常会闪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六街的一座山顶上，在守山人坍塌的小土屋前，X静静地坐在草地上遥望远方，两只眼睛明亮而清澈，长长的睫毛偶尔忽闪一下，少女的心事如山岚般轻柔而迷茫。那天的风是很温和，微微吹乱了她的刘海。那风是吹进了我的肺腑，多年以后，每每从梦中醒来，左边的某根肋骨，总是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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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离开以后，我一个人孤独而又贫穷地生活，但我一点都不空虚，每天下班以后，忙着弹琴、练书法、写文章，偶尔也去看一场录像，那时香港录像片正风靡全国大小城市。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长期的自我封闭和压抑会造成畸形人格，乃至成为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而能够享受和承载孤独的人是非凡的，这些人大多数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受力和内敛力。一段时间，我饮孤独如饮甘露。写作是我抵御贫穷、歧视和迷茫的一种方法，我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世的旁观者，与社会、与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不亲近，也不疏远。观察、提炼生活所呈现给我的一切，包括爱情、仇恨、快乐、收获、挫败、耻辱等等常人该经历的故事，然后诉诸于笔端。后来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笑看人间无数情》里的大多数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写的，现在回头看来，当时那文笔很稚嫩，境界很低，很傻很天真。当时写作的初衷也没有什么责任和道义，无非是对抗和逃离，试图建造一个精神的乌托邦，让我在里面安身立命，以躲避滚滚红尘里的翻云覆雨手。

苦闷和焦虑也时时袭扰着我，我排解烦忧的方法就是游荡。很多夜晚我会沿着北门码头护城河延长线的河堤孤魂野鬼似的游荡，本来想一直游到滇池边的，但被省第一女子监狱隔住了，现实生活的中壁垒无处不在，这让我很是沮丧。河两边清一色的垂杨柳，在黑夜里像披头散发的女鬼，我就在女鬼的头发里穿梭。有时也找块石头坐下，痴痴地望着从柳丝里漏下的星星在河水里顽皮地眨眼，远处村子里的灯火隐隐约约，这时我的心宁静如僧。

虽然我性格孤僻，但在厂里也是有一两个好朋友，其中杨琴就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很大的帮助。她知道我爱好写作，就让我把作品拿给她，再由她老公替我送到《晋宁报》社（她老公当时在县委工作）。当时县委宣传部办了一份报纸叫《晋宁报》，第四版设了个专栏“石寨”，专登文学作品，我的小说、诗歌、散文就在那个栏目发表。县级报刊，加上当时写作的人少（现在也不多），所以我的作品基本上每期都能上刊，但我一次都没去过报社，编辑也认不得我，我发表作品用的是“野鹤”的笔名。几年来，稿子和稿费都是杨琴她家两口子帮我和报社在中间传递，现在想想都害羞！

多年以后，在县里的文学活动上跟当年《晋宁报》的申主编聊起往事，他才知道我就是野鹤，说我是真人不露相呀！一番感慨之后，申主编说《晋宁报》当年的好几个作者都是通过《晋宁报》这个平台，在他的推荐之下走上了领导岗位，写作还是有前途的。又问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找他，不说当领导，最起码他可以给我找个相对好一点的工作。我只能笑了笑说谢谢您老了。

丰子恺先生的人生境界三层楼：一层楼是物质生活，二层楼是精神生活，三层楼是灵魂生活。我感觉我那时期是直接上了二层楼，琴、棋、诗、书、画样样在行，雅得一塌糊涂，但由于一层的基础不牢，最终又跌回一楼，在物质的旋涡里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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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极度自卑，一方面又自命清高。根源还在于那个农村户口，虽然走进了城市，但一颗心永系农村户口，这让我本应阳光灿烂的青春年华镀上了一笔浓重的阴影。

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我终于还是用全家人积攒多年的钱买了一个城镇户口。有了城镇户口，补办了招工手续，我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的职工，每个月领着8.1元的肉食补贴。那时，城镇户口的福利已经大幅缩水，只剩肉食补贴是城市户口的标配了，但对我来说起码是工人阶级身份的象征。

我生于土地，长于土地，将来还要归于土地，但在这其中，我却背叛了土地。当然，天生反骨的人不止我一个，千百年来，无数的人背井离乡，而每一次的出走却都是为了还乡。

得瑟了没有多久，风云忽变，急转直下，城镇户口不值钱了，连8.1元的肉食补贴也取消了，反而是农村户口金贵起来。

我很失落。

记得当时到六街乡转户口时，一个老警察就反复问我，想好了没有，真的要转吗？转出去就再转不回来了。我当时很诧异，他怎么这么问，农转非难道不是很稀奇的事吗，都吃国家粮了，我还转回来干吗？事后想想，姜还是老的辣，这老警察真是有远见卓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我还在为城镇户口郁闷之时，更大的打击来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我们现代化的彩印厂倒闭了。

我成了下岗工人。

好在那时的政策还很温柔，厂里的职工下岗分流到县里的各个企业，我被分到了县水泥厂，仍保持着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

2003年，全县的企业全体改制，所有的职工实行“一刀切”，彻底告别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工人，官方对我们的正式称呼是灵活就业人员。所谓的买断工龄，就是企业以745元（水泥厂的标准）每年工龄的价格付给我们“分手费”，从此男婚女嫁两不相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拿到了一万多元的“分手费”，跟我当初买户口的钱差不多，这十多年算是白苦了。

水泥厂改为民营企业，几年以后也倒闭了。

离开水泥厂，我去卖过保险，搞过装潢，但没有经商的天分，都以失败而告终。逼不得已，又只好到上蒜磷矿去打工。上蒜磷矿也属于改制企业，后来，由于政府收回了采矿权，上蒜磷矿也倒闭了。

猛回头，看一看走过的路，我惊觉我他妈的就是一个企业克星，专治各种兴旺，在过三家企业，三家企业全部倒闭，我成了一个“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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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家繁荣昌盛，我虽然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上了天天有肉吃的生活，而且是换着花样的吃。

这样说来，解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人生是否要更上一层楼呢？

自从离开彩印厂，深感命运的乖戾、生命的脆弱虚无、人性的变幻莫测，使我的性格和精神受到一些震荡，加上结婚生子讨生活，我就没有写过文章、没弹过琴了，用朋友的话来说就是“吉他已蒙尘、诗心已结垢”。

虽然沉沦苦海，好在我从未放弃阅读，不仅读书，还读人、读社会、读宇宙。记得当年在水泥厂上夜班，坐在高高的行吊车上，望着头顶的星辰大海，望着在巫家坝上空盘旋的夜航班机，我也进行过包括人类终极命运在内的深深的思考。然而，当时的所悟所得、所思所想，并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犹如断线的珍珠，遗落在记忆的沟壑里。

2011年晋宁作家协会正式成立，杨尔文任作家协会主席，他找到我，鼓励我不要浪费才情，重新拿起笔来，见证人间的奇迹。我便重拾初心，提起笔开始了艰苦的创作，一年后出版了散文集《笑看人间无数情》，2014年诗集《云南的云》被市文联“滇池文化丛书”选中出版发行，也获过几个县、市级的文学奖。

诚然，书写的过程是那么的艰涩！我试图用文字让我所经历过的那些重要的时刻凝冻下来，试图反复观看，从貌似毫无头绪的细节中找到线索，努力用一条银线串起那些散落在大脑深处的闪光的珍珠。

喧嚣是艺术最大的敌人，我这个年纪，已然过了喧嚣的阶段，在我写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想象力的衰退和萎缩。一直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丰富的经历是我写作的源泉。可看看那些80后、90后年轻的网络写手混得风生水起，感觉到只凭想象也能驰骋天下，而我只能在琐碎的往事与回忆里捡拾一些被人间烟火烤熟的豆子。

于写作，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和目的，为什么要写作？我只是觉得有责任对某些事情作一个文字性的交待而已。同时，在这凉薄而虚无的人世，也需要自我救赎，通过譬如文学艺术之类的某种方式，寻找自我温暖的柴薪，抵御现世的寒冷，求得一份从容和心安，让飘荡的灵魂有个落脚之地，让这把“油腻”的中年老骨头，也平添几分清新与淡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