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识余光中先生，他七十出头，长我二十余岁，早已名满天下。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一些前辈文化名人多有交往，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可敬畏的长者。而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又是翻译大家的余光中，接触多了却恍若普通人，邻家大伯而已。

首次晤面，是在余先生台湾高雄的家中，相谈甚欢。我与同事告辞时，天已晚。余先生直接从计程车公司叫了辆车，并用小纸片记下了车的牌号及司机的称谓。送我们出了楼门，他抢先到路边，核对了车的号牌，又探身车内，问清了师傅的姓氏，才微笑着示意我们上车。先生待人之热情，办事之周详，以及些许的烦琐，都令我感到熟悉和亲切，不由想起逝去的父亲，那位老一代的知识分子。

2002年初冬，我到北京接先生。一见面，他取出个铜制的小花瓶，说：“送给你的宝贝女儿，祝贺她考上大学。”我道谢后，顺势请他与女儿谈几句。女儿读的是外语专业，而先生正是外语教学领域内的名师，即便三言两语的点拨，也当使孩子受益匪浅。

拨通电话，先生颇有耐心地问东问西，老少二人聊得很热络，但却无一语涉及专业学习。他嘱咐孩子要与新同学友好相处，特别提醒道：“你身边的伙伴，多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见过的世面或许不多，但对她们更须仰视。她们聪明，学习刻苦，适应生活的能力强，诸多的优长之处，或可补我们自身之不足。”显然，相较于学习成绩，余先生更在意我这个初次离家的小公主，能否构建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还记得，我曾向先生提到，他编的大学英语教材收录了一些中国古代诗文名篇，这种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令人感佩。谁知，他连连摆手：“不是的，不是的。”接着解释道，“这是为出外留学的孩子们设计的。到了西方，与新同学混在一起，聊什么呢？谈雪莱，显然不具优势，但如果背一段古典诗文，再用英语讲解一番，就会让人家青目相向。我是希望他们初到那里时，就能在洋娃娃面前挺直腰板儿，自信起来。”

余先生要我的女儿谦卑，要出国的孩子自信，同样是盼着他们尽快地融入到陌生的环境中，心情愉悦地开始新的生活。应该说，这才是为人父者之大爱。

2003年秋，学界几十人与余光中先生同游武夷山。这天午饭，我那桌议论起上海男人之短长，我说了句不得体的话，惹得上海《解放日报》年轻漂亮的朱女士大为光火，问起罪来，我只好仓皇应对。午休后，人们三三两两聚在宾馆大堂，准备参加下午的漂流活动。余先生径直朝我走来，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将装在封套中的稿件递给我，说：“自序又改了几处，可以定稿了。”我接过来，郑重地告诉他：“全书付印前，我们会将这篇序文在内地有影响的报刊上先行发表。”说到这儿，瞥见朱女士笑盈盈地与立在沙发后的余夫人低语着，于是促狭之意陡起，便又补上一句：“当然，不包括《解放日报》。”

余先生很诧异：“为什么呀？”这话本应问我，但他却侧身望向朱女士。

那位姑娘爽快地回答：“中午他跟我干架了，他说讨厌上海男人，因为我，也不喜欢上海女人了。”

余夫人眼角含笑，语带调侃地问：“是这样吗，曾先生？”

我忙答：“哪里，话都是她自己说的。她质问我：你不喜欢上海男人，你一定喜欢上海女人啦？我只是回答：今天之前是这样。”

在众人的笑声中，活动的组织者请大家到室外集合。余先生见朱女士闷闷的样子，招她到身旁，边走边循循善诱地说：“这样斗嘴是吃亏的，你一味地为上海男人辩解，自然就处于下风，要变弱势为强势。”

“那怎么办？”姑娘问。

先生果断地说道：“主动出击。他攻击上海男人，你就转而攻击天津男人，把战线拉到对方的阵地上去。”

“可我不了解天津男人呀。”姑娘有些委屈。

“那好办。”先生把我往前一推，“这里有个样板，先解剖他。”

姑娘开心地笑了，并恶狠狠地朝我点了点头。

看着他俩谈笑的身影，忽而心生感慨：余先生的创作成就固然望之弥高，但当他说说笑笑地与年轻人并肩而行时，也就是个平易且普通的老爷爷，睿智而亲切。

其实，余先生在同辈人中间，亦很谦和，说笑随意，不显矜持。那年到天津，与几位离退休的老编审讨论稿件、休息喝茶，不知谁提起五四运动，余先生主动接话，讲了个段子：他在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主持工作时，曾搞了一次纪念“五四”的活动，需向校方申请些经费。校长是位留学西方的理工博士，他认真地审看了计划书，然后抬起头严肃地问：“这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咱们中山大学的吗？”

讲到这儿，余先生虚掩着嘴，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我当时也不敢笑呀。”而此刻全屋哄然，笑翻了。那日听余先生所讲，人们多所议论，不过如今想起，两岸高校中主政的理工男，在人文领域中出些状况，似乎也不足为怪。

余先生第一次来津，我与负责摄影的美编陪他游五大道，观赏民国小洋楼，然后驱车到梁启超纪念馆。那时，梁启超故居饮冰室刚刚修复，尚属开馆之初，游客无多。馆方一位负责的女士亲自充当讲解员，我们楼上楼下地走，先生仔细地观看每一幅图片和各种物件。在书房中，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写字台，久久地站立在那里。就在眼前的这个书案上，梁启超先生写出了一篇篇震动政学各界，并影响其后几代学人的文章。我猜想，此时余先生内心定然浮现出梁启超伏案疾书的形象。

写字台前，一条绳索拦住游人的脚步。我犹豫片刻，抬手撩起绳子，对先生说：“您坐过去，拍张照。”

馆方那位女士忙将绳子夺下，强硬地说：“不可以，这是不允许的。”

我有些耍赖：“你们一开馆，老先生便不远千里飞来捧场。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

说着，我又摘下绳索，轻轻推了余先生一把。这次他不再迟疑，三两步就坐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手扶案面。闪光灯熄灭了好一会儿，他才恋恋地站起身。

余先生平日行不由径，遵守规则的意识已然融化在他的血液里，这次违规的作为，显然不合他的教养。但我知道，他不后悔，因为他太想与梁启超先生零距离接触，在同一张座椅上感受先哲的体温。

走下写字台，余先生略带解嘲地说：“我也坐了大师的椅子。”而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位大师在向另一位大师由衷地致敬。

隔了一年，余先生夫妇同来天津，余夫人说也想参观梁启超故居。再次到饮冰室，余先生仍像初来一样，不漏一处，细细地看。出门前，馆方拿出签名册，先生提笔写道：“斯室名冰，斯人犹热。”

那次将余先生从北京接来，天已晚。我二人在宾馆餐厅草草用过餐，便送他上楼歇息。告辞出屋前，我叮嘱道：“过会儿洗澡时，注意地滑。”

他惊诧地望着我，用夸张的语气问：“怎么，夫人不在，还要洗澡吗？”

我忙笑答：“今日解放啦，您请随意。”心想，这个风趣幽默的老人，真好玩儿。

福州会议期间，我抽暇去文物市场，买了个硕大的竹雕人头，栩栩如生。回到宾馆，便兴冲冲敲开先生的屋门，想听几句赞许的话。余夫人先接了过去，鉴赏一番，随即推到先生怀里。余先生左右看了几眼，说：“不错，不错。”然后斜视着我，“但不知拿回家后，夫人会怎样讲？”

这无疑一盆冷水泼下，我兴致全无。

几天后，一进家门，老婆便凶巴巴地说：“什么垃圾都往家驮，给我扔出去！”我暗自叹口气：余先生虽从未与我老婆谋面，但知之竟如此之深。

2005年夏，我请余光中夫妇和文怀沙夫妇到大连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此前，我与余先生在不同场合接触，无论人多人少，他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这次不同，文老不仅年长很多，且口舌便给，谈古论今，滔滔不绝，余先生常常闲在一旁。我有意识地找个话题，让余先生开口，可未讲两句，话头又被文老截了过去，任他挥洒，余先生则更显落寞。不过，余夫人倒很愿意听文老讲说，且特别欣赏他吟咏古诗词。

这天午饭，多数人已上桌，只有余夫人和文老还在沙发上，一个讲，一个听。余先生有些不耐，叫夫人：“我存，大家都在等。”我忙上前搀起文老，说：“边吃边谈。”

文先生落座于两位夫人之间，对面那个小伙子打趣道：“文老一边一位美女。”文老微微扫视两旁，应声而答：“余夫人是可望而不可即，我的太太是可即而不可望。”

桌上笑声腾起，只有余先生不动声色，嘴角似乎有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笑。

转日上午，我与同事和余先生夫妇同车去机场，他们飞台湾，我们回天津。车上，同坐后排的余夫人关切地问：“文老的夫人和小保姆都回北京了，听说他下午独自去上海，这么大年纪，没人陪可以吗？”未待我答话，坐在副驾驶位上的余先生已然掉转身，大声反问：“他还用人陪吗？”这话的意思虽是说文老精气神十足，不必陪，但余先生此时的语气十分冲，仿佛连日的郁结之气一泄而出。说来，有时老人也像个孩子，即便这么有名望的老人。

候机时，我取出一张合影：文、余两位先生并肩而坐，我立在身后。余先生看了很高兴，将照片递给夫人：“我存，你看，拍得很好啊。”见他胸无芥蒂、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我心中也释然了很多。这张照片的放大版，多年来立在文老的客厅中，有人关注时，他总要介绍一句：“余光中，台湾著名诗人。”两位文化老人还是惺惺相惜的。

九卷本的《余光中集》出版后，余先生在第一卷的扉页上为我题道：“此书得以成集，有赖你的催生──高雄、苏州、南京、济南、北京、福州，走遍两岸。”

其后，我又请先生编自选集，请他为何怀硕先生的书作序。他虽然诸事缠身，但对我之所请，总是爽快地应允，且尽速完成。再后，考虑他一年长于一年，不愿频添麻烦，便疏于往来。只逢年过节，去个电话问候一下，但闲时也会想，不知还有机会再陪先生于两岸走走吗？如今天人相隔，不用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