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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话语和当代体系:一个时代的理论和批评应该担负的职责

来源:文艺报 | 方卫平  2018年11月06日15:27

一种意识,两个关键词

在新世纪至今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在新的儿童文学现象不断向理论批评提出新要求的状况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性”与“当代性”应得到新的审视和思考。

我以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应以一种高度的自觉意识,努力构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当代话语和当代体系。

这一意识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当代”,二是“中国”。前者强调时间性、历史性,后者强调空间性、地域性。如果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这两个关键词始终是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所面对的双重要求,那么,在新世纪至今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在新的儿童文学现象不断向理论批评提出新要求的状况下,这一双重要求的意识,也应得到新的审视和思考。

近2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实,也许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和想象。只需想一想本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如何从传统出版相对低迷的情势中逆势而上,持续攀升,在十余年间成为整个图书市场炙手可热的宠儿,便足以令人感受到现实本身的莫测与神奇。今天,这一现实无疑构成了人们谈论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最基本的背景,而它自身也被敲上了“当代”和“中国”的鲜明烙印。

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愈是演进,我们愈是感到,不论来自域外的资源提供了多么重要和巨大的参照,中国儿童文学注定要在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探寻它的发展路径。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当下性和本土性,向儿童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诠释力和有效性的要求。

仅以作为现代儿童文学思想起点的童年观为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无疑继承了整个20世纪东西方现代童年观的重要精神遗产,但与此同时,它在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当代童年的分化程度以及童年现实的复杂状况,又都是空前的。对于当代儿童文学来说,它该以何种方式解开当代童年生活的文化密码,又以何种方式与中国童年的现状、命运和未来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塑造,正是一个充满难度和潜力的新的理论课题。

再如,也许是受到域外儿童文学艺术的影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逐渐培植起了一种对于现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至为重要的中产阶级美学。然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发现这一西式“中产阶级”美学与真实的中国童年体验之间的某些裂缝,以及它所导致的当代儿童文学艺术表现的一些潜在问题。如何重新思考、塑造中国儿童文学的典型美学,同样是一个极具“中国”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话题。

总体上看,在儿童文学的文化观念、艺术创造、阅读推广、教学实践等各个领域,对于一种切合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特殊性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的需求,既普遍又迫切。相比之下,当前的理论和批评本身,则还未能跟上这一现实要求的步伐。

三类话语资源的吸收与借鉴

针对新兴、复杂的文学现象,理论的解释力和批评的判断力,必然有赖于它自身的积累和见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当代建设,应当重视对三类话语资源(历史资源、域外资源和普遍的文学与文化资源)的借鉴。

一种贴近当代和本土状况、契合当代和本土需求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不是简单的理论演绎或莽撞的实践概括的产物。针对新兴、复杂的文学现象,理论的解释力和批评的判断力,必然有赖于它自身的积累和见识。

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当代建设,应当重视三类话语资源的借鉴。

一是历史资源。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话语资源对于其当代建设的价值,不但体现在一切历史相对于当下的某种共通的借鉴和提示意义上,也体现在透过这一历史话语资源的清理与追究,我们有可能发现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困境和趋向密切相关的文化根源。与西方现代儿童文学的状况有所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是以某种早慧的形态与现代儿童文学几乎同时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它兴起的初衷、关切的问题、批评的聚焦、理论的命运等,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意义,探问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困境、问题,仍然深具启发。

我一向持有这样的观点:一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针对这份遗产的当代整理和接收的工作,还远没有彻底完成。甚至,从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到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关于儿童文学的实践活动,在某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前人走得更远。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源,还有着巨大的探讨和反刍空间。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建构和发展而言,更充分地清理、收纳、消化这一历史资源,应是不可或缺的一桩工作。

二是域外资源。我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中曾经谈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起步于面朝域外资源的学习和借用,直至今天,儿童文学界仍然保持着这一姿态。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让我们看到理论和批评如何将儿童文学由一个最初仅在儿童阅读服务领域得到关注的边缘存在逐渐提升至一般文学研究对象的行列,以及一批新锐、前沿、开阔、深厚的理论批评著作的问世如何逐步开掘出儿童文学自身的广度和深度。在一个开放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时代,这一域外资源尤其吸引着国内青年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它的更丰富的理论面貌,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新的认识和揭示。近些年来,我在应约为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年度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集的工作中,对这一现象尤有感触。

不过我也认为,针对域外资源的借鉴,首先,应以了解和吸收本土资源的学术养分为基础;其次,同样要学会识长辨短,去伪存真。尽管当代欧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确展示了强大的创造力,其中不乏重要的经验,但也要避免机械照搬的拿来主义,更要警惕理论武器的滥用、误用。了解域外资源,是为拓展眼界,增长识见,从中汲取有助于当下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建设的借鉴。面对这一资源,我们自己的视点,应该落在更高更远的地方。

三是普遍的文学与文化资源。这些年来,我在《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文化问题》《儿童文学作家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建构》等文章里、在不少会议上,反复谈到儿童文学作家要不囿于儿童文学的小圈子,要在更大的文学和文化视点上思考儿童文学的艺术问题。这一点对于理论批评来说,同样重要。很多时候,令儿童文学界感到迷茫、胶着的一些当下问题,若从普遍文学和文化的大视野来看,常有重要的启迪。例如,近年儿童文学界关注的儿童文学应该表现什么样的“童年现实”的问题,一旦我们意识到,它其实也是人类文学史上关于文学可以和应该“写什么”的久远争论在当代儿童文学界的投影,那些已有的思想成果,就会成为我们从一个相对成熟、深透、完善的角度讨论、思考、解开这一艺术问题的重要理论支持。当然,普遍文学和文化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移植为儿童文学及其文化的问题,但它们所揭示的文学和文化的经验、教训等,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儿童文学问题的基本起点。

关于儿童文学的一切特殊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一种文学和文化的普遍视野的参照。从后者出发,能够有效地帮助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摆脱它常易陷入的某种狭隘境地,既有助于现实问题的剖析,也有助于理论批评的推进。

两大理论体系的设想

当代儿童文学界应当有意识地规划、启动两大基本理论体系——基础理论的体系、应用理论的体系——的建设。

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而言,是否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套相对系统、完善的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对于“体系”这样的用词,我一向抱有警觉,因为它太容易给丰富、细密、多样、复杂的文学观念、现象等带来不当的限制和武断的裁决。但在文学艺术发展的特定阶段,体系也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建立在系统、全盘的现象考察、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概括、总结、洞察和前瞻,对于我们摆脱身在局中的片面迷思,探向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也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一个相对科学、系统、富于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对于作为一个学科的儿童文学研究来说,更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支撑。

当代儿童文学界应当有意识地规划、启动两大基本理论体系的建设。

一是基础理论的体系。这是指围绕着儿童文学的观念、文体、艺术、文化及其他基本理论问题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上有其一贯的传统。新时期以来一直在陆续出版的一大批教材和教程性质的基础理论著作,上承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传统,同时也结合当代语境和状况,对这一传统做出必要、恰当的补充、完善。不过,这些著作的教材性质在客观上限定了其理论展开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许多新兴、特殊、重要的当下文学现象带出的理论话题和理论思考,也难以在其简明的体系构架中得到充分体现。事实上,发生在当代儿童文学现场的大量新兴文学现实,以及这些现实带给传统理论的冲击和要求,它们所对应的理论话题,需要大量专题研究的介入和支撑。这一体系的建设,总体上应有一种统筹意识,如何有效深化既有的理论课题,如何准确开辟新的理论场域,如何使它足以构成一个对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具有充分覆盖力、诠释力的话语体系,等等。

二是应用理论的体系。相比于基础理论,当代儿童文学的应用研究远未跟上其应用实践的现实,这或许是因为相比于欧美社会源远流长的儿童阅读服务体系和传统,中国儿童文学的应用实践原本就远落后于艺术创作的实践。近年来,国内儿童图书馆服务网络的快速建立和发展,儿童文学阅读推广实践的迅速铺展和加快成熟,以及学校、社会对于儿童文学教学实践的关注和重视,既让人们看到了儿童文学的应用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巨大文明福利,也进一步揭示了针对这一实践的理论需求与理论现状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基础理论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应用实践更直接地受到它所处社会、文化、体制等特殊条件的影响和塑形。针对这一现实,儿童文学理论界亟需思考、规划、启动建立在科学调查与研究基础上的专业探讨和理论建设工作。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规划,以及基于理论成果的有效批评实践,将有助于我们在儿童文学的应用实践中辨清乱象,克服盲目,也将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带来重要的新成果。

还应当说明的是,上述观念、话语和体系的建设,终点并非理论和批评本身,而始终是当代儿童文学和童年生活中展开着的无比丰富、生动的现实。面对这一现实,理论和批评的最高意义往往也并不体现在为其指明出路、规划蓝图的能力上——对于文学而言,这样居高临下的指示和规划,很可能是空洞乃至危险的——而在于运用理论和批评特有的观察力、概括力、判断力、洞见力,随时为行走在其中的我们提供尽可能准确、必要的方位参考。在文学的阔大森林里,理论和批评扮演的是地图和指南针的角色。前路的景象始终有待未知的探索,但辨清身在其中的基本方位,总能帮助我们不致迷失在毫无方向的杂沓错步中。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它正在经历的或许是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和文化变革的时代。从这空前激烈的革新和变迁里,寻找和确认其中“不变”的文学经纬和文化座标,是一个时代有所追求的理论和批评应该担负起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