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申霞艳，湖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写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可见，每种文体都处在相互的渗融以及“影响的焦虑”之中，大家的探索能够博采众长，将一种文体带上新的台阶。中国现代小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光是现实主义一脉，就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一言以蔽之，“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一方面凸显了现实主义顽强的生命力，也反映了它某种程度的大而无当，所指不清。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争从未停歇，在审美形式与思想内容之争上，中国批评大抵是内容至上的。继先锋小说探索“怎么写”蔚然成风之后，小说的钟摆又重新摇到“写什么”这一头。大家纷纷搬出十八般武艺，最终在“以新闻为小说”这一点上达成微妙的共识，出现了一波小热潮：比如余华的《第七天》、李佩甫的《平原客》、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贾平凹的《极花》、须一瓜的《太阳黑子》《双眼台风》，东西的《篡改的命》、田耳的《天体悬浮》、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世间已无陈金芳》等等。这批小说题材各异：从上层高官到社会底层，从冤假错案到集资诈骗无奇不有，有的叫好又叫座，也有的遭遇了广泛的批评，无论如何在影响力方面堪称成功。索引的话，这批小说涉及了近些年诸多新闻原型，能够比较清晰地复现这个消费时代的纷繁剧变。

“以新闻为小说”中的新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可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也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此处新闻更切近“新近听闻”的字面意思。“以新闻为小说”是社会与个人双向互动的结果。从社会发展来说，我们无法忽视自己正在进入“微时代”，“微”既指微信这种媒介方式，更指时间的碎片化、精神的微小化。在这个时代，新闻的传播已经由天为单位变成随时发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与关心明星外遇的娱乐八卦共存，得到新闻或者拼图的假新闻是如此便捷，足不出户而“知”天下。生活其中的作家时刻都在接受昙花一现的新闻的轰炸，这给殚精竭虑想要创新的小说家提供了素材之便。小说家有意识地选择新闻事件来建构小说，既是对当下纯文学疲软现状的反拨，也是与以量取胜的网络文学争夺青年读者的努力。

新闻出自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本身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所出入，新闻当事人的行为、心理、意识正在挑战我们的旧秩序，在这一点上与小说创新异曲同工。然二者旨趣不同：尽管人事并称，但小说呈现的是人，大写的是人的内部，新闻凸显的是事，是外在的事。小说可以挪用新闻的外衣但不能挪用新闻的心灵，否则只能像报纸一样看后即弃。小说要让新闻生出双翼飞向它不曾抵达的疆域——事件之外的寸心之间，并寻求广大受众的心灵回应。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即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托翁酝酿爱情题材之际听闻有位邻近的农妇自杀，这个事件侧面刺激了作家对主角的构思。不能说这是因果关系，最多只是催化剂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新闻转瞬即逝，能促成好小说的并不多见，核心还在作家的转化力，不同类型的作家敏感度不同，吸收和反哺能力也不一样。

余华的《第七天》出来后被喻为“新闻串串烧”，叙事人七天里的见闻映射了诸多重大而荒诞的社会事件，可是作家融汇新闻、提炼时代精神的能力尚有欠缺，材料彼此之间未能成功地发生化学反应，点题句“死无葬身之地”够机巧却不堪负重，只适合抖包袱供小段子用。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融化提炼新闻事件方面显示了良好的吐故纳新的能力，小说涉及的每一位人物、每一个大情节乃至小细节，我们都似曾相识，在电视报刊和新媒体、朋友圈上见过，但作家以极为荒诞、貌似巧合的方式将四个分属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刚刚提拔的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连接成一张四角向整个人生辐射的网，陌生感就诞生在这天罗地网中。在当社会科学家大谈中国社会的“断裂”之时，刘震云发现社会隐秘处的粘连，上层和底层依然在同一艘船上，而且上层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坠入底层。作家的整体观让那些不过尔尔的细节慢慢绽放出信服力，本来是消遣性的突然就进入了沉思。单个的新闻是突发事件，是例外，而小说则是由时代必然性分泌出来的精神之花。贾平凹的《极花》本为展现对乡村性别失衡导致人伦秩序崩溃的忧思，但恰恰一不留神泄露了作家本人陈旧不堪的男权价值观，不经现代洗礼的作家很难提供小说的超前性。

再来看看蔚为壮观的案件小说，套用科幻小说的软硬之分，当政法记者的须一瓜是写硬破案的，从《淡绿色的月亮》到《双眼台风》显示出她对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迂回婉转到正面强攻，她汲取了类型小说的叙事速度，像台风一般快速推进，同时动用了记者的采访功力来夯实细节，不留破绽，长篇容易顾此失彼，情节的戏剧化难免伴随着人物类型化痕迹。担任过警察的阿乙却是写软破案的，由于身体欠佳的缘故不大适合创作长篇，他接受的是加缪《局外人》的路数，冷眼旁观。石一枫经过诸多探求之后重申“不问鬼神问苍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案件他绕道而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命而生》将笔锋一转写出了多年追捕过程中底层干警和逃犯的共同命运。东西的《篡改的命》借用了影视的表现手法，为突出掉包后命运的天上地下用力过猛。双雪涛也对案件外壳情有独钟，但内核是“北方化为乌有”，他试图以轻盈的故事表述故乡沦陷的沉重话题。

凭中篇《一个人张灯结彩》亮相的田耳也持续走在侦破推理的道路上，将好些事件敷衍成扣人心弦的小说，他遇到难题立即百度，并将搜索得来的消息挪移到小说中，这也是指涉时代真实的一种手法但不宜故技重施。在中篇《一天》发表后，他明确表达了写作转向：“写了近二十年，一直朝着精致与工巧发力，我累。我承认写作如人生必有四季的变迁，现在我宁愿写得粗糙一些，一如我们的生活本身粗糙……我确信自己以后要进一步扎进生活，有效地将自身的热情融入其中，细细观看它原本的质地和结构，遵从它自在自为浑然一体的章法。”田耳所谓的粗糙和石一枫关心苍生的表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漫长的写作探索之后，作家重新信奉生活的深厚、大地的宏阔和现实的博大。

职业小说家难免会碰到一个素材瓶颈问题，闭门造车早已饱受诟病，消费时代的现实却令人目不暇接。新闻固然可以部分地为小说提供能源和热量，但是反映现实只是小说的维度之一。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绝不能仅仅复制现实，生活表象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小说家仍须聚焦于人的心灵与情感在变与常之间的反复位移。语言的风格化和思想的超越性依然是每位作家需要不断锤炼的，构成小说独特辨识度的永远是文本背后这位活生生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