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一盏有黑紫色印迹的嘎斯灯，见证了一个扫街人的辉煌，在91岁的高龄，他竟然丧命于另一个好人的“谋杀”？历史的恩恩怨怨、起起伏伏如何在“好人”之间生出波澜？普通人如何在生存的艰辛与仇怨中延续各自的善与爱？

作者简介：王松,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王松作品集》（四卷）。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发表作品700余万字。小说和散文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各种文学奖项。

 安妮律师打来电话。她说，周大义取保候审了。

这对我是个意外的消息。犯罪嫌疑人一旦批捕，在法院判决之前，除了代理律师，包括家属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守所探视的。现在周大义取保候审了，我见他也就有可能了。安妮律师在电话里说，是，您不是一直想见他吗，现在可以想办法了。

安妮律师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周大义能取保候审，我确实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安妮律师一直担心办不下来。周大义虽然患有脑栓塞，双侧下肢瘫痪，但看守所里也有医院。他完全可以住在看守所的医院。不过安妮律师还是想了一个理由，说周大义的脑栓塞还伴有紧张强迫症，平时只能是他熟悉的护工照顾，否则会拒绝进食。周大义也很配合，刚进看守所的医院时，一直不肯吃东西，也不喝水。但不吃东西还能撑几天，不喝水，人很快就不行了。看守所的医生只好给他输液。可输液也不是长事。看守所的人总不能看着他还没判决就死在这里，只好把他熟悉的护工叫来试试。护工一来，周大义果然喝水，也吃东西了。但这又给看守所出了个难题。看守所毕竟不是普通地方，弄一个不相干的护工整天在看守所的医院照顾嫌疑人，没这种规定。我想，这大概就是周大义取保候审的原因。看来安妮律师的办法果然奏效了。

周大义的案情毕竟很重大，说取保候审，其实也要监视居住。监视还不仅是监视周大义。他已经瘫在轮椅上，也不可能再到处乱跑；关键是监视接触他的人。我又给郑一明打了个电话。郑一明是我的大学同学。本来大家都是学数学的，现在却都没干这一行。郑一明到了监狱局，据说已是个处长。他在电话里一听是这事，立刻说，行啊，只要不是别的事就行。又说，先说好，到此为止，别再提别的要求。我笑了，说，不会再有别的要求，我跟这个周大义非亲非故，再说就是真有别的要求，也不是你的权限。郑一明在电话里叹口气，要不说呢，还得是老同学。然后说，你去吧，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周大义的家在一个高档小区。小区前面有几栋砖混楼，开发商把这种楼叫洋房。后面有一片湖，湖边是别墅区。周大义就住在湖边的一栋五层洋房里。楼下的花坛旁边果然停着一辆警车。九月份还热。车发动着，关着车窗，显然里面开着空调。我过来敲敲玻璃。车窗落下来，立刻涌出一股烟味儿。我把证件递进去。里面一个瘦脸的小警察接过看了看，又看看我。显然，他们已接到上面的电话。小警察只说了一句，时间别太长。就把证件还我了。

周大义满头白发，看上去不像六十出头的人。他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看我，目光有些呆滞。护工给他端过一杯水。我注意到，这款杯子是专为这种病人设计的，有个像壶嘴一样的小口，可以避免喝呛。安妮律师对我说过，周大义对护工很挑剔。还不是挑剔，是忌讳。他下肢瘫痪，大小便已失禁，却坚决不用女护工。当初也曾请过，人家来了一再表示，干的就是这种工作，不在乎。但他说，他在乎。可男护工本来就少，有专业素质的就更少。现在的这个男护工，是他女儿用高薪在医学护理培训中心请的。周大义颤颤巍巍地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我看着他端杯子的这只手，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只手能杀人。

是，就是我干的。

他把杯子递给护工，抬头对我说。显然，他知道我的来意。

护工接过杯子，看了我一眼就转身去厨房了。我觉得护工的眼神有些怪，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于是想了一下，问，可以用下洗手间吗。周大义用下巴朝旁边的过道一挑。我就朝那边走过去。我没用洗手间。去别人的家里，用洗手间是不礼貌的。我只在洗手间的门口站了一下。一回头，吓了一跳，发现那个护工正站在身后。他有些清瘦，但看得出很壮。

他操着河南口音说，别信他的话，他是病人。

我刚要再说什么，他已经转身走了。

我回到客厅。这个客厅很大，也许是为了周大义的轮椅行走方便，家具很少，这样也就越发显得辽阔。轮椅旁边没有坐的地方，我只好站在他旁边。

这事，就是我干的。

他这次说得更肯定。说完，就坐着轮椅回卧室了。我这时才发现，他的轮椅是电动的，可以自己行走，像一辆电瓶车。我在他轮椅的后面跟过来。

是我拔的那根管子，看着他咽气。他当时肯定死了。

他再往下说，就有些含混不清了。这是脑栓塞病人最常见的症状，一是喝水呛，二是吐字不清。他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了一种嘟囔。这时，桌上的手机响了。护工过去接了，说了一句，您稍等。就把电话递给周大义。周大义一听电话，眼倏地亮起来，说话也立刻清楚了。但只是重复一句话，我没事，真没事，你放心吧，你忙你的吧。

我猜，这应该是他女儿。

周大义挂断电话，像一根火柴，又慢慢熄灭了。

护工过来说，你该睡觉了。

我只好告辞出来。

周大义的状态比我想象得要差。来之前，我对这件事还只是怀疑，现在就更无法相信了。可是周大义自己却一口咬定。据说被害人家属那边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如果有口供，又有证据，这事就不好办了。但那个护工的话也有些奇怪。据说出事那天他休息。也就是说，周大义那天究竟干了什么，他应该并不清楚。可他却说，周大义是病人，不能相信他的话。意思是说，周大义因为脑栓塞精神已不正常。如果看周大义现在这样子，精神不正常应该也有可能。但问题是，这个护工这样说是自己的看法，还是别人让他这样说的。

我又给安妮律师打了个电话。

安妮律师说，她也在考虑精神症状的问题，如果周大义现在的状态真是这样，就可以考虑，用无刑事责任能力做辩护的策略了。不过，安妮律师又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对方的手里究竟还有什么证据。当然，周大义的女儿是要求做无罪辩护，但无罪辩护的难度可能更大，究竟怎么办，还要再仔细斟酌一下。安妮律师提到周大义的女儿。我想起在周大义的家时，他女儿曾打来电话。从周大义接电话的口气能感觉到，他女儿很忙。再想周大义，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却住在这种高档小区，房子应该也是他女儿给买的。安妮律师告诉我，周大义的女儿是服装设计师，请她代理这个案子，出了很高的律师费。

安妮律师又在电话里说，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见一见他女儿。

周大义的女儿不姓周，姓柯，叫柯爱荷。孩子不随父姓应该也常见。过去子女多，倘夫妻感情好，这个孩子随父姓，那个孩子随母姓，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周大义一辈子没结过婚，却有一个这样的女儿，且这女儿又不随他的姓，这就有些奇怪了。

我按照安妮律师提供的电话拨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很细的声音，但有些冷。不仅冷，也很淡。我想，服装设计师都有个性。女服装设计师就不仅是个性了，可能还会有些冷傲。

她没问我的身份，只哦了一声说，您来吧。

我如约来到市展中心。这里正举办一年一度的时装展示会。我找到柯爱荷的展位。她正跟几个人谈事，一看见我就朝这边走过来。这是个不太漂亮的女人。不漂亮的女人也分几种。有的女人不漂亮是丑。也有的女人虽不漂亮，但也不丑，也就是所谓的一般人。还有的女人不漂亮，却很受看，也就是常说的那种眉目清秀。柯爱荷就属于这后一种。清秀的女人一般是眉眼，柯爱荷却是鼻子，尤其是嘴。我发现，她嘴的形状很好看。还不仅是好看，也有些独特。她没给我让座，显然是想告诉我，她没有太多时间。

我也就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她听了笑笑，问我，您觉得，这事可能吗？

她这一问，我倒不知该怎么回答了。看得出，她是个思路很清晰的人。她说，首先，这个叫何本善的所谓被害人，不要说跟我父亲有什么冤仇，应该根本就不认识。我父亲怎么可能跑到医院去杀一个不认识的人。其次，据说这个何本善还曾是公众人物，当年经常上报纸、上电台，后来还上过电视，是个什么先进模范，被人称为“好人何本善”。我父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一点，我作为他的女儿可以肯定。他怎么可能去杀一个这样的好人呢。再有，她看着我说，就算我父亲真的认识这个何本善，也真想去杀他，而且真的去了，他现在这样子您已经看到了，他还有这个能力吗？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即使他真想杀他，据说这个何本善已经生命垂危，他还有必要去杀一个快死的病人吗，这合乎情理吗？

柯爱荷一口气这样说完，直盯盯地看着我。

我让她看得有些不自在。她的声音很细，条理却很清晰，清晰得有些咄咄逼人。这就让人感觉话锋很犀利，犀利得几乎像刀片一样锋利。我说，可是你父亲自己也承认，这件事就是他干的。柯爱荷好像知道我要这样问，点点头说，他患有脑梗，脑梗在医学上是一种很复杂的脑血管病，一旦罹患会失忆、失智，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妄想。她说着回头看了一眼。那边还有几个人在等她。于是说，这样吧，您如果真对这件事有兴趣，当然，要不要去见这个何本善的家人是您的事，不过我建议，您可以去医院了解一下，这个何本善是死在医院，院方的话应该最具权威性。然后又说，我已经建议我的律师了，准备把院方也列为证人。

她这样说完，又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就转身回去了。

我明白柯爱荷的意思。她当然不希望我去见何本善的家人。何本善的家人已经认定，何本善死在医院就是他杀，而且杀人凶手就是周大义，所以才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求。我如果去见何本善的家人，那边即使不一定拿出手里掌握的全部证据，也会说出一堆充足的理由，以此来说明何本善就是被周大义杀害的。但医院方面就不一样了。院方当然不会承认何本善是他杀。否则一个住院病人，在病房里被人杀了，不管怎么说，院方起码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所以，医院站在自己的立场，肯定也会拿出充足的何本善是自然死亡的依据。

不过柯爱荷的话还是提醒了我。

我想，确实应该去医院，听一听院方的人怎么说。

我是偶然注意到这个案子的。起初只在媒体上有一则很短的消息，说是当年的一个被称为“好人何本善”的先进模范人物，在某医院去世了。一个人在医院去世，本来是很常见的事。但这则消息又说，这个人去世的原因还没最后定性，是否牵涉到刑事，有关部门也还没有定论。这后面显然就是故意在说绕脖子话了。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个叫“好人何本善”的人死在医院，有可能不是因为医治无效的正常死亡。也就是说，也许是一起医疗事故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更深一层的意思，却又很明确地说出来。其实这深一层的意思才是这则消息真正要说的。它说的是，倘牵涉到刑事，也就意味着这个“好人何本善”有可能是他杀。

当然，如果是他杀，这件事就非同寻常了。

新闻报道不能干预司法。一个案件在法院判决之前，案情是不能随便披露的，所以这则消息才写的这样隐晦。现在各种媒体和自媒体很多，信息渠道也五花八门，我已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则消息。但这件事还是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个事情的定性和定论，而是这个叫“好人何本善”的人。如今堪称“好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我很想知道，这个叫何本善的人，如果用俗话说究竟怎么个好法儿。

也就在这时，安妮律师告诉我，她刚接手一个案子。

安妮律师是法律界的新锐，以擅长刑事案件著称，虽然年轻，却已代理过很多在国内著名的大案要案。她告诉我，这次接手的又是一个有些特殊的案子。当事人是个六十多岁的中风病人，已经瘫在轮椅上，却涉嫌杀人，而且涉嫌谋杀的竟是一个91岁的垂危病人。安妮律师说，更特殊的是，这个91岁的垂危病人当年还是一个先进模范人物，叫什么“好人何本善”。也就是这个“好人何本善”，立刻让我想起曾看到的那则消息。我这时才知道，这件事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而且案子已经移送到检察院。

安妮律师告诉我，她的这个当事人叫周大义。

我这次去见周大义的女儿还是有收获的。周大义的女儿坚持说，这件事不可能是她父亲干的。她为此列举了四点理由。首先，她父亲跟这个“好人何本善”根本不认识。不认识，也就不会有任何动机。其次，她父亲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这个“好人何本善”是个这样的好人，她父亲又为什么要去杀一个好人呢。再次，她父亲现在连自己的生活都已不能自理，又怎么可能去杀人。最后一点，如果这个叫何本善的人已经91岁，又已生命垂危，他父亲还何必去杀他呢。显然，这四点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却无法解释。现在周大义自己一口咬定，这件事就是他干的。当然，周大义的女儿，也包括那个护工，都把周大义这样说归结为他由于脑梗，精神已不正常。但我知道，真到法庭上，如果要确定一个嫌疑人的口供是否真实，不会只是这样说一说就能认定，还要经过严格的司法鉴定。

我还是决定去医院了解一下。

何本善是死在钟楼医院。钟楼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规模不算大，但也不算小。我来到医院时，医政科的黄科长正开会，听说有人找就从会议室里出来。黄科长30多岁，剃着一个方方正正的“板儿寸”头，脸挺阴。一听要了解的是这事，立刻有些警觉。先上下看看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拿出证件。他接过看了看，才说，听说这个案子已经移送检察院了，有关方面也来我们这里取过证，现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院方不便多说。我对黄科长的话表示理解，点头说，我只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叫周大义的人，在出事的那个时间段究竟来没来过咱们医院？我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也很关键。周大义究竟来没来过医院，直接决定他与这件事的关系。而更关键的是，这个问题黄科长又无法回避。在医院病房的楼道里不可能没有监控探头，只要调出当时的监控录像立刻就清楚了。但黄科长听了只是笑笑，操着葫芦岛的口音说，相关物证，我们都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

他的回答很巧妙。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他又对我说了一句，具体情况，你可以去住院部问一下白主任。

说完又用眼角看看我，就回会议室去了。

住院部的白主任是个50来岁的胖女人，鼓着两只大眼，表情有些夸张。黄科长的电话显然已经打过来。她一见我，立刻从档案柜里拿出几张核磁共振的片子插到灯箱上，然后说，这就是何本善的片子。又用手里的笔在片子上指了指，你看这里，还有这里。说完把笔扔到桌上，翻了翻眼说，这个叫何本善的患者当初入院时，我们确诊是脑中风，脑中风也就是脑血管病。说着又看看我，哦了一声讲解说，是这样，脑血管病分两种，一种是缺血性，另一种是出血性，缺血性是脑栓塞，出血性也就是俗称的脑出血。她说到这里又看看我。我立刻点头，表示已经听懂了。她接着说，脑出血比脑栓塞的死亡率要高，而在脑出血中，脑干出血的死亡率就更高，因为脑干一旦出血，病人也就无法再自主呼吸，这种情况一般很难再救回来。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们当时确诊，这个何本善出血的位置就是在脑干。

说完又看看我，懂了？

我说，懂了。

她说，当时已经给他上了呼吸机。

我说，这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了吧。

她立刻拿起笔又往桌上一摔说，说得太对了！说穿了，也就是延长一下病人的生命！

这时护士长来了。显然，也是黄科长打电话叫来的。护士长40多岁，脸上长满痤疮。女人的脸上一有痤疮，看着就有些男相。白主任一见护士长来了，立刻起身说，好啊，您再跟我们护士长聊聊吧。说完又看了护士长一眼，就拿起桌上的一本病历出去了。

显然，黄科长和白主任说的话都没有明确的指向。也就是说，他们都没直接说何本善就是他杀，或者不是他杀。但没有指向，其实也能感觉到指向。黄科长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件事，且移送检察院，显然很不满。而他让我来找白主任，接着又让护士长过来，意图也很明显。这个白主任一味强调何本善当时的病情如何危重，如何的已经无法救治，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病人出不出事已经无关紧要，他就是不出事，生命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了。

所以这时，我再接触这个护士长，心里也就有数了。

护士长说话的语速很快，而且不喘气，有些像相声演员背绕口令的基本功训练，没有气口儿。我还很少见到女人有这样说话的。她告诉我，这个叫何本善的病人当初入院时意识还清醒也能自述病情，医院考虑是脑出血就立刻安排去做核磁，去核磁室时还好好儿的但检查完了一坐起来人突然就不行了，这以后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醒过来。后经医院组织专家会诊确定是脑出血而且出血的位置是在脑干。护士长用力喘出一口气，接着说，按医院惯例这种病情的病人应该直接推去ICU也就是重症监护室，但家属一听病情是这样也明白没办法了况且又已是90多岁的老人也不想再花冤枉钱就不同意再去重症室。当时医院也是考虑到病人的特殊身份才决定破例照顾让他去了唯一的一间特护病房。

她说到这里停下来，看看我。我点点头。她才又接着说，这个特护病房并没有特殊护理的措施其实也就是临终关怀的性质，让病人在最后时刻减少痛苦走得安详一些。但也正因为没有特殊护理的措施按规定也就没有配备专门的护士，平时由家属陪床护士只是定时过来巡视一下，或有意外情况按呼唤铃再把护士叫过来。出事那天在护理站值班的是小章护士。小章护士是个很负责任的护士当时一听呼唤铃就立刻赶过来。这时病人跟前有家属但病人已经完全没有生命体征，可尽管如此还是把医生叫来做了最后的抢救。所以，护士长又使劲喘了一口气说，我们后来向病人的大女儿反复解释也给她看了病房的护理守则，这个特护病房虽叫特护病房但确实没有专职护士。

护士长说到这里，才深深地喘出一口气。

我已经听懂了。何本善出事时，跟前没有护士。但没有护士不是护士失职，而是这种特护病房本身就没有配备专职的护士。值班的小章护士闻讯赶来时，有病人家属在。如果按护士长说的这个特护病房的规定，倘病人突发意外情况，家属应该立刻按呼唤铃叫护士，护士再去叫医生。但小章护士赶来时病人已没有生命体征，且还是叫来医生做了最后的抢救。

如果这样说，医院就应该没有责任了。

我注意到，护士长在说话时提到何本善的大女儿。安妮律师也曾说起过这个女人。现在何本善的家属一方，主要是这个大女儿出面。据安妮律师说，这个大女儿叫何继芳，是中学老师，很能说，也很能讲道理。她为了她父亲的这个案子已经换了两个代理律师，但仍然不满意。听检察院的人说，她已经说了，如果再找不到让她满意的代理律师，她就要亲自出庭，自己为自己代理了。我这时倒很想见一见这个何继芳。

现在这个案子除了公诉方，应该还有三方，一方是嫌疑人周大义，另一方是钟楼医院，还有一方就是死者何本善的家属。周大义这一方我已经见了，医院方面的人也见到了，就还差这个何本善的家属了。但护士长一听我要见何继芳，立刻愣了一下。我明白她是怎么想的，于是说，您如果不方便给我电话也没关系，我可以问别人。

她又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电话给我了。

护士长给我的是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她告诉我，这是何继芳单位的电话。显然，她这样做是不想担责任。何继芳单位的电话，随便从哪儿都可以问到。

这个下午，我按这个电话号码拨过去。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大嗓门的男人，听着像传达室。他说，你找何主任？等一下，我给你转教务处。我这时才知道，这个何继芳还是教务主任。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对方是个很好听的声音，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说自己就是何继芳。一听我要问这事，先在电话里沉了一下，然后说，这件事，我现在说什么恐怕不合适吧。我说，我不是记者，也不会在媒体上写什么东西。她仍没说话。我又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因为您父亲的身份毕竟比较特殊，当然，如果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好吧，既然这样，说说也可以。

她一听我这样说，就同意了。

她告诉我，上午还有观摩课，下午四点以后就可以了。

下午四点以后，我来到英华中学。何继芳已经50多岁，脸上很有光泽，皮肤也白皙，看得出保养得很好。安妮律师曾告诉我，她与这个女人有过接触，当时是想了解事发过程的一些细节。但这个女人很难打交道。中学老师一般都很能说，而女老师就更能说，如果再是学校的中层领导，那就更没办法了，一接触也就只能光听她一个人说了。

这时，我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人想了想，故意没叫她何主任，而是称呼何老师。她对我怎么称呼似乎并不在意，一见我就问，听说，那个周大义取保候审了？

我说，是。

她皱起眉连连摇头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这真让人无法理解，检察院这样做也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周大义可是杀人犯啊，这么重大的案情，说取保就让他取保了，如果他跑了怎么办？自杀了怎么办？就是不跑不自杀，出了别的问题怎么办？接着又说，听说这个周大义的女儿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她跟检察院那边究竟怎么回事？简直匪夷所思。

然后点头说，不行，我一定要追究一下这件事。

我不想再跟她纠缠周大义取保候审的事，于是说明来意。我对她说，我想了解的是她父亲。何老师一听要了解她父亲，立刻叹息一声，也许您已经听说了，我父亲当年被人称为“好人何本善”，这个“好人”可不是随便叫的。她很认真地看看我，何谓好人？人性好才是好人，品行好也才是好人，德行好，性情好，心地好，本质好，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好人。说着又点点头，我作为他女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这个何老师当初一定是教语文的。她组织语言的能力太强了。组织语言的能力强，给人的感觉表达能力就很强。表达能力强，感染力也就很强。她说，其实她父亲一辈子都在默默无闻地做事。当年她家住在程庄子。程庄子是一片很大的工业区，都是冶炼企业。通往这个工业区只有一条马路，每天所有进去的运煤卡车和出来的运渣车，都要从这条马路经过。何老师说，她父亲就负责清扫和养护这条马路。有一句老话，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可这句老话用在她父亲的身上就有了另一层含义。她父亲每天从早到晚清扫这条路，也就经常会捡到一些东西。小到帽子、围巾、棉手套，大到衣服、提包，甚至还捡到过钱包和手表。但这个工业区里的人有一句话，只要是在这条路上丢的东西，就肯定不会丢。何老师说，那时她父亲每天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拉的是他清扫这条马路的工具。来到路边，他就把所有捡到的东西都一样一样摆在车上，一边工作，等着失主来认领。那时的人品德也很好，就是钱包和手表一类贵重物品，也从来没有人冒领。

何老师看看我说，这就是我父亲。

我点头说，是啊，如果这样，他真称得上是个好人。

何老师又淡淡一笑说，说他是好人，还远不止这些。那时这条路上过往的车辆很多，被他救下的孩子，还有行人，就更不计其数了。曾经有一件事，她说着拉开抽屉翻找了一阵，似乎没找到，又把抽屉推上了。接着说，我也是在当年的报纸上看到的，他自己从来没说过。他那时扫马路都是在夜里。有一天夜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在路上被车撞了，他立刻扑上去不顾一切地想把这个女人从车轮底下拉出来。虽然最后也没能把这个女人救活，可他自己也受了伤。就从这件事以后，他夜里再去扫路，就总是带着一盏电石灯，工作时放在路上，为的就是提醒过往的汽车司机注意行人。何老师说着，又找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一张彩照。照片上是一个很旧的路牌，油漆已经斑驳。但还能看出上面的字迹，写的是，“本善路”。何老师说，后来这条路，就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几年前，听说这条路要拓宽，我特意去把这个路牌拍下来，也算留个纪念吧。

她说着，拿起这张照片看了看，又摇摇头说，所以啊，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父亲这样的人会跟什么人结怨呢？还不要说他是这样一个公认的好人，他已经90多岁了，又在这样的弥留之际，这个叫周大义的人还要赶来杀他，他跟我父亲究竟有多大的冤仇？除非这个人的精神不正常。我想告诉她，现在周大义的女儿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我想了一下问，出事的时候，您在吗？

何老师说，我不在，当时轮到继宗值班，他在。

我来之前已经了解过，何本善共有两儿一女。这个何老师是他的大女儿，此外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何继宗，在冶金集团工作。小儿子叫何继源，自己开一家小杂货店。何老师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于是说，您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去问继宗，他当时在场，说的应该比我详细。我一听立刻说，好啊，如果方便，我去见见他。何老师就拿起手机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他很忙，正在外面开会，不过地方离这儿很近，您现在就过去吧。一边说着拿过桌上的一张纸，写下何继宗开会的地点，又把他的电话给我写下来。

何继宗开会的地方是一个培训中心。我来到这里已是傍晚。何继宗一接到我的电话立刻就出来了。这是个50来岁的男人，说是何继芳的弟弟，但看上去比何继芳老成，也更有派头。他出来先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问，您要了解什么。一边说着翻腕看看手表，意思是告诉我，他时间很紧。我也就直截了当。我说，我想了解一下你父亲出事时的情况。他立刻有些警觉，看看我问，您问这个，跟办案有关吗？我说，没任何关系，我不是公安机关的，也不是司法机关的，当然也不是媒体记者。

何继宗一听就笑了，说，既然您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呢。我只好拿出证件。他接过看看，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然后又说，当时的情况，我已对来调查的人说过很多次了，也做了笔录。他说，当时的过程很简单，那天是我值班，中午12点左右，有人来给我送东西。我临下楼时还看过，我父亲的情况很正常，下楼也就半小时，再回来就出事了。我当时最先看到的是，呼吸机的管子从他嘴里掉出来。我父亲一直深度昏迷，这个管子插得很牢，不可能自己掉下来。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过来一看，果然，人已经没气了。他说着看看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问，你当时，看到周大义了吗？

他说，看到了，在楼道里看到的。

我又问，在此之前，你认识周大义吗？

他说，不认识。

我立刻问，既然不认识，你在楼道里看到这个人，怎么会知道他就是周大义？

他嗯嗯了两声，又看看我说，这个问题，我想，就没必要回答你了。

他说完又冲我笑笑，就转身回去了。

这件事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

如果把医院方面和何家人所说的综合起来，大致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何本善因脑中风来钟楼医院就诊，在检查过程中病情突然恶化。经医生确诊是脑出血，且出血的位置在脑干，已经不能自主呼吸。医院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出于照顾让他住进带有临终关怀性质的特护病房。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这时的何本善由于已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这意味着只要呼吸机一停，人立刻就完了。而周大义涉嫌的，也正是在那个中午坐着轮椅来到病房，把何本善呼吸机的管子拔掉了。也就是说，他用这样的方法把何本善杀了。当时陪床家属是何本善的大儿子何继宗。而何继宗又因为临时有事下楼去了。周大义来这个病房是巧合，还是一直躲在暗处，等何继宗出去了才趁机进来，目前还不得而知。总之，何继宗再回来时，何本善就已经死了。

现在何家人认定，何本善就是周大义杀死的，理由是何继宗曾在病房的楼道里看到过周大义。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据何继宗自己说，在此之前，他并不认识周大义。那么他在楼道里看到周大义，又怎么会知道这个人就是周大义呢？再有，就算周大义真在病房的楼道里出现过，也不能说明这件事就是他干的。除非还有直接的目击证人看到周大义确实进过何本善的病房。可是何家人都没有说起过有这样的目击证人。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监控录像。如果有当时的监控录像，记录了周大义确曾进过那间病房，而何继宗事后经过辨认，也确定在楼道见到的就是这个人，这就解释通了。

现在看来，是否有当时的监控录像就成了关键。我曾问过医院医政科的黄科长，病房楼道里是否有监控探头。但当时黄科长回避了这个问题，只回答说，相关证物已经提交给有关部门。不过从目前情况看，既然检察院已对周大义批捕，就说明应该掌握了相对充分的证据。我这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住院部的护士长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曾提到一个姓章的小护士。她当时无意中说，出事那天，是这个小章护士值班。

我想，也许能在这个小章护士这里问到一些情况。

我这次接触小章护士，不准备让医院方面的人知道。我上次去医院时，已经记下了病房护理站的电话。这时就给护理站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说小章护士不在，是下午的班。又问我是谁，找她有什么事。我想了一下说，我是她老师的一个朋友，有点私事。然后留下电话，请对方转告小章护士，她下午来上班，方便的时候电话我一下。

下午，小章护士的电话打过来了。她显然已听说我去过医院，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时一听是我，在电话里有些迟疑。我立刻对她说，我只是想从侧面了解一下这件事，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也不会让医院的人知道。她听了这才放松下来，说，护理站是轮流吃晚饭，她吃饭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我和她约好，晚七点在医院附近的“星巴克”见。

晚上七点，小章护士来了。这是个有些单薄的女孩，样子挺朴实。果然，她告诉我，虽然医政科的黄科长一直坚持说，出事那天，病房楼道的监控探头坏了，但公安机关还是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录像。从这段录像可以看出，周大义在出事的那个时间段确实坐着轮椅进过何本善的病房，十几分钟以后又出来了。因为在何本善的大儿子何继宗去楼下办事的这段时间只有周大义一个人去过这个病房，而何继宗回来时，病人就已经死了，所以公安机关根据这段录像，就把周大义确定为重大嫌疑人。当然，小章护士又说，公安机关是不是还掌握了别的证据就不清楚了。她说到这里，又看看我，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我知道这种胆小的女孩，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问她。如果她想说自然会说出来，倘一问，她也许反而不敢说了。果然，她又嗫嚅了一下，才慢慢抬起头说，我觉得，何本善的呼吸管子就是那个叫周大义的人拔掉的。我立刻问，为什么，有根据吗？她说，当时这个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他自己不会动，那个呼吸机的管子在嘴上卡得很紧，如果没有人拔，自己是不可能掉下来的，可出事的那段时间，又只有周大义一个人进过这个病房，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另外，还有一件事。

她说到这里，突然又不说了。

我看看她问，还有什么？

她又犹豫了一下，才说，何本善家属的手里，好像还有证据。

我问，你说的谁，他女儿吗？

小章护士说，是那个叫何继源的人。说着又摇摇头，我也不能肯定，有一次他们家属来医院交涉，这个何继源说话时露出来，他手里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可再问，他又不说了。

小章护士说完，就起身匆匆地走了。

我在小章护士这里得到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印证了我的猜测，公安机关果然掌握了事发时病房门口的监控录像。如果这样，显然就对周大义很不利了。我还不清楚安妮律师是否知道这件事；二是何本善的小儿子何继源。我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个人。现在看来，倘真如小章护士所说，他的手里还握有更直接的证据，这个人就很关键了。但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如果何继源的手里确实有如此重要的证据，为什么何继芳和何继宗都没有对我说起过？他们是故意不说，想把这个证据当成最后的撒手锏，还是他们也不清楚？

我想了一下，把电话给何继芳打过去。何继芳在电话里一听我要见何继源，好像有些犹豫，沉了沉才说，继源当时没在医院，您找他，能问出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说出真实目的，于是说，我想从他的角度，再了解一下你父亲当年的情况。

她哦了一声，就把何继源的电话给我了。

何继源的小杂货店确实很小，只有不到十平方米。店里卖些花花绿绿的饮料和零食，再有就是电池手机壳一类的小物品。看店的是个40多岁的女人，眼泡有些浮肿，气色也不太好。她显然知道我打过电话，一见我进来就回头冲里面说，找你的人来了。

何继源在里面应了一声，就撩帘出来。

何继源是何本善最小的儿子，从年龄推算应该40多岁，但看上去显得比何继芳和何继宗都老，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也满是褶子。他看我一眼说，店里太窄憋，出去说吧。我就和他来到小店的外面。他掏出烟，点燃一支，吸了一口说，你想知道什么，问吧。

我故意先把话题拐了一下，说，我想了解一下你父亲。

他哼一声，淡淡地说，这些年，说他说的也够多了，现在人已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他看我一眼，又说，你应该去问何继芳和何继宗，他们都得着好处了，说我爸肯定有的说。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味道。显然，他对他们不满。

他说，是啊，何继芳是中学老师，我发现最狡猾也最能算计的就是中学老师，这种人虽然没有大学问，可一肚子都是为自己打算的鬼心眼儿。他摇摇头，又说，我爸死了，她说我们都忙，她去家里收拾。我当时还想，她这回怎么这么好心。结果去了这一收拾，我爸这大半辈子存下的这点儿东西，连值钱的带不值钱的，就全都归她了。说着又冷冷一笑，还有那个何继宗，就更别说了。我爸当初叫“好人何本善”，他现在又快成“好人何继宗”了。说着把烟灰往地上弹了弹，又吐了口唾沫，我爸从50多岁就弹弦子了，弹弦子你懂吗？

我立刻说，懂。

他说，对，就是得脑出血了。从我爸一弹弦子，再有媒体记者来采访的事，何继宗就全揽过去了。最早是报纸电台，后来又有了电视台，再后来五花八门的媒体记者越来越多，只要是来采访我爸的，出头露脸的事何继宗就全包了，简直就成了我爸的代言人。现在弄来弄去，他比我爸的名气还大。过去一提何继宗，得说是“好人何本善”的儿子，后来不行了，再提“好人何本善”，得说是何继宗的父亲，知道何继宗的人比知道我爸的还多。

何继源说着，回手朝他小店的门脸儿一指。我顺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小店的窗玻璃破了，糊了一张旧报纸。这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虽然看不太清，但我明白何继源的意思，这报纸的照片上肯定是何继宗。何继源说，是啊，如今当初的企业已经改制，叫集团，何继宗当初顶替我爸进了那个企业上班，现在又因为我爸，当上了集团的高层领导，眼下外面一提起他，都说是名人之后呢。何继源说着，把手里的烟屁扔到地上，又用脚踩了踩。

我突然问他，你认为，你父亲的死因是什么？

我这样问也是故意的。一个重要的事，如果出其不意地问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何继源并没有上我的套儿，只是看我一眼说，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再说我怎么认为也没任何意义。我笑笑说，怎么能说没意义呢。他说，听说那个叫周大义的人已经被正式逮捕了，这还有什么说的。他又看我一眼，我已经咨询过了，如果我提出民事赔偿，是我自己的事，这次，何继芳和何继宗都别想再插手，他们得到的好处已经够多了。

这时他女人在小店里不耐烦地喊他。他又看我一眼，就转身进去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何继源最后说的只是半截话。他说，他要主张民事赔偿，而且这次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何继芳和何继宗都别想再插手。他这样说的意思很显然，他的手里应该确实握有主张民事赔偿的证据。这个证据很可能是他自己搞到手的，而且非常确凿有力，所以他说话才这样有底气。倘真是这样，小章护士说的话也就印证了。

我给安妮律师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打通。但每次都有短信回过来，或说正开庭，或说正开会。直到傍晚，她的电话才打过来。她在电话里抱歉地说，上午有一个庭，对方律师很难缠，开庭一直到中午，下午又在律所接待另一个当事人，也是个很麻烦的案子。我笑笑说，没关系，我打电话只是想说一下这几天的情况。安妮律师说，你这几天大概接触了谁，我都知道。我有些奇怪，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安妮律师说，听方律师说的。我知道，安妮律师说的这个方律师，是何继芳的代理律师。但何继芳的代理律师会把我的行踪告诉安妮律师，这是我没想到的。安妮律师说，方律师打电话问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我告诉他了，你只是想了解这件事的背景，跟案子本身无关。安妮律师又说，我们律师这行就这样，在法庭上各为其主，针锋相对，可从法庭一下来大家又是同行，也许还是朋友。

我还是把这几天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安妮律师对医院确实有监控录像并不意外。她在电话里说，现在这个案子到了检察院，对方有什么证据也就全可以知道了。不过，她又说，就算对方真拿到当时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周大义在出事时确实进过那个病房，也不能作为他杀害何本善的直接证据。安妮律师说，公安机关办案的人一开始曾去找过周大义的弟弟周春明了解情况。当时周春明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所以对办案人员说，周大义确实对他说过，那天上午曾去了那家医院，但具体去干什么没说。可后来周春明知道了周大义出了什么事，再见到办案人员就说，就算周大义在出事的那天上午确实去过那家医院，也确实进过那个病房，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他当时是走错了病房呢，如果只是想去看看这个何本善呢，就算没走错病房，也不是去看这个何本善，如果在他进去之前，这个何本善的呼吸机管子就已经脱落，或是被别人拔掉了呢。安妮律师说，这个周春明的性格不像他哥哥周大义，虽然是一个大学老师，可他说的这些话在法律角度很专业，将来真到法庭上，也都可以成为辩点。

这时，我又想起何继源说过的话。

安妮律师说，对，其实这才是我一直担心的。如果对方的手里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现在又故意不说，等到法庭质证阶段才突然扔出来，这就被动了。不过，她又说，也没关系，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到法庭辩论阶段就是真刀真枪了，他有来言，我也会有去语。

我一听就笑了。很难想象，一个这样年轻的女律师，不光老练，说话竟还有如此的锋芒。这时在电话里可以听到，应该是安妮律师的另一部手机响了。

我说，你有事忙吧。

就把电话挂了。

安妮律师在电话里提到周大义的弟弟周春明。这个周春明比周大义小两岁，是城建大学的数学教授。如果从年龄推算，应该也退休了。安妮律师在之前曾对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开始就去找过这个周春明。我很清楚这些人的办案方式。倘周春明不知详情，他们接触他时当然不会说什么事，只是不动声色地套他的话。而周春明毕竟是一个大学教授，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肯定会很生气，甚至会恼火，觉得自己是上了这些人的当。

我这时忽然想，能不能在周春明这里，再了解一下周大义。

我现在虽然看了一些关于周大义的个人资料，但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过去在邮局工作，当过邮递员。十多年前离开邮局，又在一家快递公司干过，直到几年前突然患了脑栓塞。据安妮律师说，周大义可能是因为患病，性格很自闭，跟他交流也很困难。安妮律师虽是他的代理律师，但除了案子的事，他自己的事也对她说得很少。安妮律师说，她只知道周大义一辈子没结过婚，却有一个当服装设计师的女儿。

我决定去见这个周春明。

我在一个上午来到城建大学。城建大学的应用数学系规模很大，教学楼是一个十几层的建筑。周春明是博士生导师，从实验室出来，和我一起来到旁边的一间小休息室。周春明虽然只比周大义小两岁，却显得很年轻，头发应该没染过，有白的，但不多，梳得也一丝不苟。我来之前已在电话里对他说了，这个案子是律师和检察院的事，我不想多问，我只想了解一下周大义这个人。这时，也是为了拉近距离，我先告诉他，我当年也是学数学的，但是基础数学，主要是函数论，不像他搞应用，来得更实际一些。我这样一说，我们的距离果然立刻就拉近了。他也就直奔主题。他告诉我，很多人以为周大义的性格内向是因为脑栓塞，其实不是。他说，周大义这些年就是这样的人，沉默寡言，不了解他的人永远不知他在想什么。

周春明是搞数学的，说话慢条斯理，逻辑却很清晰。他告诉我，他和周大义的感情很深，因为他们兄弟俩从小就在一起。周大义虽然只比他大两岁却一直照顾他。当年他们的父亲在一家冶炼企业上班，后来在一起意外事故中去世了。当时周春明只有2岁，还不懂事。这件事也是后来听周大义说的。那时他们的父亲是个炉前工。一次他上夜班，到半夜吃了饭想休息一下。当时正是冬天，虽然在炉前，可一离开高炉还是很冷。他父亲就找了一个浇铸钢锭的模具躺在里面。这个模具还有些温热，再盖上一个草帘子就睡得很舒服。可他这一睡就睡过去了，没人知道他躺在这里。到后半夜又开始工作了，吊车司机就把一吊斗钢水浇到这个模具里。就这样，他父亲也被浇铸到这个钢锭里了。事后车间里的人一块钢锭一块钢锭地找，却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究竟在哪块钢锭里。

再后来他们的母亲也在一场车祸中死了。当时周春明7岁，周大义也只有9岁。一个堂叔就把他兄弟俩接走了。可是后来这个堂叔结婚了，自己也有了孩子。他兄弟俩也都已10多岁。堂婶觉得越来越养不起这兄弟俩，每次做一盆饭还不够他们吃。他们就只好又回到了程庄子。那时在程庄子的附近有一片很大的垃圾场，周大义每天就带着周春明去那里捡垃圾堆里的碎布片。小块的卖掉，大一点的洗干净，打成布夹子。周大义这时已学会了纳鞋底。邻居有一个好心的张三婶，经常照顾他兄弟俩。周大义自己纳好了鞋底，再带着这些碎布，去让张三婶给做成布鞋。

周春明说，他就是穿着这样的布鞋长大的。

我虽然在来之前已对周春明说过，我对这个案子的本身不感兴趣。但周春明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说到这个案子。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说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他看着我说，这个案子是周大义的案子，你如果真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又为什么会对周大义感兴趣呢。说着又点点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得对吗。

他这样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

周春明说，我已经明白你的来意，我们不用再绕弯子。

既然他已这样说，我也就索性把这层纸捅破了。

我说，好吧，我想听一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他想了一下说，既然你也是搞数学出身，我们不妨用反证法来看一看，假如这件事就是周大义干的，那么好了，首先一点，他要知道这个何本善得了什么病，已经是什么状态，对不对？因为这决定他具体采取什么方式来干这件事。然后，还要知道何本善住在哪个医院，哪个病房。再然后，他自己现在也已经瘫在轮椅上，他要知道，就算自己真去了，也找到了这个人，是不是确实有把握把这件事干成。也就是说，他必须先弄清楚，这个何本善已经是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只要拔掉呼吸机的管子就行了。周春明说到这里，又看看我，你能想象得出，他要完成这一系列的事，且不说可能不可能，像他现在这样状态的一个人，真要这么做难度有多大吗？而这也就牵涉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动机。假如他真的拼尽全力这么做了，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没有动机，前面说的这一切还能成立吗？

我得承认，周春明不愧是搞应用数学的教授。他用反证法的这一番推理不仅严谨，也合情合理。我看出他很忙。这样说话时，实验室那边已经打了几次电话。

我不好再占他的时间，就告辞出来了。

我这次见周春明收获很大。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无论是不是周大义杀的何本善，他在出事时确实去过那个医院，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当然，周大义去那个医院也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去医院只是为别的事，比如取药，或取化验结果，与何本善无关。在他去的那个时间段发生了这件事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当然，这种可能有些牵强。那天周大义的护工休息，不在身边。周大义这样一个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病人，无论有什么事，他也没必要坐着轮椅亲自去医院。这不太合情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那个中午，周大义确实是为了杀何本善去的。但让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这个何本善突然这样死了，怎么就怀疑到周大义的身上？在何本善和周大义之间，究竟还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这一点显然很关键，却没有任何人说过。

现在，这个周大义在我脑子里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我注意到，周春明无意中还说出一个关键的细节，当年他家是在程庄子。何继芳也曾说过，她的家当年也在程庄子。而程庄子是一片很大的冶炼工业区。据周春明说，他父亲当年就是在一个冶炼企业工作。如果这样联系起来，就可以对上了。倘周大义当年曾与何家有什么瓜葛，也就顺理成章了。我决定再去见一见周大义的女儿柯爱荷。我想，也许从柯爱荷这里还能知道一些当年的情况。

我给柯爱荷打了几次电话，她都没接。

柯爱荷没接电话应该也正常。如果她还在市展中心的时装展示会上，环境很乱，也许听不到电话响或顾不上接电话。但说正常也不正常。就算她听不到，或顾不上，倘看到手机上有我的未接电话，也应该找时间回过来。我等了一天，一直没有她的电话。第二天上午，我索性直接来到市展中心。市展中心的大厅里贴着海报。这天下午有时装模特表演。在一串服装设计师的名单里，我看到了柯爱荷的名字。我径直来到柯爱荷的展位。展位上的一个女孩，看样子是柯爱荷的助理，说柯老师刚刚还在。她去找了一圈，回来说，柯老师临时有事已经走了。我立刻又给柯爱荷打了个电话。她还是没接。

我这才明白，看来她是不想见我，故意躲了。

柯爱荷不想见我应该有很多种可能。我无法猜测。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是可以想到的。她既然肯出这样高的律师费请安妮律师代理，自然是因为相信安妮律师。既然相信，也就把这个案子完全交给了她。在法院正式开庭之前，关于这个案子她不再说任何话其实是很聪明的做法。有什么话只让安妮律师说就行了。但这时，我已经感觉到，我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件事的真相。这个案子只是这件事的表层，要想继续深入，只能再找当年的人。

这时，我忽然又想起一个叫田宝来的人。这个田宝来，还是上次去见何本善的大儿子何继宗时，何继宗无意中提到的。据何继宗说，这个田宝来当年是工业区的一个宣传干部，后来到冶金局当了宣传处长。何继宗说，这个田宝来对他父亲当年的事应该很了解。

我想到这里，就又给何继宗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一阵，无人接听。一会儿有人把电话打过来，说何总正主持会，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要一下田宝来的联系方式。又说，这个人，你跟何总一说他就知道。对方就把电话挂了。一会儿又打过来说，何总说，这个田宝来现在是在一个叫“夕阳红”的老年公寓。然后就把这个老年公寓的地址告诉我了。

我来到“夕阳红”老年公寓。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叫田宝来的老人已经88岁，最近刚确诊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可能交流有些困难。

我既然已经来了，就对工作人员说，还是见一见，试试吧。

田宝来坐在一张藤椅上。由于瘦，脑袋已经抽抽儿了，看上去像个枣核儿。但两眼挺亮，不像老年痴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一个叫何本善的人。他看看我。我又提高声音说，何本善，好人何本善，过去也是冶金系统的，在程庄子。他忽然用手捂着嘴哏儿哏儿地笑了，似乎我问的是一件很可乐的事。他这一乐，我倒松了口气，这说明他应该还记得何本善。果然，他说，那可是个名人，当年在钢厂没有不知道的。田宝来虽然吐字有些含糊，但思路还算清楚。我注意到，他小桌上的烟灰缸里有烟头。就拿出烟，抽出一支递给他。他一把抓过去，手里立刻出现了一个打火机，啪地把烟点着，使劲吸了一口。

我说，您说说这个人吧。

他又吸了几口烟，才说，这个何本善，当初就是一个扫马路的，要不是我发现他，他也就扫一辈子马路了。我问，他后来就不扫马路了吗？他哼一声说，不光不扫马路了，还成了人物儿呢。说着又摇摇头，这个人啊，这么跟你说吧，头些年冶金集团要建博物馆，跟厂里的老人儿征集文物，他有一个“嘎斯灯”，是当年扫马路时用的。据懂行的人说，这是个老物件儿，能值点儿钱。那年他家搬家，这嘎斯灯让他那个叫何继源的小儿子拿走了，可他硬是又要回来，转手捐给博物馆了。博物馆后来还做了一个塑像，一个人扛着个大扫帚，手里提着嘎斯灯。虽没明说，可谁一看都知道，这就是何本善。田宝来说着，就又用手捂着嘴哏儿哏儿地乐起来。他说，可不知为啥，后来何本善愣是让博物馆把这个塑像拆了。一开始博物馆不同意，他就自己去了，先用绳子把这个塑像拉倒，然后就用大锤砸了。

他这样说着，让一口烟呛得咳嗽起来。公寓的两个工作人员立刻推门进来，瞪起眼说，不是不让你抽烟吗，怎么又抽烟，这是哪儿来的烟啊？

说着就把他手里的烟拿走了。

但田宝来的脑子还是有些糊涂，说着说着就乱了。好在我已经知道何本善的一些事，可以把他这东一句西一句的话拼凑起来。田宝来大致说的意思是，何本善从年轻时就一直是扫路工，同时也负责养护那条马路。关于这条路，何本善的女儿何继芳也已对我说过，后来这条路还以何本善的名字命名，改叫“本善路”。最早的时候，何本善只是一个普通的扫路工，还没人注意。后来田宝来注意到何本善，是因为一年冬天，他在这条路上丢了一条围巾。这条围巾是纯毛的，当时几乎花掉了田宝来半月的工资，所以很心疼。但别人告诉他，只要是在那条路上丢的东西，无论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应该都不会丢。

果然，第二天田宝来再来这条路上，远远地就看见自己的那条围巾正放在路边的一辆三轮车上。当时这三轮车上有一块木板，木板上还放着一些手套和别的小东西，都是等着失主来认领。田宝来也就是这一次，感动之余，才开始注意这个何本善。他这一注意也就发现，何本善清扫这条路还是小事，关键是养护。这条路是通往冶炼工业区的唯一一条路，而冶炼企业最需要的是煤炭，这条路也就成了这个冶炼工业区的命脉。每天都有无数辆运煤卡车从这里开进工业区，又有无数的拉运煤渣的卡车从这里开出来。而这些都是重型卡车，在这条路上来回碾轧，路面渐渐就坑坑洼洼，所以养路工作也就比清扫工作更重要。

田宝来这时是企业的宣传干部，觉得何本善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扫路工，应该大力宣传一下。不仅宣传他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也应该宣传他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于是先在工业区的墙报和布告栏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一下不仅在工业区反响很大，也立刻引起上面领导的注意和重视。这时全国正在掀起“比、学、赶、帮、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工业区的领导正想在本系统也树立一个典型人物，能起到带头和引领的作用。于是就指示田宝来，这个何本善的事迹不仅在工业区里宣传，还要到外面去宣传，最好让全市乃至全国都知道。田宝来得到上级指示，也就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他先给各个报社写了一些报道，接着又写长篇通讯。当时田宝来写这些通讯报道选的时机也很好，正是“五一劳动节”前后，何本善这样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也就恰逢其时。于是各路报社记者也纷纷来到程庄子工业区采访何本善，还拍了一些他的工作照，然后各种角度各种形式的通讯报道也就配着照片在报纸上相继发出来。接着，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来了。那时还没有电视，电台的影响比报纸还大。电台记者来采访几次，回去制作了一档何本善的配乐专访。

在电台一播出，何本善也就更加成了名人。当时四川地区已经有一个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模范人物，叫“硬汉胡铁柱”，也是冶金系统的，是个炼钢工人。于是市里就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远学胡铁柱，近学何本善”。这时工业区的工会主席叫吴忠有。吴忠有为了把何本善和四川的“硬汉胡铁柱”区分开，经向上级请示，得到批准，就把何本善称为“好人何本善”。重新提出的口号也改为，“远学硬汉胡铁柱，近学好人何本善”。从这以后，何本善的名字也就和“好人”连在了一起。

田宝来一说起过去的事，越说越兴奋，声音也就越来越大。这时，一直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对他做了个手势，又对我说，他血压很高，就到这儿吧。

我只好告辞出来了。

田宝来虽然说得比较零散，但我还是基本听懂了。我注意到，他还提到一盏嘎斯灯。这引起我的兴趣。冶金集团要建博物馆，向企业的老职工征集文物。何本善的这盏嘎斯灯本来已经到了他小儿子何继源的手里，却又被他要回来，捐给了博物馆。所以何继源在对我说起他父亲时，才那样冷漠，这也就可以理解了。但问题是，当初何本善把这盏嘎斯灯捐给博物馆，是他自己主动要捐，还是博物馆的人动员他捐的？另外，田宝来还说了一件事。何本善把这盏嘎斯灯捐给博物馆之后，博物馆曾做了一个以何本善为原型的塑像。但后来何本善自己把这个塑像拆掉了。他为什么要拆？当时是怎么想的？

关于这一点，田宝来也没说清楚。

田宝来还提到一个叫吴忠有的人，是当时工业区的工会主席。我想，如果见一见这个吴忠有，也许还能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我又给何继宗打了一个电话。这次何继宗立刻就接了。我对他说，我想见一见吴忠有。何继宗在电话里沉了一下问，你见他干什么？我解释说，当然还是想了解你父亲当年的情况，吴忠有当时是工会主席，应该知道得更多一些。何继宗哦了一声说，这个吴忠有已经去世了，不过没关系，你可以去跟他儿子聊聊，他儿子叫吴大宣，在集团的博物馆工作。我听了心里立刻一喜。这倒是个意外收获。我想了解的事正好与博物馆有关。这个吴大宣在博物馆，也就省了很多事。

我已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但还是第一次来程庄子。这里已经不是工业区。当年的冶炼企业都迁走了，现在是一片很大的居民社区。但冶金博物馆还在。这是一个造型有些奇特的建筑，远远看去像一座“顶吹式”的炼钢高炉。显然，何继宗的电话已经先打过来了，吴大宣正等在博物馆的门口。吴大宣40多岁，样子挺干净，手里拿着对讲机，一看就像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一见我就说，一会儿还有外地来参观的，不过没关系，您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也就抓紧时间，直接说，我想看一看何本善当年的那盏嘎斯灯。吴大宣哦一声说，明白了。然后就带我来到里面。这个博物馆的规模挺大，展品都是与当年冶炼有关的物件、机器、工具、模具、劳保用具，还有一些文书和文件之类的原始资料。吴大宣带我来到里面的展馆，在一个展台跟前站住了，指着一盏已经锈迹斑驳的提灯说，这就是那盏嘎斯灯。

我凑近仔细看了看。吴大宣为我讲解说，这种嘎斯灯也叫电石灯。电石的化学名称叫碳化钙，如果遇到水会起反应，生成乙炔气。乙炔气是一种可燃性气体，可以用来照明，所以当年就发明了这种电石灯。但这种灯的气不好，也笨重，后来就淘汰了，很多年前就已没人用了。吴大宣说，这盏电石灯是何本善自愿捐给博物馆的，它也见证了何本善当年在风里雨里冰天雪地打扫和养护那条“本善路”的经历，所以很有文物价值。我这时才想起来，何本善的女儿何继芳也曾对我提起过这盏电石灯。据何继芳说，当年何本善是因为要救一个女人，又没有救成，后来才开始用这盏电石灯的。他用这盏灯，是为了让过往的司机注意。

吴大宣说，是啊，何本善那时扫马路一般是在凌晨，尤其冬天，凌晨三四点还是半夜，这时路上已经有很多过往车辆，当时又没路灯，何本善为了安全，工作时，就把这盏电石灯放在身边的路上。过往司机都已经认识这盏灯，远远看见，开车过来就会小心避让。

这时，我突然发现，在这盏灯的顶盖上有一块黑紫色的印迹，像血，又像锈渍。吴大宣显然也注意到了。他说，这块黑紫色的东西，我们不久前刚请专家化验过，确实是一块血迹。估计，应该是何本善当年工作时，哪一次受了伤，把自己的血留在了这盏灯上。

所以啊，吴大宣又说，这盏灯很珍贵，也很有纪念意义。

我这时忽然想起田宝来说的关于塑像的事。吴大宣听了笑笑说，关于这件事，他当年也听他父亲说过。当时博物馆是请了美术学院的一个年轻老师，专门设计了这样一座塑像。这塑像就立在博物馆门前的小广场上，虽然位置不太显眼，但很有教育意义。可不知为什么，何本善看了之后，一定要让博物馆拆掉。当时博物馆的人告诉他，这个塑像是按领导的意思搞的，要拆也要向上汇报，得经过领导同意才能拆。何本善听了没再说话。可谁也没想到，他去找来一根绳子拴在这塑像的脖子上，一个人就把它拉倒了，又找来一把大锤就砸烂了。

我问，他这么干，是为什么？

吴大宣说，听厂里的人说，他那时就已经有中风的前兆。

安妮律师突然打来电话。她说，案子可能有逆转，看来不能为周大义做无罪辩护了。我有些意外，问，也就是说，何本善也许就是周大义杀的？安妮律师沉了一下说，可以这样理解吧。我说，我能问为什么吗。安妮律师说，现在主要是周大义的女儿，态度突然有了变化。在此之前，她一直坚持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当初签代理协议时也明确要求做无罪辩护。她甚至还说，要为她父亲寻找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可现在，她的口风突然变了。安妮律师说，这几天，柯爱荷已经打来几次电话，一直问我，如果她父亲的罪名成立，法院可能如何判，会不会是死刑。所以，安妮律师说，我现在必须做罪轻辩护的准备了。

柯爱荷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肯定有原因。而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她又发现了什么不利于周大义的证据。这时，我想起柯爱荷最近突然故意躲避我，是不是也跟她现在的态度有关呢？安妮律师听了想想说，当然有可能，我们当律师的，最怕遇到像柯爱荷这样的当事人，她本来跟你是一头儿的，应该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可她心里揣着什么心思却不肯说出来，总是攥着拳头让你猜，这就费劲了，也多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这时，安妮律师忽然说，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当然可以，你说吧。

安妮律师好像又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才说，我最近手头的案子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已经没时间也没这个精力再去跟柯爱荷拐弯抹角地绕脖子，这样好不好，您不是也想见她吗，我给她打个电话，以我的名义把她约出来，然后您去见她。

我想想说，这样做，她会不会反感？

安妮律师说，您就说，我临时有事。

我笑了，说，好吧，我就充当一次你的助理，这样，咱们也可以一举两得。

安妮律师说，助理可不敢当，不过她说了什么，您回来也就可以告诉我了。

我当即让安妮律师给柯爱荷打电话。我说，我等消息。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一看，竟然就是柯爱荷的电话。我一下觉得有些好笑，见面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却让这个柯爱荷搞得一波三折的绕脖子。柯爱荷先在电话里向我道歉。但她道歉的方式也挺奇怪。她并不是说因为没及时看到有我的未接电话，或被事情缠住了才没抽出时间把电话给我回过来，而是说，她一直没想好给我打不打电话，如果打电话，又在电话里怎么说。我一听也就不想再跟她绕了，索性直截了当问，现在想好了吗。

她说，想好了，如果您方便，我们现在就见一下好吗。

我跟她约好见面地点，就把电话挂了。接着安妮律师的电话就打进来。安妮律师说，这个柯爱荷到底是时装设计大师啊，还真忙，电话一直占线，根本打不进去。我笑了，说，她是在跟我通电话。然后就把刚才的电话说了。安妮律师一听也笑了，说好啊，这才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呢，别管她是不是跟咱想的一样，这样也就全省事了。

安妮律师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跟柯爱荷约的见面地点是在“天青烟雨茶楼”。我赶来时，她已经先到了。她要了一壶龙井，问我是不是可以喝。我说可以，我也爱喝龙井。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她说，她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所以也就知道我对什么感兴趣。她今天约我来，就是想说一说她父亲。

我觉得这个开头很好，简洁，直奔主题，也省去了很多绕弯子的套话。柯爱荷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很重情义的人，这一点从他如何对待他弟弟就能看出来。当年他上高中时，学制还是两年。他比他弟弟周春明大两岁，所以他高中毕业时，周春明正好是初中毕业。按当时的分配政策，他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农村插队，另一个才能留城工作。于是他就去插队了。后来从农村回来，先在一个街办的小绳带厂拧线绳。再后来才去邮局，当了邮递员。

我问，他怎么会去邮局，当邮递员？

柯爱荷说，这个事，我一会儿再说。

她这样说着，又看看我，好多人都奇怪，我父亲一辈子没结过结婚，怎么会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而且我不姓周，姓柯。她说着又笑笑，您肯定也这样想过吧？

我点头说，是。

柯爱荷说，这事要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从小没父母，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可这个奶奶也不是亲奶奶。至于为什么没父母，又为什么奶奶也不是亲的，这要说起来话就更长了。如果以后有时间，您也有兴趣，我再慢慢讲。不过现在，跟我要说的没关系。

我表示同意，说好吧。

她说，总之，我十几岁时，奶奶也死了。

她忽然又笑了，朝四周看看说，我觉得，咱们好像来错了地方。

我问，为什么？

她说，应该找个酒吧。

我明白了，立刻说，这里也有啤酒。

她说，如果没有威士忌，我想喝白酒。

茶楼当然没有威士忌，更不会有白酒。我让服务员去外面的街上买了一瓶“张裕白兰地”。柯爱荷只喝了几杯白兰地，状态果然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有酒意，是完全放松下来。她一手拿着酒杯，用另一只手指指自己的上唇，凑近我说，你能看出什么吗。我不好盯住一个女人的脸使劲看。但还是认真看了一下。我从第一次见她，就发现她的嘴有些特别，还不仅是形状，主要是上唇。这时仔细一看才发现，她的上唇好像有疤痕，显然整过形。但这个整形手术做得很巧妙，疤痕不仅不是瑕疵，反而因为改变了形状，让嘴唇显得更俏。

她这时才告诉我，她是先天兔唇，医学上叫唇腭裂。这种兔唇不仅难看，样子也很怪异，尤其对一个女孩儿就更可想而知。上小学时还勉强，到中学就不行了，就是别人不说，从人家的眼神里也能感觉到难受。于是初中一毕业，她就不上学了。不上学总要有事做。柯爱荷从小就对做衣服感兴趣。当年她家有一个邻居，是个裁缝，她经常去看人家做衣服。这时不上学了，就在家里试着设计服装。但设计服装简单，真要把设计的图样拿出去变成钱，这就难了。柯爱荷没有任何门路，只能在报纸上找时装广告，抄下服装公司的地址，然后把自己设计的图样给人家寄去。也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周大义。

柯爱荷给服装公司寄图样当然用不起快递公司，寄邮局快件也寄不起，可是又要保险，就只能用挂号信。但服装公司不像别的行业，淘汰率很高，一两年效益不好就倒闭或转行干别的了。柯爱荷寄出的邮件就经常被退回。退回来的倘是平信也就直接扔到邮箱里了。但柯爱荷寄的都是挂号信。这时社会上的快递公司已经像雨后的蘑菇遍地都是，邮局受到很大冲击。为了保住业务，邮局也就改变了服务态度，挂号信无论寄出还是退回，都要求投递员送到邮户手里。这时周大义已在邮局当投递员。周大义来给柯爱荷送了几次邮件，渐渐发现，给这个女孩儿送的都是退回的挂号信。一次忍不住问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柯爱荷也已经走投无路。

一天周大义又来送退回的挂号信，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她看这个男人挺面善，也厚道，就跟他商量，能不能请他帮忙。他每天送信要去很多地方，而这些地方里肯定会有与服装有关的公司企业。周大义可以借着送信，捎带着把她的时装图样也一起送去。这样不仅省钱省时，也更保险。周大义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果然就有了反馈，开始有服装公司跟柯爱荷联系。接着真就卖出了几套时装图样。柯爱荷这时才知道，周大义帮她送时装图样并不是捎带着，而是在街上寻找，只要看到服装公司就进去送。于是就这样，几年以后，柯爱荷的业务就渐渐多起来。

柯爱荷说到这里停下来，一下一下地晃着手里的酒杯。

金黄色的白兰地在杯子里，让灯光映得很好看。

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在他48岁生日那天，我为他设计了一套服装，还亲手做出来。这是传统的夹克风格，当时让他穿在身上试了试，很时尚。我对他说，这是送给他的本命年礼物。他说，等我24岁本命年时，他也要送我一个特殊的礼物。我当时好奇，问他是什么礼物。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说到这里看看我，你猜，是什么礼物？

我笑了，说，这怎么猜得出来。

她说，是啊，我也不可能猜出来。我24岁生日那天，他一早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让我准备一下，他马上来接我。一会儿，他搭出租车来了，带我去了一家医院。我这时才知道，他早在半年前就为我预约了，这一天，要给我做唇腭裂的整形手术。手术之后，我就是现在这样子了。当时拆了线，完全消肿以后，我一照镜子，简直不敢认自己了。我当时抱着他哭了。我说，他给我的这个本命年生日礼物太重了，实在太重了，已经重过了我的生命。他也流泪了。他说，从第一次看见我，他就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对他说，我要嫁给他，我现在的第二次生命是他给的，我这个人，也应该属于他。可他说，还是做我女儿吧，我后半生有一个你这样的女儿，也就足够了。

柯爱荷说，也就在那一晚，我才真正了解了他。

看得出来，柯爱荷的酒量很大。酒量大的人也分两种。一种是天生酒量大。据医生说，人的肝脏可以分泌一种叫脱氢酶的物质，这种脱氢酶能把喝进体内的酒精分解成乙醛，乙醛又可以分解成乙酸，乙酸也就是醋，这样就能从体内排泄出来了。天生酒量大的人，其实也就是这种脱氢酶分泌得多；还有一种酒量大的人则是因为经常喝酒，越喝酒量越大。这种人的酒量就跟脱氢酶无关了。如果用医生的话说只是耐受力，是对酒精的耐受力增加了。

我想，柯爱荷应该就属于这后一种。

常喝酒的人能看出来，越喝越兴奋，谈锋也越健。她告诉我，周大义是一个很少有人能了解，他也不想让别人了解的人。平时很沉默，就是高兴的时候说话也不多。不过他高兴的时候似乎很少，总像有很重的心事。那天晚上，她和周大义一起吃饭，周大义一直看着她。柯爱荷在这个晚上也的确很漂亮。她已经想好，要在这个晚天向周大义求婚，所以特意穿了一身自己设计得最漂亮的衣服。周大义平时不太喝酒，可是这个晚上也喝了很多酒。他一喝酒，话也就罕见地多起来。他告诉柯爱荷，他真的希望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当时柯爱荷一听就又哭了。柯爱荷一哭，周大义就又不说话了，只是不停地喝酒。柯爱荷哭了一阵说，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周大义仍不说话，还是闷着头喝酒。柯爱荷又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呢，就不能跟我说一说吗。柯爱荷说，今天可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啊。

周大义又闷了一阵，才说，好吧，我就说吧。

他这样说着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气喝下去。柯爱荷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能喝酒。周大义先说的是他弟弟周春明。他说，在遇到柯爱荷之前，他这辈子只想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弟弟周春明。周春明从小就比一般的孩子有悟性，也聪明。可越是聪明的孩子就越敏感，敏感也就容易受伤害。这就像瓷器，越是精细的瓷器，也就越容易损坏。所以，虽然他兄弟俩从小就没了父母，他一直小心呵护着他，家里出了什么事都不让他知道。周大义从那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将来一定要把弟弟培养成人，这样才对得起父母。后来他用自己去农村插队，换来弟弟留在城里，分配到一家小橡胶厂。虽然烧锅炉，也总算有了一份工作。幸好1977年恢复高考，周春明上了大学。周大义这时也从农村回来了，在一个街办的小绳带厂上班。工资虽不高，但咬咬牙还能供周春明上大学。就这样，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又读了研究生。周大义说着喘了一口气，周春明也争气，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教授。

柯爱荷说，你说这辈子要做两件事，那第二件事呢。

周大义沉默了一阵，抬起头说，第二件事，是要找一个人。

周大义就是在这个晚上告诉柯爱荷，他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何本善，当年是程庄子工业区的扫路工。周大义从小就认识何本善。那时他家就住在程庄子，有的时候去父亲的厂里玩，经常看见何本善抱着个大扫帚在扫马路。后来周大义的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周大义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一下没了经济来源。他母亲只靠糊火柴盒挣一点钱。当时周大义9岁，弟弟周春明只有7岁。那时的冬天很冷，又没暖气，家家烧的都是煤球炉子。但周大义的家里吃饭都困难，也就买不起煤。

后来周大义的母亲发现，那条通往工业区的马路经常有运煤的卡车经过。路上有坑洼的地方，卡车经过时一颠，就会有煤灰洒落下来。于是周大义的母亲就经常带着簸箕笤帚，去那条路上扫煤灰。这样扫的时间长了，渐渐也就找出规律。自然是路面上坑洼的地方越深，卡车越颠簸，洒下的煤灰也就越多。周大义的母亲发现了这个规律，再扫煤灰时，就总是故意把这坑洼的地方扫的深一些，再深一些。可这一来何本善就不干了。

这时的何本善已经不仅是扫马路。报社和电台的记者来采访的多了，渐渐觉得如果何本善只扫马路，工作太简单，意义也不够重大，不容易写出有分量的报道。于是就有意让他加强道路养护方面的工作。这条路是一条沥青路。路基本来就不好，沥青铺得也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业区里有十几家冶炼系统的企业，大家互相推诿，都认为这条道该修，却又都不修，所以也就一直这样坑坑洼洼。何本善这时除去扫路，也就经常拎着铁锹在这条路上修修补补。但周大义的母亲为了让运煤的卡车多颠下一些煤灰，又总是把何本善刚垫平的坑洼再故意扫出来。

出事是在一天夜里。

说夜里，其实也就是凌晨。那时运煤的卡车都是在凌晨把煤炭拉进工业区，白天再把烧过的煤渣拉出来。出事的这天夜里正下大雪。到后半夜，雪就已经积了很厚。周大义的母亲又像往日一样拿着簸箕笤帚来到这条路上。这时，何本善已经把路面的雪扫净了。但是雪太大了，他随扫随下，远远看去路面上就还是一片白。周大义的母亲来到她每天扫煤灰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坑洼。这个坑洼其实是一条沟，当初可能埋过跨路的管线，路面刨开之后就没有再用沥青修补。

周大义的母亲发现，运煤的卡车每次从这里经过，颠下的煤灰都比别处多，所以扫煤灰的时候也就总是故意使劲扫，这个沟也就被她越扫越深。但她每次扫过之后，何本善都要再用黄土掺着煤渣垫平。何本善这时虽然还扫马路，但已是社会上知名的先进模范人物，经常出现在报纸和电台上。他这样的人当然有觉悟，有涵养，也就不会跟周大义的母亲争吵。但不争吵，还是反复对她说过几次，你别再这么干了，这个沟如果太深了会出危险。何本善耐心地说，运煤的都是重型卡车，本来载重就很大，这样一颠很容易把大轴颠折。何本善说，你知道卡车的大轴如果颠折了会是什么后果吗？

但周大义的母亲这时已顾不上想卡车的大轴。她的家里冷得像冰窖一样，两个小儿子一个9岁，另一个只有7岁，整天冻得拖着鼻涕，小手也冻得像胡萝卜。在这个下着大雪的夜里，周大义的母亲又来到她每天扫煤灰的地方。她先把这个刚刚被何本善垫平的坑洼又重新扫开，然后就拿着簸箕笤帚等在路边。这一晚的雪太大了，这个重新扫开的坑洼很快就又被一层雪盖住了。就在这时，几辆运煤的卡车开过来。这些煤车经过这个坑洼时，果然颠下了很多煤灰。周大义的母亲一见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埋头用笤帚和簸箕扫起来。这时的雪已经越下越大。周大义的母亲身上很快也落了一层雪，远远看去已经和路面一个颜色。也就在这时，又有几辆运煤的卡车开过来。周大义的母亲只顾埋头扫她的煤灰，并没有注意身后。第一辆卡车先将她撞倒了，接着第二辆就在她的身上轧过去。当时周大义的母亲还没死。卡车过去之后，她还在雪地上挣扎着爬了几下。但接着后面的卡车又开过来，又这样轧过去。

卡车就这样一辆接一辆地轧过去了。

周大义这时刚好从家里出来。母亲临出来时叮嘱他，让他过一会儿再送一个簸箕来，然后把她已经扫满煤灰的簸箕端回去。周大义在这个凌晨拎着簸箕快来到路边时，正看到运煤的卡车一辆一辆地从母亲的身上轧过去。也就在这时，他看到，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正站着一个人影。这人的怀里抱着一个大扫帚，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些开过去的卡车。而这时，他的那盏嘎斯灯没有亮。当时周大义看见，那盏嘎斯灯就那么漆黑地放在路边。

周大义的母亲就这样被轧成了薄薄的一片，像一张背脸的铺在雪地上的照片。

天亮时，人们找来铁锨，把她一点一点地铲起来。周大义像叠一件衣服似的把母亲小心地叠起来，放到簸箕里，然后就这样端回来了。

柯爱荷这样给我讲着，一直在喝酒。我看一眼只剩了半瓶的白兰地，对她说，还是喝茶吧。她点头，表示同意。我又要了一壶菊花，低声叮嘱服务员，多放一些冰糖。

柯爱荷说，当年黑白照片的时代，很多人拍照片都是自己冲洗。我点头说，是，我也自己洗过照片。她把手里的酒杯放到桌上，沉了一下说，我一直在想，当年的这件事，在他心里应该就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很多细节，都是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随着年龄增长，再回想当时，才都连缀起来，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问，这件事，他弟弟周春明知道吗。

柯爱荷说，我也这样问过他。

她说着又倒了一杯酒，没再往下说。我明白了，周大义一定不会告诉他弟弟周春明。这样的事，如果让周春明知道了，他这一辈子也就同样毁了。柯爱荷说，我现在可以回答您刚才的问题了。您问我，他后来为什么去邮局当了投递员。

我说，是啊，为什么。

柯爱荷说，就是为了寻找这个何本善。

周大义从农村回来时，何本善早已不在程庄子。程庄子工业区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茬。后来的领导只知道当年有这么个人，但这人去了哪儿谁也说不上来。周大义当然不相信。当初这样有名的一个何本善，现在的工业区领导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显然是不想告诉他。当时也有人问他，这么没完没了地要找这个叫何本善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他说，他就想问他一句话。

再后来企业转制，工业区里所有的冶炼企业都归了冶金集团。再找何本善就更难了。柯爱荷说，周大义从没跟她说过，但她想，他后来去当投递员，应该就是为了寻找何本善。

她说到这里，轻轻喘了一口气，他这后半辈子，就这一件事了。

我问，后来，他是怎么找到这个何本善的。

她说，他后来突然出事了。

周大义出事是在一天下午。这时他已离开邮局，又去了一家快递公司。其实人家快递公司不想用他。快递公司用的都是快递小哥儿。他这样的年纪，送快递已经不合适。但他对人家说，他宁愿少要报酬。那个下午，他正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去送快递，突然一头栽到路上，三轮车也翻了。柯爱荷得到消息赶来医院时，才知道他突发脑栓塞，也就是中风了。据医生说，周大义栓塞的部位好也不好。说好，是因为这个部位没在控制语言功能的区域，所以不影响说话，也不会影响吞咽。医生说，倘影响吞咽就不好办了；说不好，是这个部位的栓塞会影响肢体功能，且是双下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瘫痪。后来，周大义果然就瘫痪了。

柯爱荷说，这件事的起因是在她这里。

今年春天，一家时装公司想推出一个系列的夏季时装，来请她设计。柯爱荷觉得现在的夏季时装越来越怪异，“薄、透、露”的尺度也越来越大。突发灵感，就想到医院的护士服。护士的服装不仅端庄大方，也很具职业风格。她设计这套夏季时装，决定借鉴护士服装的风格，并把这个系列称为“天使风”。她的这个想法立刻得到那家时装公司的赞同。柯爱荷为此走了几家医院。但现在的大医院都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忙病人都忙不过来。而且柯爱荷来医院不仅要看护士的服装，还要看一看这服装穿在护士的身上，在医院的楼道里走路时的动感。医院的病人一多，护士们都挤在病人堆里，也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后来柯爱荷就来到钟楼医院。

钟楼医院是一个二级甲等医院，相对清静一些。也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听说，有一个叫何本善的病人住在这里。当时柯爱荷还不敢相信。周大义已经找了这些年，现在竟然让她在这里遇到了，怎么可能会这么巧。于是又特意问了一下医院的护士长。护士长告诉她，这个何本善当年是一个什么先进模范人物，经常上报纸，据说那个时候很有名。所以他这次住院，医院也就特殊照顾。他是脑出血，而且出血的位置是在脑干，但医院没让他去ICU，而是给了他一间特护病房。这种特护病房其实也就是临终关怀，只是让病人在最后减少一些痛苦。柯爱荷一听就明白了，应该就是这个人了。但为了保险起见，又对护士长说，她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病房，想看一看。护士长就带着她来这个病房。当时柯爱荷站在病房的外面，从门上的小窗朝里望去。就见一个稀疏白发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嘴上插着呼吸机的管子，一动不动。护士长告诉她，因为病人出血的位置是在脑干，已经不能自主呼吸。现在只是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只要呼吸机的管子一拔掉，人立刻就完了。

柯爱荷说，她犯了一个错误。这次从医院回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大义。她告诉周大义本来是想让他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寻找的这个何本善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周大义自从瘫在轮椅上，人也就更加沉默，平时也更沉闷了。柯爱荷当然知道他的心思。一次他对柯爱荷说，他这辈子没找到何本善，死也不会甘心。现在，柯爱荷想，如果把这件事告诉他，他也就会安心了。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她把这事对他说了，他当时好像没什么反应。但几天以后，两个警察就来到她的工作室。警察问她，跟周大义是什么关系。柯爱荷说，他是我父亲。警察问，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你父亲在什么地方。

柯爱荷说，他是瘫痪病人，当然在家。警察立刻问，你能确定吗？警察这一问，柯爱荷倒有些含糊了。她问警察，到底出了什么事。警察这才告诉她，在那个中午，住在钟楼医院的病人何本善死了，但现在怀疑，不是正常死亡。柯爱荷一听何本善死了，心里就是一沉。于是对警察说，她和父亲不住在一起，平时有护工照顾，她只是偶尔抽时间回去看一下。柯爱荷对警察说，她可以回去问一下护工。这天下午，柯爱荷赶回来，一问护工才知道，警察说的那一天是他休息的日子。也就是说，周大义在那个中午干了什么，去了哪里，护工也不清楚。柯爱荷只好又来问周大义。周大义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那个中午，他去钟楼医院找何本善了。

这时，菊花茶端上来了。我对柯爱荷说，我们喝茶吧。

柯爱荷说，再喝最后一杯吧。

说着，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柯爱荷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说，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她一直怀疑，这只是她父亲的幻觉。她曾去咨询过精神科医生。据医生说，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件事，已经想了几十年，在患脑栓塞之后，出现这种幻觉，或者叫妄想是有可能的。所以，柯爱荷说，她在请安妮律师做代理时明确提出，要求做无罪辩护。但她很快就意识到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周大义确实有口供，承认就是自己杀害的何本善。但光有口供当然不行，公安机关既然把周大义确定为杀害何本善的嫌疑人，就说明肯定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甚至还有证人。

在此之前，钟楼医院曾一口咬定，出事那天病房楼道的监控探头坏了，没有录像。但后来，柯爱荷还是知道了，医院的监控录像确实有。不仅有，也已经提供给公安机关。但直到这时，柯爱荷仍还抱有一线希望。就算公安机关有口供，也有录像，甚至还有了证人证言，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但这也只能证明周大义在当时确实进过那间病房。至于是不是他拔掉的何本善那根呼吸的管子，还是不能最终证明。

可是后来，柯爱荷突然又意识到一个问题，也就是何本善的这根管子。假如确实是周大义拔掉的这根管子，那这根管子上就肯定留有他的指纹。这也就可以成为周大义杀害何本善的确凿证据。而反过来说，倘这根管子上没有周大义的指纹，至少也就会成为对周大义极为有利的证据。柯爱荷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来问病房里一个叫小秦的护士。这个小秦护士是柯爱荷的粉丝，很喜欢她设计的时装，一直想拜她为师。柯爱荷一问，她才偷偷说，公安机关也一直在寻找这根管子。但不知为什么，何本善出事之后，这根管子就神秘地消失了。医政科的人也来反复找过，但是都没找到。

柯爱荷说的显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周大义的口供，病房楼道的监控录像以及证人证言，这些虽然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这根呼吸机的管子无疑是唯一确凿的证据。

我问，这根管子，一直没找到吗？

柯爱荷说，现在找到了。

我问，在哪儿？

她说，在何本善的小儿子何继源的手里。

柯爱荷说，她也是刚听钟楼医院的小秦护士说的。几天前小秦护士打电话告诉她，说那根管子有下落了。是医院医政科的黄科长。黄科长急了，下决心一定要追查这根管子的下落。这次一追查果然就查出来了。病房里有一个保安，叫马强，当年跟何本善的小儿子何继源是中学同学。何本善出事以后，何继源也意识到这根呼吸机的管子可能会成为重要证物，就送了这个马强两瓶酒，串通他把这根管子偷出来了。所以，柯爱荷说，现在这根管子出现了，所有的事，也就要重新说了。她说，这件事，恐怕安妮律师还不知道。

现在，事情就已经都清楚了。

柯爱荷从一开始就知道周大义和何本善的关系。也很快知道了公安机关已掌握了病房楼道的监控录像。所以，她后来才放弃了为周大义寻找不在现场的证据。但她不再寻找不在现场的证据，并不等于她就认可周大义杀害何本善这件事。她现在的态度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变化，关键是因为这根管子。稍微有一点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了周大义的供词和医院提供的监控录像，再有证人证言，证明周大义在那个中午确实进过何本善的病房，而在这根呼吸机的管子上再提取到周大义的指纹，法院也就完全可以认定周大义有罪了。也正因如此，柯爱荷这几天才几次给安妮律师打电话咨询，倘法院认定，会如何判罪。

从茶楼出来时，已经是傍晚。柯爱荷说，她晚上还有一个重要约会，否则应该请我吃饭。我笑了，对她说，就是吃饭，也应该是我请你。

她问，为什么？

我说，你对我说了这么多，我该感谢你的信任。

她也笑了，说，我更信任安妮律师。

我看看她，是吗？

她说，是啊，我一直认为，安妮律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律师，她虽然比我年轻，可比我更优秀。说着又一笑，我发现，漂亮的职业女性一般都很优秀。

我已经感觉到，她是个很自信的人。她这样说，显然也是在说她自己。我想问她，既然你对安妮律师这样信任，又对她有这样高的评价，为什么你给她的感觉，总是攥着拳头让她猜呢？但话到嘴边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说出来。

我没有做笔记的习惯。我总觉得，无论什么事，一旦落到纸上，或是敲到电脑的屏幕上，也就把要记录的事情具体了。这种具体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局限。事情只有放在脑子里，它的外延才会没有边界，而且会随着时间不断地扩大。这个晚上，我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想了一下。从第一次接触周大义，到柯爱荷，到周春明，再到何本善的女儿何继芳，他的大儿子何继宗，小儿子何继源，一直到程庄子工业区当初的宣传干部田宝来，直到当年工会主席吴忠有的儿子吴大宣。现在，我觉得就像面对一张拼图的许多碎片。而最后，柯爱荷为我提供了这张拼图的底板。在这张底板上，我终于可以把这个拼图完整地拼接起来。

我给安妮律师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但不是没有接听，而是不在服务区，或者关机。好在她的电话有来电提醒服务，就算没接通，她也能知道我打过电话。果然，三天以后的下午，安妮律师的电话终于打过来了。她说刚下飞机，还在机场。又说，不过马上还要走，再去一下深圳，有个案子要去那边取证，大约两天以后回来。

她在电话里问，前几天，你跟柯爱荷谈得怎么样？

我说，谈得很好，都清楚了。

安妮律师说，好，我回来电话你，再细说吧。

她说完就把电话匆匆挂了。

这个下午，我忽然接到周春明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如果你方便，我们见一见好吗，有些事想跟你谈一下。我立刻说，可以。他说，你定个地方吧，我去找你。我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学校方便。于是说，我去学校找你吧。

他说，也好。就把电话挂了。

我来到城建大学时，周春明已在应用数学系的教学楼门口等我。他朝前面指了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到一个水塘边。水塘边有一间凉亭。他走进来，坐下了。想了一下对我说，我已经听说了，现在这个案子，好像对周大义越来越不利。我说，可以这样说吧，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他说，这个事，我最近一直在想，可是总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叫何本善的人突然死在医院，就会牵扯到周大义的身上？我最近才知道，这个何本善当年是在程庄子工业区，我家那时也在程庄子，是不是在何本善和周大义之间，他们当年有什么事？他这样说着，又看看我，我知道，你一直在调查这件事，你了解到什么了吗？

我想了一下，反问，周大义跟你说过什么吗？

周春明摇摇头，他这些年，跟我说话很少。

他沉一下，又说，可我相信，他是个好人。

我笑了，说，我也相信，他是个好人。

两天后的下午，安妮律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刚从深圳回来，正在出租车上。我说，等你方便的时候吧，我跟你说一下柯爱荷这边的情况。她立刻说，你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有些奇怪，问她知道什么了。她说，现在周大义的这个案子，已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了。接着又说，你是不是要说那根呼吸机管子的事，现在这根管子已经出现了，对方终于作为新的证据拿出来了，这也正是我一直担心的。安妮律师说着，又在电话里笑了，不过也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要是证据，对方迟早会拿出来，我们就等结果吧。

我又给在公安局的老同学郑一明打了一个电话。

郑一明一接电话就说，你是不是又为那个周大义的事。我说，是啊。他不等我说话就说，这个周大义，上次听你说了我才注意，他的案子最近退回补充侦察了。我笑笑说，这事我知道。他说，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呢。我问，什么？他在电话里沉了沉说，算了，还是按程序走吧，现在不该说的，先别跟你说了。我说好吧，尊重你的程序。他说，你还真说错了，这不是我的程序，是我们工作的程序，我们的工作程序就是纪律。说完才又问，你这次又有什么事，说吧。我说，我还想去见一下周大义。

他立刻说，这容易，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我在这个上午，又来到周大义的家里。柯爱荷为他请的这个护士毕竟是高薪，不仅有专业素质，人也很勤快。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感觉也很清爽。我进来时，周大义坐在轮椅上，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他抬起头看看我，说，这事，就是我干的。

我看着他，点点头。

他说，那个中午，我进去时，他睁开眼了。我问，你还认识我吗？他点头，意思是说，认识。我说好啊，你认识就好，如果不认识了，我拔你的管子也就没意义了。

周大义说着，喘出一口气，我这样说完，就把他的管子拔了。

我说，当时，就是这样吗？

他说，就是这样。

他看看我，忽然笑了。我发现，他由于面部有些偏瘫，两边的笑容不太对称，这样看上去就有些怪异。这时，他说话的声音像是从嘴里飘出来的。他说，人这一辈子，就像一片树叶，随风刮，刮到哪是哪。现在，我要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他看我一眼，又说，我就等着，让风刮吧。

这样说完，就坐着轮椅回卧室去了。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安妮律师。她在电话里问我，现在在哪。又说，有事情要告诉我。我看一眼周大义的背影，说，你说吧。安妮律师说，指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我知道，这个鉴定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但我还是问了一句，结果怎么样？

安妮律师说，你想不到。

我立刻问，怎么？

安妮律师说，果然提取到了指纹。

我哦了一声。

她又说，但不是周大义的。

我问，谁的？

安妮律师说，是何本善自己的。

我有些不敢相信，问，不会弄错吧？

安妮律师说，当然不会错，这种鉴定，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的概率都几乎是零。

我说，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安妮律师说，是啊，这个何本善早已陷入深度昏迷，他总不能自己拔掉自己的管子啊。

她说着，在电话里沉了一下，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那个中午，周大义坐着轮椅进了那间病房。这时，躺在床上的何本善听到周大义的声音，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已经无从得知。然后，何本善就用手把自己呼吸机的管子拔掉了。

安妮律师说，应该，只有这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