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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翻译家梦

来源:文汇报 | 袁敏  2018年10月31日08:20

我第一次知道巴金先生,不是从大家耳熟能详的激流三部曲 《家》《春》 《秋》中,记住巴金的名字,是因为一本叫 《木木》的小书。

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杭州市天长小学上学,大约读五六年级。

有一天,很偶然地从一个同学的课桌抽屉里发现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叫 《木木》。泛黄的封面上, “木木”两个字很大,竖排的,右侧是一个素描笔触勾勒的大胡子外国人。下面的 “(俄)屠格涅夫著 巴金译”两行字很小,再下面的 “平明出版社刊”几个字又很大,最奇怪的是,这些字都是从右边往左边排的。

那时候,我的阅读还停留在 《红岩》 《红日》 《红旗谱》和 《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 《铁道游击队》这些书上,几乎没有接触过外国文学,也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著名作家。 《木木》和我以前看到的那些书感觉完全不一样,有一种久远的沧桑气息。我就觉得新鲜好奇,便问那位同学借了这本书,回家细细地读了。那一次的阅读体验,对我这样一个懵懂的小女孩来说,完全可以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小说将一个卑微的哑巴农奴对一个女人和一条狗的感情描写得令人心颤,独裁暴力的贵妇主人逼迫哑巴农奴心爱的女人和别人结婚,伤心的哑巴绝望中只能与一条名叫 “木木”的小狗相依为命,然而女主人连这样一条小狗都不能容忍,无奈之下,哑巴农奴只好亲手溺死了这条小小的生命。木木在被举到河面上的临死前一刻,还无比信任地注视着自己的主人, “不但没有畏惧,还轻轻地摇着尾巴”。

我看 《木木》时,哭湿了好几条手绢,心里对这本书的翻译者巴金先生崇拜得不得了,因为我知道,没有他平实浅显却又优美流畅的文字翻译,我一个根本不懂俄文的中国小女孩,根本不可能认识屠格涅夫,也不会读到让我洒了一大包眼泪的 《木木》。

小小的梦想,其实就是在读完《木木》那一刻诞生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与巴金先生相遇,我更期待自己将来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翻译家,把世界上最好看、最打动人的小说翻译成中文,让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热爱读书却不识外文的小读者,也可以看懂优秀的外国名著。

我的这一梦想,当时似乎还真有一点实现的可能。1966年,我小学毕业,尚未报考初中时,杭州市外国语学校到天长小学来招生,一共只有两个名额,由学校在四个六年级毕业班两百多名学生中选拔推荐。学校推荐了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没想到其中一颗幸运的彩球居然落到了我的头上。几天以后,杭外的老师来家访,其实是面试。记得当时来了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对我提了很多问题,还让我朗读了几段文章。具体是什么问题,我又是怎样回答的,朗读的是什么文章,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老师临走时在楼梯口回身望着我,笑眯眯地一摆手,说:在家等通知吧!

以后的那段日子里,我欢快地跳皮筋、踢毽子、扔沙包、爬竹竿……完全玩疯了,书本和作业本早被我扔到脑后,自以为一只脚已经踏进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大门,今后自己将天天学习外语,说外国话,阅读外国书籍,当一个翻译家的梦想似乎并不遥远。

没想到,命运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很快,时代的风雨来了,一切都不算数了。我再也没有等到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入学通知书,而是按照地区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被分配到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

到杭十一中报到的那一天,心头涌上一种莫名的郁闷。离家前,我到自家的后晒台上,把自己疯玩了一个夏天的皮筋、沙包、毽子等玩意儿一股脑儿扔了下去,心里和那个还没踏进过校门的杭州外国语学校默默告别,

也和自己的梦想再见了。

杭十一中原来叫惠兴女中,其实也是杭州的一所老牌中学,最让学校引以为自豪的,是它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遗憾的是,我们入学时,图书馆已经被贴上封条,我们只能在外面张望里面那一排排高大的书架和层层叠叠的图书。无书可读的我们,面对门窗紧闭的图书馆,就像被撂在干涸的沙漠上渴望喝水的小鱼,多想一头扎进图书馆的书海里去遨游一番啊!

终于有一天,我们一些胆大的同学私底下商议,砸破图书馆的窗户,爬进去偷书,商定的结果是,男生爬进去偷书,女生在窗外接应。我虽然是女生,但我却想不能放过这个可以自己挑选图书的机会,便像假小子一样,不管不顾地和男生一起跳窗而入。其实潜意识中,我惦记着 《木木》那本小书,希望能在书海中觅得它的踪迹。一进图书馆,我就直奔外国文学专区,而且首先寻找俄罗斯文学的专柜。那一瞬间的狂欢,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酣畅淋漓,虽然我没有找到 《木木》,但其他听说过,或者没听说过的众多图书,同样让我欣喜莫名,被我一本本飞快地扔出窗外: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青年近卫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安娜·卡列尼娜》 《静静的顿河》……

我和其他七八个同谋犯个个都是书牍头,平时一本小破书都会让我们你争我抢,红眼相向,现在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大家都像疯了一样!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

直到告密者带着工宣队和老师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偷书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所有扔出窗外的图书全部没收。而我因为仓促间在自己的裤腰里藏了一本薄薄的小书 《金蔷薇》,侥幸躲过查收抄没。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 《金蔷薇》这个名字,就像当初喜欢 《木木》一样。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 《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杭州织锦厂当了一名三班倒的挡车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几十斤重的杠子搬上搬下,十根手指无休止地在杠子上的丝线里拨弄穿行。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筋疲力尽。那时,唯一给我安慰和遐想的,就是文学的梦想。虽然小时候当翻译家的梦想没能实现,但巴金先生翻译的 《木木》却带我走近了文学,而后,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 《金蔷薇》又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和爱上了文学,我在枯燥繁重的劳动之余拿起笔来,写下一篇篇稚嫩的文字,也开始了自己新的梦想。

生活还是会眷顾有梦想的人。不久以后,我幸运地遇到了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她当时是浙江省 《东海》杂志的编辑,到我们工厂来组稿,而我写的一篇散文 《摄影记》居然获得了她的青睐,让我去参加 《东海》杂志在四明山举办的笔会;再后来,我从一名工人业余作者被抽调到 《东海》杂志当了小说编辑;再再后来,我在已经是 《收获》编辑的李小林的鼓励下,写出了中篇小说 《天上飘来一朵云》,当时小林正好陪巴老来杭州休养,她将我的小说初稿给巴老看了。没想到,在新新饭店面朝西湖的露台上,我和自己从小敬仰的 《木木》的翻译者近在咫尺,抵膝而坐。巴金先生亲切地对我说:小袁,我看了你的小说,你是可以写东西的。

那一刻,我在心里慨叹生活的奇妙,一位以前未曾谋面却让我产生梦想的文学巨匠,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你是可以写东西的”。当翻译家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文学的梦想却无可阻挡地扎根在心里。

从此,我就和文学结缘,再也没有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