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曹霞，四川宣汉人，文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开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界》《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和校级课题多项。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第八届合同制作家。出版专著两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1949-1976）》《文化研究与叙事阐释——当代小说史观察的若干视角》，编著两部《看莫言》《黄昏里的男孩》，合著《新时期文学的叙事转型与文学思潮》。

文学必须对“现实”有所回应，有所记录，这一朴素的对应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悬搁和遗忘了。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浮光掠影的现代人缺乏耐心和勇气去缕析“现实”的缠结，或嫌“现实主义”过于老旧衰朽、不时髦，或者是尝到过“非现实”笔法带来的流量甜头而弃“现实主义”不用。我们曾经通过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想象和树立起来的那个世界，那个有人、有情、有信、有温度、有生命力的世界，正在渐趋稀薄，而后继难为。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问题的起点。我们今天重提现实主义，首先要确认它的原生性、原典性概念和意义。所谓现实主义，是指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思考、捕捉、记录、提炼，然后将之转化为文学性的存在。在写作时，作家应当尽量在地化、具象化地贴近和理解诸种社会事实，在“可信性”的范畴内创造出具有“可信度”的人物、事件和环境。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期待与相互实现而达成的“契约”。

对文学读者来说，这份坚实的“契约”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不褪色的艺术世界：既紧密连接着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生活，又生长出了深入他者生活和人性图景的通道。打个比方来说，现实主义就像架在我们自家门口、同时通向无数个方向、无数个远方的路径和桥梁。我们可以在那里与熟悉的事物劈面相逢，也可以向远处眺望某个故事的深处，窥见某些人性的莫测。在这之后，当读者再返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时，体验与实践的密度定当有所不同。如此一来，人生在世只能做唯一性选择的命运被敞开了，人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维度。

直到今日，现实主义的契约精神和写实原则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发生作用。在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生活的投射及其意义和价值，可以理解事物是如何经由作家主体的召唤聚合而意味深长地连结在一起的，也可以对那些逝去的时代拥有比历史更加清晰、丰饶、多元化、情义与伦理兼备的认知。如彼得·盖伊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中所说：“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必须重新拿起“现实主义”这个看似老旧却依然有效的工具，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变迁，对当代生活进行记录与书写。从宏观层面来说，“当代生活”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转型和社会大转型；从微观层面来说，就是在极具裹挟力与冲击力的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城市化进程、农民工进城、三峡大迁徙、512大地震、房产风暴、强制拆迁、官僚腐败、假疫苗、METOO等等。

我之所以如此具体地列举出当代生活中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事件，是因为，在我当下的阅读经验中，我读到的与当代生活相关的篇目远远不能匹配其巨大的体积与浩瀚的份量。那些令中国结构体制和生活面貌震荡巨变、令世界也为之侧目的社会事件，仿佛在文学中溺入了一个黑洞，有微弱的呼声，有浅浅的波纹，但依然缺乏像《活动变人形》《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古船》《务虚笔记》《玫瑰门》《白鹿原》《丰乳肥臀》《活着》《长恨歌》《秦腔》等那样重量级的呈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倘若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够敏锐及时地对当代生活进行书写和反思，讲述那些对个体生活及其周遭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巨变，那么后来者就可能会面对一个时代的空白。

司汤达曾经说过：“小说是携带着上路的一面镜子。”对持镜者来说，用这面“镜子”不但要照出天空的蔚蓝与大地的金黄，也要能够照出人性的残缺与世界的荒凉。经过一系列流动变换的取景，最后淬炼成真实可信的文学画面。或许是因为中国当代生活的变化太过宏阔巨型了，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难度随之而来。这四十年的中国，凝结着许多国家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变迁。要想将这样浓缩景观的褶皱一一打开，试探它的温度，测绘它的纹理，丈量它的深度与宽度，确实是一个至为艰难的选择，也是一个相当笨拙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40后”“50后”“60后”老作家避现实就历史、轻当下重过去的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70后”及其之后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他们或多或少“正在进行时”地经历了这四十年，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波动紧密相连，甚至他们的每一次选择、困境和短暂的胜利，都应合着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房地产等制度的变化。书写当代生活，他们有极大的优势，当然，也意味着极重的文学职责。

以“现实主义”对“现实”进行书写，一方面，需要对历史、政治、社会、生活的深入了解与坚实独立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需要辽阔宽广的人文胸怀与锐利明晰的批判性思维。简言之，前者指学养与思想，后者指人格与勇气，公共化的人文情怀与个人化的专业素养同等兼备，但这两者对中国作家来说都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如此看来，倘若我们期待着当代作家能够以恢宏的结构、波澜壮阔的叙述、富有力量的大手笔，来呈现当代中国在巨型变迁下的面貌，那这一期待可能尚有待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