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杏培，1980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4），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2014），校青年领军人才计划人选（2017），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2018）。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3项，获“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 、“江苏文学评论奖一等、二等奖多项。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

现实主义已然属于陈词滥调。从十九世纪中后期作为文学的一项历史运动进入鼎盛算起，现实主义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现实主义逐渐繁衍并派生出名目众多的诸种派系和界定严密的内部秩序。与其奢谈作为“主义”的现实，倒不如谈谈作为写作资源的现实，作为审美经验的现实。其实，对于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而是如何巧妙生动地表现现实，同样地，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在意的是这种现实是否能够带来审美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震撼。

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中，多次用到“震惊”一词来形容普鲁斯特塑造人物举止和“捕获这个颓败时代最惊人秘密”的艺术效果。对于那样一个芜杂的时代，以及具有植物性存在的人物而言，普鲁斯特最精确、最令人信服的观察总是“像昆虫吸附着枝叶和花瓣那样紧紧地贴着它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个异类的世界和“文学现实”，真正的普鲁斯特的读者“无时无刻不陷入小小的震惊”。在这里，本雅明对普鲁斯特天才的创造能力表达了巨大的震惊。震惊，是普鲁斯特带给读者的一种文学感受和美学体悟。一部作品如果能够带给读者情绪的激荡和认知上的冲击，无疑显示了这样的作品具有震撼性的接受效应。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当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忠实于眼前”和“真实地复制生活”，这样的文学现实只会让读者掉转头去，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倒退和懒惰的文学选择。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重心不断向现实靠拢，书写现实几乎成为一股强劲的写作潮流，甚至近些年的网络文学也呈现出告别装神弄鬼的时代，转向凡俗和现实。现实已经呼啸而来，作家处理现实的能力和美学装置是否已经升级，作家关于现实的美学精神是否已经裂变？纵观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包括非虚构写作在内的文学写作，真实提供了关于当下中国的林林总总的社会图景和病象化的社会现实，比如《兄弟》《人境》《黄雀记》《极花》《带灯》《纠缠》《万箭穿心》等等。这些文本都从不同角度进入到社会现实，提供了当下作家对现实的不同文学观照和思想言说。但如果从这些文学现实的美学效果来看，这些文学经验总体上是略显贫乏、且缺少震惊意义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与现实贴得太近，缺少重新整饬现实的能力，呈现出“还原式”现实书写。当我们的当代小说所提供的当代经验远远低于当代现实，当代小说对当代现实的叙述和对“行动中的人”的摹仿行为可以轻易地在新闻报道、网络空间中找到简单的对应关系，那么，小说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在昆德拉的小说美学里，他非常看重小说的存在价值，他将“对存在的遗忘”视作小说的智慧，反复重申布洛赫所看重的这一点：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而，昆德拉所认可的优秀而高超的小说家是一种“发现者”，他总试图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人类处境进行“探询式的思考”，从而对抗“存在的遗忘”。说到底，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怎样的“现实”，以及如何处理这些现实。也正是在如何处理现实这一问题上，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发生了分道扬镳。美国小说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一书在讨论19世纪以前的小说时，将文学与现实从摹仿到表现的这一动态过程，形象化为“镜”“泉”和“灯”。确实，诚如学者张清华所说，这三种比喻大致对应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实际上，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学，其分野大抵在于如何处理现实资源与历史经验上。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对历史与现实本来面目的真实呈现，浪漫主义看重主观现实与内在情感的抒发，而现代主义则常常聚焦人的困境和现实生活的荒诞表述。可以说，如何处理文学现实与经验，成为区分不同类型甚至文学优劣的重要角度。纳博科夫非常看重作家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他把整饬杂乱无序现实的能力看作优秀作家具备的基本素养，为此他还提出优秀作家应该具备“三相”：魔法师、教育家和寓言家。当代中国作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简单还原式和新闻化的现实书写，广受诟病。在《带灯》《第七天》《黄雀记》等篇中，芜杂的现实确实凝聚着苦难和悲剧的艺术指向，但这样的现实却难以给读者“震惊”之感，也很少通过这种现实书写呈现某种“未知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并非不了解现实，这些小说也并没有歪曲现实，他们笔下的现实确实是“中国式”的，是改革中国时代的浮世绘。问题在于，这些作品中，作家由于峻急的主题表述和过于显豁的批判指向，而使这种“现实”成为了主题演绎的某种道具、布景。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篇小说无疑是方方作为小说家对社会阶层固化、底层青年出路匮乏这些现实问题的忧心之作，为了再现农村青年进城之艰和社会阻力之大，小说精心陈列了关于涂自强贫穷、悲惨而无助的诸种“现实”。按理说，辗转饭店、工地、食堂、家教中心，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涂自强，善良上进却遭遇种种不测最终死于癌症的涂自强，作为当下失败青年的缩影，理应能引发青年读者的恻隐之心和情感共振。但在笔者组织的研究生课程讨论上，90后的研究生们纷纷对现实的假定性、细节的偶然性、人物的单向度问题提出种种质疑。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詹姆斯·伍德在他的《小说机杼》中批评了一种“商业现实主义”的小说风格。这种小说设定了一套机智、稳定、透明的讲故事的文法，这种现实主义甚至称得上写得不错。但选择的细节要么让人“放心地乏味”，要么让人放心地“生动”，一切不出常规。最重要的是，这些现实都是“真的”，但并不是真实的，因为“没什么细节很有活力”。可以说，方方几乎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精心描述涂自强的现实，贴着地面全面地呈现这个压抑的世界，作家介入现实的热情和灼灼的忧愤意识可见一斑。但这种书写似乎没有带来震惊的阅读效果。伊格尔顿曾说，“忠于生活并不等于亦步亦趋地忠于日常表象。它也可能意味着拆解表象。”过多地拘泥于一种苦难世界的堆砌，太过急切地再现进城青年失败的命定，使方方笔下的现实过早地丧失了质地和意义。从而导致这种现实书写并没有彰显出“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小说文体智慧。苏童也曾提出“离地三公尺的飞翔”的写作观，但《黄雀记》处理现实经验时显然贴地太近，过于追求奇观化和戏剧化的艺术效果，而使以井亭医院为中心的现实堆积和人物行为显得可笑而生硬，缺少令人震惊的阅读体验。倒是一些手法上大胆的小说呈现出了现实的新的质感，比如对现实的废墟式与预言式书写——比如陈应松《还魂记》对中国乡土现实的这些现实非常中国化，再如阎连科一直倾心的神实主义及其《炸裂志》式的文学实践，带来了在荒诞中建构现实探求真实的美学追求。

小说如何才能有说服力，如何令人震惊？略萨在谈小说创作时，提到好的小说应该存在“挑起本体学动乱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叙事秩序，他将这种变化称为小说的“火山口”，他举托马斯的《白色旅馆》和伍尔夫的《奥兰多》为例，由于叙事视角的改变、某些魔幻或寓言要素的加入，“现实主义”的层面被推到一种象征、寓意甚至想象的现实中。内部的这种突变“撕碎了现实世界的坐标，增添了一个新尺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秩序和美学秘境。略萨在这里主要谈的实际上是如何把现实经验处理得生动有趣，富有趣味。通过更新讲故事的方式，通过赤裸现实与幻想、寓言方向的引渡，通过一种渐进的“变化”让文学现实摆脱“客观现实”，从而实现惊人的质的飞跃，让沉闷的现实焕发出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文学现实。略萨的这种文学思想无疑对于当下作家如何处理现实具有借鉴意义。作家笔下的现实毕竟不同于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作家应该勇于建立关于现实的文学秩序和美学经验，摆脱客观真实或现实主义的拘囿，努力把现实写出妙趣、变化（“火山口”）和形而上，带给读者惊奇与震惊之感，这样的现实才真正彰显了文学的高贵与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