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钟扬在讲课

钟扬留影 (本版照片，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提供)

钟扬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

钟扬在青藏高原途中

【作者简介】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研究学者。

今年9月25日，是钟扬车祸去世一周年。学校里开了一个纪念会，我被安排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因为有时间限制，我匆匆说了几句，还是觉得言犹未尽。这几天脑子里总是盘旋着钟扬的身影，他的爽朗的笑声，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每当这时候，就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催促我：你快写吧，把你心中的钟扬写出来……可是，我能写他什么呢？

一

钟扬被赋予很多头衔：植物学家、援藏干部、优秀教师、少年天才、模范党员……这已经被钟扬的传记和纪念文章反复渲染，我不想再添加什么。我觉得钟扬还有一个身份容易被人忽略：他还是一个高校的中层干部。

我对他最为感佩、也是这个时代最稀有的品质，则体现在他作为研究生院院长的工作岗位上。钟扬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好干部。在学校里，为人尊敬的是“好教师”“好专家”“好学生”，却少有人关心“好干部”。当然，干部之“好”，究竟是群众眼里的好？还是上级领导眼里的好？似乎还是一个问题。然而我说的钟扬作为干部之“好”，是指工作层面的好。他在研究生院院长这个岗位上，能够明辨是非，当机立断；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敢于负责；能够以高度的灵活性来处理工作，绝不是和稀泥。这样的品质，实在是太难得了。

已经有很多文章介绍钟扬作为科学家、作为教师的优秀事迹。其实，所有的科学家和教师，只要是认真负责的，热爱自己事业的，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科研，都会爱护自己的学生；钟扬是植物学家，他多次奔赴西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培养藏族学生，为西藏的文化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想，作为一个研究高原植物的科学家，他也许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投入自己的事业，来实现自己价值。然而作为一个高校部处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少人为他们仕途而计，最安全的处世哲学，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也许能平平安安，仕途通达。然而，钟扬不是这样的人。

二

坦率地说，钟扬起先担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我对他的某些决策有过不满。在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曾经与几位文科资深教授，以及哲学、历史两个系的系主任一起多次呼吁建议，终于把复旦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的学制，由三年延长到四年，主要是给以学生充分的撰写论文的时间。根据我长期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人文学科的博士生要写好一篇优秀学位论文，仅仅三年时间（包括基础课程的学习）是不够的，只有在时间上有了充分的保障，才能使学生安下心来做研究，否则，过早寻找工作的焦虑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写作心境。可惜的是这项改革没能坚持几年，在钟扬担任院长期间，又被改回到三年了。当然这里有各种客观原因，并非院长个人所能定夺。

我为了此事，给钟扬写过一封长信，说明博士生四年学制的必要性，在那一年的校务会议上，我也当着校长书记的面提出过类似意见。钟扬对我紧追不放的批评感到为难，他专门向我解释过改回学制的原因，无非是学校的资金缩减造成研究生经费压力啊、研究生宿舍过于紧张啊，等等，他也向我保证，如确实有非常优秀的博士生，为了写出高水平论文需要延长毕业时间，他一定会支持的。

我强调的是研究生制度建设，他讲的是具体个案的解决，我们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但是，我在以后的工作接触中渐渐了解了钟扬，那种对一般的原则性坚持和对个案的灵活性运用的高度结合，正是钟扬院长工作思路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确确实实在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与他相比，反倒是我过于理想化的坚持，显得书生气十足了。

2014年，我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在任上的第一个较大动作，就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建立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钟扬院长对研究院培养专业硕士的工作给以极大支持。复旦大学没有图书情报专业的本科建制，只在图书馆设立科学硕士学位点，每年培养学生不过三四名，无法满足古籍保护专业急需人才的要求。钟扬建议我们把科学硕士学位点改为专业硕士学位点，这样每年保证了近三十名学生入学，成规模地建设图书情报学科。现在专硕点已经有两届学生毕业，及时地为国家提供了急需人才。我们在完善了专业硕士点以后，又进一步筹备建立古籍保护专业的博士点。杨玉良院士的团队把古籍保护与写印材料的研发结合起来，使它成为一门文理交叉学科，融汇了化学、材料、生物、文博、文献等多种学科，有多学科的导师参与其间，但是由于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在如何招生的分类上产生了困难。没有前例，我也一筹莫展。于是我带着问题去找钟扬，那时候他已经是上海西藏两头跑，忙得不可开交，我约了他几次，终于见到了他。

那天他晚上好像还要出差，衣服行装都放在办公室。我对他说，你给我一个小时，今天我们得商量出一个结果。他疑惑地问：什么事情？要花一个小时来讨论？我告诉他招生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想了一想，爽快地说，古籍保护专业既然是多学科，那就把名额分到所涉及的学科去，名额由研究生院专门拨下去，具体招生工作就委托各学科来办，等学生招进来了，你们再进行综合教育，全面培养，不就解决了？我怔住了，这简直是《三国演义》里“耒阳县凤雏理事”啊，十来分钟，就把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么清风朗月地办妥了。这一次，我对钟扬院长真的服气了。

三

坦率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样有决断力的领导干部了。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模棱两可，没有拿腔拿调，没有推卸责任，胸中没有一点城府，说话也没有留着回旋余地，钟扬院长当场就吩咐身边的副手，具体安排工作程序了。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当时就忍不住赞叹：这样一个干部，只有心底里完全没有阴影，没有丝毫的倦怠、自私和庸俗，他才会这么磊落地怀着赤子之心去工作，他才能将无穷无尽的精力投入到科研、教学、赴藏、院务……因为他把生命中的所有能量都集中投放在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上了。

还记得，我第一次给钟扬写信，连钟扬的名字也写错了，在信封上把钟扬写成了“钟阳”，经传递信件人员指出才改过来。但我现在觉得我写错的“阳”字，无意中透露出我对钟扬的一种模糊理解：“阳”就是一团火，就是旦复旦兮，就是一个从里到外通体透明的大写的人。什么叫旦复旦兮？就是要期盼每天升起一个鲜红的太阳。这就是复旦精神，具体就体现在钟扬的身上。

四

钟扬对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不但鼎力支持，而且身体力行，利用他的植物学知识，直接参与了研究院的科研活动。他作为杨玉良院士的重要助手，积极配合杨玉良团队其他成员的科研，组织申报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实验室，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他中风病倒以后，我一次遇到他，对他说，你以后别喝酒了，也不要去西藏了。他笑着回答，酒可以少喝些，西藏还是要去的，不过不能去拉萨了，海拔3000米的地方不行，但海拔2000米还是可以去的，没有问题。

接下来他反客为主，动员我组织图书馆人员赴藏考察，参与他的科研活动。那时我们图书馆根据学校指示正在筹办中华文明数据中心，打算把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语言文字都做成数据库，为此，还特意从美国哈佛大学引进了一位藏学专家来参与工作。钟扬知道了非常高兴，几次约我一起去林芝，他要在那里联合创建藏南研究院，全面调查研究藏南的自然人文资源。很可惜，这些计划都没有能够及时做下去。

钟扬性格开朗豪迈，兴趣爱好也是多方面的。我与他本来是喝酒的朋友，他酒量极好，我原来酒量也不错，可惜与他喝酒的时候，我早已不提当年勇了，每次都是见好就收，也没有见他喝醉过。

钟扬爱好文艺创作，见到我，不论场合都会兴致勃勃地谈他的创作计划。他构思了好几个电影剧本，其中有一个是以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为题材的，他曾对我详细讲述过一些他自己感到很得意的情节。我就泼他的冷水，他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天真地说，不会吧，这么精彩的情节，为什么不能拍呢？我只能默然相对。现在钟扬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些构思都写下来，如果真的留下了手稿，这可是研究钟扬内心世界的重要材料。

五

钟扬生于1964年，整整比我小十岁。他少年天才，1978年就在高中一年级考上中国科大少年班，成为少年大学生。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被称作七七级，钟扬算是七八级，我们只差半年时间先后进入高校学习，同时赶上改革开放初期的好时光。钟扬虽然读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但同样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钟扬富有理想，敢于行动，在科学研究中倾注了深厚的人文情怀，思想没有条条框框，性格充满阳刚气质。

可以说正是那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所塑造的人格典型。我完全能理解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这里有一些时代赋予的性格密码，我与他的心是相通的。

钟扬到了后来，我想他一定也感到内心的孤寂，所以他流连忘返于清洁的高原雪山之间，纵情陶醉于繁忙的工作节奏里，他超越了自我。钟扬意外的死，是一个现代人履行的高贵的生命涅槃仪式。我怀念钟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