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批评研究。出版有《想像城市的方法》《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影像的踪迹》《虚构的仪式》等著作多部。

小说总是在模拟现实，这一点毋庸讳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什么意义上模拟现实。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

近年来，作家们对于现实的焦虑日益明显，这集中表现在诸多以新闻素材为写作契机的长篇小说之中。由于经验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当今世界的“个人化”被压缩到一个狭隘的生活空间之中。写作也沉迷在一种类似新闻性的表象快意之中，浅表却时尚的“街谈巷议”与“道听途说”成为流行。关于新闻与小说的关系，一度有人追问，“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而新闻的“大”与小说的“小”，也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赋形，并将其纳入效果不一的艺术实践，是中外文学极为常见的现象。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材于一件情杀案的新闻；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源于一桩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如何为小说赋形，以文学的方式将写作素材完美消化，达到再造现实的艺术目的，进而呈现时代精神的“幽深”。这一点在最近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改编自周梅森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是2017年一部不可多得的“现象级”作品。作为最高检“私人定制”的产品，该剧似乎获得了某种特设的批判“尺度”，一种意识形态的豁免权，其“高度还原”的“尖锐性”令人惊叹。从小说到电视剧，这显然是一部极具现实性和严密可信度的作品，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现实新闻和案件素材的选取。比如开篇那位赵德汉，其原型便是著名的“亿元司长”魏鹏远，而这位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的“事迹”早已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部反腐题材小说，《人民的名义》在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之外，文本内部许多无法缝合的裂隙，连带着更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早已撑破了“主旋律”和“反腐”题材的预设。比如，赵德汉的“小官巨贪”固然是腐败问题，但其农民的出身其实更具社会普遍性；而人们对祁同伟的同情，则恰恰是因为看到了他作为底层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和覆亡史，这里清晰铭刻着一种时代的悲剧意义；联系到官场生态，正面人物不凡的社会背景和行政资源等，都巧妙触摸了时代敏感的情感结构，回应了人们最为关切的阶级和个人历史出路的问题。这是作品更具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也是更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李佩甫的《平原客》取材于2005年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的雇凶杀妻案，但小说却并没有简单“抄袭”案件，照搬现实，而是通过作者一以贯之的乡村奋斗者的堕落故事，极为熟稔地讲述世情风貌和官场百态。李佩甫显然习惯这种“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套路，通过小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展开官场的毁灭之路。《平原客》里两个从农村走出的官员，市级干部刘金鼎与省级干部李德林，某种程度上便是作者过往作品人物的延伸。因此，在小说“高官杀妻”的话题性背后，虽则有其刺激性的元素，小说后半部分一连串破案缉凶的动作戏便是明证，但它更多还是从文化层面来反思李德林作为乡村奋斗者，留美归来的博士，国家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位高权重的副省长，究竟是如何走上腐败的不归之路的。如其所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腐烂是从底部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因而，以案件改编为契机，在触摸社会性和时代感之余，《平原客》更多探讨的还是文化构成与人物命运。

刘震云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同样可以牵强地归入官场或是反腐题材小说之列，故事的尖锐性甚至让人想到他的那部《我不是潘金莲》。坦率而言，这部小说读不出反腐小说酣畅淋漓的正义感，也读不出官场小说皮里阳秋的厚黑味，却能看到刘震云一贯的反讽与“拧巴劲”：一如《一句顶一万句》，他还是那么“绕”。初读《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小说里新闻时事的堆积，不免让人想到余华那部受人诟病的《第七天》，但刘震云却借事还魂，以简练的笔法巧妙地将这些新闻热点融入到人物身上，演绎出一连串的“巧合”和误会，也顺势写活了农家女、小官吏和大权贵。小说之中，真实事件的隐射所携带的现实尖锐性，批判的躲闪、迂回与延宕，以及小说的形式感所蕴藏的反讽，使得这些真实而荒诞的“中国故事”，既让我们会心一笑，又不得不掩卷深思。

记者出身的须一瓜一向善于以新闻事件为核心来编织小说故事，眼尖的读者可以发现，她的新作《双眼台风》便是以震惊中外的“呼格案”为原型的。小说以“双眼台风”命名，显然暗示了两种力量的较量，傅里安与鲍雪飞的殊死对决所掀起的反腐风暴，事关屈死者的平冤昭雪和终将来临的迟到的正义。同样是案件的叙写与改编，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则围绕至今仍为悬案的“朱令案”展开。作者以奇崛缜密的构思为我们编织了一个黑暗而精彩的悬疑故事，小说也显然超越了类型探案的边界而直指人性的幽暗。

这些新闻和案件所留下的“现实投影”，无疑给了小说诸多启示。这也让人想起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所分析的，“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特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就此而言，掘进的路途虽无比艰险，但小说以现实表象为契机，打开的却是人性的丰富细部。这终究会超越大众共识的庸常性，体现出作家个人发现的独特价值，也使小说顺理成章地在与社会新闻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从而确证文学的力量。这便如人所言的，“文学的魅力发生在与现实保持一定缝隙的距离之间。真正的思想深度、有限的思想深度，也只能从那些疏离现实的瞬间透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