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什么是现实？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喏，现实嘛，不就是此刻周围向我们呈现的一切。说着，我摊开手掌，拥抱了一下环境。但周围我行我素，并没有应答什么。现实，一个熟透的词，在树巅摇摇欲坠。为了找到正确的解释，我们将那些率先掉落到书本里的转喻一字排开：事实、事情、事物、事件、事态、世界、时空、现状、境遇、生活、表象、感受、体验、故事……从一个概念，到一束光谱，意义的幽灵进进出出。我们无非是吞下一粒粒知识小胶囊，却没法形成阐释学合力，反而引发了认知的眩晕，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依旧渺远而飘忽。现实从来不习惯正襟危坐，甚至连一张清晰的面孔都没有，我们随便去个地方，都能偷回来点叫做“现实”的空气。

那就让我们现实一点，抛开概念，从手头的例子出发吧。每当开坛论法，批评家们言必称瓦尔特·本雅明（这本身就成了一层现实），我这里也不免俗，想到了两个与他有关的著名细节。1927年，旅居巴黎的本雅明读到一部小说，叫做《巴黎的乡下人》，大受触动。有感于当时刚建成不久即被拆毁的“歌剧院拱廊街”，阿拉贡写下了这部作品。本雅明有一句读后感（更据此拟定了宏大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常被后人引用：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最后一瞥”。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七年后，本雅明日复一日地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为“拱廊街计划”摘录引文。他的邻座，《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是一位跟他同样亡命天涯的犹太作家。一年前，本雅明还为德布林写过一篇重要的评论《小说的危机》，可叹两位英雄相见不相识，竟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在那篇评论中，本雅明自问自答：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什么？它是这样一个地方，最近两年，最为剧烈的变化都发生在那里；挖掘机和手提钻一刻不停地工作；由于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那里的地表在震颤……同样的画面和声响，用来再现眼下这个全装修时代的中国大陆，岂不更加贴切而精确？这种不断涌向我们的液态生活，这种随促狭、拥挤和匆遽而来的存在感，连同那个几欲将我们吞没和稀释的隐蔽企图，联步构成了一团鼓胀而怪诞的现实感（孤悬海外二十年的诗人张枣回国定居后，印象最深的，恐怕正是来自隔壁房间的刺耳声响）：

是你，既发明喧嚣，又骑着喧嚣来

救我？表象凸凹，零散，冷。

（张枣《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

今天，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跟阿拉贡、德布林和张枣一样，置身于一片感觉的地震带上。是的，眼前这个现实在无可挽回地分裂着，不论一个人面对的是拱廊街、亚历山大广场，还是电钻轰鸣的景观中国。分裂的现实给苦弱无援的人们迎头一击，让我们在接受这分裂之前，不得不做出“最后一瞥”：冷酷的建筑、凋零的村镇、壅塞的交通、跳荡的数字、由面具和谎言堆垒出的城市幻景……还没等我们朝现实吐出一个烟圈，这些精致的废墟迅速递来一声哀叹。是的，时代的喧嚣，曼德尔施塔姆在二十世纪初敏锐地指认出它，一个能与混杂现实相兑换的标题，让感伤的作家杀掉天真的作家后，再结果了自己。在鲁迅那里，它业已酝酿为一串成熟的转喻：“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这图像，俨然铺开一副希区柯克《后窗》般的视野。这组共时的声音拼凑成一个保存凹凸感的平面，开通无数个等待被选择的生存频道，若干通向毁灭的洞口。这一格一格的“声景”（墨里·薛弗语）中，冒着每户人家独有的热气，却再也无法汇总成乡愁样的人间烟火。我们共有的财产只有叹词，除了喧嚣里灼喉的辅音，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在这嘈杂的人群中用来交换。

现实已然分裂，喧嚣总是双面的。我们被刺伤的同时，有种东西，像创可贴或救心丸，努力帮助人们维护着世界的统一感（“骑着喧嚣来救我？”）。它渴望在“最后一瞥”中挽救些铿锵的破碎，比意识形态更卑微，比咒骂更笃定。在《沉默的世界》一书中，马克斯·皮卡德记载了一个情景：“有个人从某户人家屋前走过，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突然由窗户降临他的身前：他继续前进，而隔壁人家的窗子同样传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不管走到哪儿，所到之处都是相同的音乐。这音乐遍及他所到之处。就好像人停止不动——就像不管他怎么动，却始终站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运动这事实被虚化。不必依存空间与时间，广播的噪音被视若空气般不证自明之物，随处出现。”曾几何时，广播里飘出的柴可夫斯基，让我们体会到“环球同此凉热”的二手静止感。在今天，这错觉正在蔓延，直逼人的神经中枢，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位音乐家的名字替换成：整点新闻、流行音乐、走红的广告语、店铺的叫卖声、地铁或电梯里的报站，汽车的鸣笛，甚至某热销手机的常用铃声。这些令我们百创一身的现实喧嚣，演化出多少或壮烈或哀戚的文学叙事，直到零度写作，也只是调一调语言的色温罢了。有谁会想到，任何一种喧嚣都不是简单的直线传播，它们在这个病态世界甫一出世，就已栽种下一剂曲折迂回的疫苗，让现实的聆听者不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喧嚣伤害我们，同时，也将治愈我们。现实中的任何一种声音都记录着自身的分叉，行进在它自己的莫比乌斯带上。两个界面永不相交，却混同一体，自导自演着二律背反的戏剧。声音的脆弱间隙宣称着两种现实感，犹如这世间的父亲话语与母亲话语，从一个家庭的硬核里发出，但永不能真正融合和调停某一个多余的现实（孩子？）。本雅明感叹道：“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这命悬一线的“现实”，这剩余的“现实”，就是我们此刻的文学话语。那些被疼痛回收的声音，也被我们的肉耳吸纳，构成了人类初级的现实感。肉耳的涡形正是曲折迂回的跑道，痛的声音在这炼狱般的游历中，被那个看不见的本质烘烤，居然变痒了。在这种不置可否、难以言说的体验中，疼痛迎来它的麻醉、降解和挥发，重新回归于表象，一种发痒的世界观正生成为高级的现实感（它再次修炼出“一见钟情”的品格）。痛与痒，现实的两面，从不对称，也无法抵消。痛的力量让现实直接与一个道德世界相连通，痒的两难，却记录了人们从痛中滑移和变形的过程。这是主体冒着短路的危险，羼入现实画卷的运动，一个聆听者终于捕捉到了某个源于他自身、无法逃避、无法祛除的杂音。这个过程该由未来的文学去勾勒和描述。或许这种书写已经在沉默的现代汉语（鲁迅的《野草》）中悄悄启程了：“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