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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火候与力量

来源:文艺报 | 程光炜  2018年10月19日08:44

新时期文学初期,贾平凹、张承志、王安忆等一批青年作家刚试身手,短篇写作高手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的作品,最容易成为他们学习的对象。今天,作家们纷纷弃短追长,短篇小说的确已呈衰势。孙犁1977年在一篇很短的文章《关于短篇小说》中说:文章长短,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篇幅,能表现得很好很有力量,这是艺术能力的问题。熟练的画家,几笔就能勾出人的形体,而没有经验的人,涂抹满纸,还是不像。不晓得经常把长篇写得稀里哗啦的朋友看过这段精彩议论没有,如果看到,大概就不敢这么随便地“满纸涂抹”了吧。

李学辉有长篇在手,却声称自己是“写短篇小说”的,这种勇气实在可嘉。近读《李学辉的小说》,发现作者确实熟知短篇之道。作者久居甘肃武威,自然想把西域奇异的风俗拿给读者。说老实话,我喜欢他日常生活的小说,更甚于那些风俗小说,尽管后者也有佳作,如《麦婚》。因摆脱了风俗小说的刻意端着,日常小说似乎做到了放松自然,让他找到自己打铁淬火后继续细细拿捏的火候。《除夕》的八爷是村里支书,40多年威信屹立不倒,但随着王翠花的姑娘等一帮青年掷下农村,他真成了唱空城计的诸葛。八爷身上闪现着乡村社会的沉落交替,这种人物历史命运都怪异无常。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他气得一时想不过来,便率村人用拖拉机把王翠花母女捉了回来。而他只为了“八口锅里煮的是土猪肉,露天场里摆的是黄河灯,午夜一到,我们要放三十六路焰火,羡慕死你们”的传统乡村社会。小说《和薇薇去寻访孙招娣》的题材极为常见,好在它叙述的干瘦。土窑村小学四年级女生孙招娣,是四川大学生爱心基金会的女学生薇薇的帮扶对象,薇薇原想这是一次浪漫之旅。她七折八回来到县城,被科员“我”接着,没找洗澡间,连饭都没吃上一口,就被拖上了灰尘滚滚的乡村公共汽车。小说记述沿途荒凉景色的三言两语,近于素描,倒凸显了李学辉叙述干瘦的功夫。对孙招娣的涂抹也只几笔,然这位身处荒漠的小姑娘的命运,已含义丰富。

短篇小说篇幅有限,得字字经营,不敢有稍微马虎,不像长篇可以随意走马。另外需要留白,不宜把话说满说完,这就考验着作者叙事达意的功夫。一两个人物,怎么出场,跟谁接头,故事向何处发展,波折又怎么组织,直至有一个小小高潮,都须在下笔前仔细想好。孙犁《荷花淀》让战争在远处待着,镜头只对准荷叶下面的几个心思活跃的小媳妇,空间就大,还虚虚渺渺,是留白的经典例子。汪曾祺的《陈小手》写团长允大夫给太太看妇女病,过程中团长还客客气气,等他坐上大马远去,团长一枪就把大夫打了下来。临了还说,我的媳妇能让你摸吗?所以,雷达曾在《小小说的容量和深度》一文中感叹:“试想,要在1000多字的篇幅里,讲一个奇异新颖的故事,甚至勾画出一个独特的人物,赋予深刻的意蕴,在尺幅之间兴风作浪,何其困难!”

《鸡头》就好。从1973年起,每逢八月初,王福就去买鸡。割下鸡头,洗得干干净净,送到巴子营的村长金成堂屋桌上,为报复20多年前,自己偷吃鸡头,父亲被金成斗死的冤情。王福、金成,都是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独特人物”。不像学辉有些过于铺陈的作品,这篇作品极其克制,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近乎模糊的远景,人物关系也是到了紧要处才略写一二,留白甚多。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照样能写广阔的生活,表面专注身边人物,含义却远,而且要选材严、开掘深刻、结构巧妙,以一当十。王福20多年还在报复已经70多岁的金成,说明普通可怜人身上缺少怜悯,这处留白就比单纯的技术手段大气不少。一个小人物,怎么会有远大的思想?这都需要作者暗暗给他。相似的作品,还有《麻雀飞翔》《爷爷的爱情》和《老润》等篇。

短篇难在留白,也难在一波三折。这就要一张一弛,紧松适度,考验作者的耐心,这耐心不光在文字控制,还在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拿捏揣测。我认为《女婿》是一波三折的代表。主人公“我”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县文化馆创作组,爱情事业本来大有前途,不想被刁钻的同村姑娘王菊花盯上。菊花父母都是乡村刁民,她也遗传上这种性格。以往,文化馆姑娘王芸曾与“我”眉来眼去,眼看就有进一步发展。这天王菊花突然找上门来,对王芸声称是“我”的女朋友。“我”诧异地质问菊花,回答是曾接受她的鞋垫和衬领,等于接受了定情之物。“我”的母亲也来县城,指责“我”“睡了别人姑娘为何要反悔”?“我”就这样被套进王菊花的圈套。这家人得寸进尺,要他做上门女婿,另外得抚养岳父母生活,每月奉上30元钱。稍有不从,岳母就到单位地上打滚要挟。岳父王吉家的成员也很复杂,他当年耍赖骗来余桂花,桂花男友在他们婚后找上门,王吉只得把他养在家里,条件是承认现状,但一个月得与桂花同居一次。这人留家干活,对外则宣称是王菊花的二爹。“我”和菊花有孩子后,王吉、余桂花、二爹和王道、王德五口来城里,说是不种地了,由女婿负担生活。后来王吉出了车祸,余桂花便讹“我”对二爹也有赡养义务。最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第九节中。小舅子王德跑货运出了人命,陕西当地办案民警让“我”赔付,“我”说这事跟“我”无关,民警却说乡信用社王德做的担保,担保人写的就是你的名字。民警说,4条人命赔付100多万元,“我”说赔不起;民警说没关系,可先赔十几万元,死人入土为安。“我”说一分钱也拿不出,民警则说,王德早以你的名义在银行贷款十多万元。电话那边说:“你想怎么办?”“我想杀了王德。”我大吼了一声。小说就此结束。

“老赖”在这篇小说里不单是一两个独特人物,还是一组群像。“我”从与王菊花结婚,就开始与这个老赖家庭反复纠缠,反复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我”这个无辜无奈的人,一旦被这个老赖家庭缠上,几十年都难以消停。故事尽管一波三折,也充满喜剧化的色彩,足见李学辉把握人物性格的不俗功夫。这种一波三折,当然来自他武威巴子营乡村的丰富生活经验。他对乡村老赖人物的熟悉程度,可以说做到了丝丝入扣,贴近真实,让人在捧腹之余,也为乡村日渐恶化的道德生存环境忧心忡忡。其实,往更远的地方看,环境恶化也不是这些年的事,它自古以来就潜藏在乡村的历史长河当中。作为一个起源性的东西,它不光存在于古代,也存活于今天,虽然积极善良的力量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主流。

写到这里,我对李学辉的短篇创作有了很多的信心。在写长篇成为时尚的今天,我想告诉学辉,坚持短篇不失为一种长远之见。我不认为今天就不是短篇的时代,所谓好文章无所谓长短,只看作家给读者的成色怎样,其文学成就,也是以艺术成色为最后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