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大先，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文学的共和》《无情世界的感情》《千灯互照》《未眠书》等，曾获2013年度批评家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鲁迅文学奖等。

“现实”在如今日益显示出其驳杂莫测的面孔，迅疾变幻的国际形势、耸动视听的社会新闻、暗潮汹涌的日常生活、迭代更新的科技、争讼不已的观念分歧，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现实”的认知困惑与焦灼……所有这一切都对既有的“现实主义”提出了疑问。

作为一种文论主张及方法概念，现实主义最初发端于19世纪上半叶，在反对浪漫主义的幻想与伪饰中取胜，经过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创作实践，以及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周扬等理论家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话语定规。原本作为一个欧洲地方性概念的现实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辐射到全球其他地方，与当地本土性结合后获得了其普遍性。在中国，它同样有一个从晚清写实派到1930年代经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重新阐释，而将其核心内涵固化下来，并且成为此后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具有中心位置的理论观念和批评术语。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有关真实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思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一直绵延不绝地流淌在中国文学创作、论争与诠释的现场。

这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史，意味着现实主义从来都不是定于一尊、凝滞不变的僵化存在，而总是因应现实语境调整、修正着自己的内涵与外延。如果说有什么“本质”没有变，那就是“现实主义精神”，即那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方式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赋形的努力，以及通过文学认识社会与生活，并尝试介入到文化生产、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的理想主义。审美、认识与实践，可以说构成了现实主义精神的立体三维，而这三维又必须放置在历史、辩证和唯物的视角框架之中才得以成立。

历史、辩证与唯物的框架，让我们明白现实主义的多样性来自于现实本身的多样性。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领域的复归，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显然，归来的现实主义有着对于晚近盛行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的不满，却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回到文学教育体系所提供的通识印象中的现实主义。这个印象来自于特定年代背景所造成的理解：因为1930年代的反帝反殖民的特殊背景，延续与接受的是被马克思主义改造过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那种观念里关于现实的主流理解是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客观世界，而主观的、心理的以及非理性世界则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这一点在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试图将其中国化的历程进一步被强化，尽管产生了以“三红一创”、“保林青山”为代表的一系列卓有影响的作品，但在其后日益激进的乌托邦试验中无疑因其教条化而遭受了挫败。最终伴随着1980年代“新时期”话语的建构，而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不惟中国如是，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如此。

尽管如此，现实主义并没有消失，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模仿、复制社会学素描式的“改革小说”到90年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写实主义”和分享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现实主义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和化身形态。将眼光放到世界文学范围内，无论是风靡一时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还是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提出的“神奇现实主义”，或者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也都映现着对于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显然，上述的中外现实主义写作潮流都已经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洗礼，无论是结构技巧还是美学观念都已经迥异于19世纪。其最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各种现实主义变体：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移变现实主义以及带有东正教色彩的正统派——这是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对本体的多样化理解的结果，其根源不仅是文学风格、情感结构、精神理念的变革，还要追溯到现实世界中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最终要回到对于现实的再思考。词语、概念也许保持不变，但观念与内涵必然面临革新。“新时代”现实的崭新语境无法回避信息技术、传媒扩张、景观社会的出现，这是一个“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与此前我们所熟知的 “感知现实”“心理现实”并存的时代。那种试图通过归纳总结历史规律和因果关系，进而勾勒未来世界图景的经典现实主义，在多重现实并存的语境中必然要面临着新的挑战。

挑战同时意味着契机，现实主义诞生以来产生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1956年9月，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指出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发展与辩证的眼光才会带来广阔的道路，这个论断今天来看依然没有过时。大约同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加洛蒂提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认为只有站在正在产生与发展的现实的立场上，才能对历史运动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就不能从以往作品得出的法则出发来判断当下艺术作品的价值，所以对于新出现的作品不能因为不符合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列宾、高尔基或者马雅可夫斯基所形成的现实主义标准就将他们排斥在外，而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从而才能够将“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

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晚近的文学趋势已经表明，曾经战胜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也已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从加缪、伍尔夫的心理主义对卡夫卡的背叛就开始了。如果我们认可现代主义也是表现现实的一种现实主义变体，那么重新回顾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依然可以汲取和发扬其有益的精神遗产。正如自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法国作家阿拉贡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超越了偏狭的视野：“凡是信仰它的人，必须保证永不忘记他不仅在为那些在他周围、而他也熟悉并与他处于同样的生活境况中的人说话，而且在为一切无论什么样、可能不同于他并有着自己的变化前景的人说话。”学习和运用现实主义“并不是背诵一段经文，而是能用恩格斯或马克思的智慧去分析另一种现象”，它不是以某种文学范例的典律化排他性地对待不符合既定常规的作品，而是用宽阔的包容，同情的共理心，指向友爱、团结与浩瀚而生动的可能。

“新时代”的现实同样提醒我们，要提防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机械的理解，而充满辩证、能动与实践的意识，真正直面多重现实的事实，而努力寻找为其赋形的方式。这才是现实主义精神的承传，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当代的现实主义是神话的创造者，是史诗般的现实主义，是普罗米修斯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