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今年71岁，家住杭州余杭区塘栖镇丁山河村。村庄紧挨丁山湖、洪河洋，河流、池塘如星星一样多，缓缓的河水记载着难忘的往事。小时候，我在田头割过草、池塘捕过鱼、划小船打鸟、做小生意……一晃数十年过去了，落后的村庄已变成的美丽乡村，而让我最难忘的是家里的那三次建楼。

（一）

13岁那年，跟随入赘我家的姐夫出门，姐夫来自祖祖辈辈靠打鸟为生的打鸟湾。他在船头打鸟，我在船尾划船，一共划了整整四年打鸟船。直到有一天，姐夫出事了。大风将凉帽吹进河心，姐夫转身捞凉帽，船一晃动，震开了枪的开关，子弹射中姐夫的手掌心……他便再也没和我一起出船了。17岁，我跟随父亲划船做胡萝卜生意。

1966年那一年，我正好19岁，十二月初六，是我出嫁结婚的大喜之日。我正高兴不得了，但是未婚夫家接二连三传来不幸之事。十月初，未婚夫的祖父去世；十月二十日，未婚夫父亲去世；十月二十五日，家里唯一的一头大猪突死。未婚夫家接连遭遇厄运，让我这位未进门的媳妇非常担忧，嫁过去能有好日子过吗？临近大喜之际，我盼望着初六那天阳光普照，能给我的未来生活带来幸福和吉祥。我不希望初三那天出现阳光。因为老古话说：初三日头，初六落雪。正是初三那天有太阳，我十分担心初六要下雪。比我更担忧是未婚夫和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连三天，我都提心吊胆抬头眺望窗外的天空，到了初六那天早晨，天气好，太阳好。这是个吉祥好兆头啊！

我嫁入吴家后，我们一对新人和婆婆、小叔、小姑居住在一间房内，而家里只有一间两楼的木屋。吃住在一间楼内，很不方便。况且再过几年，小叔子也要找对象结婚。我想到了建新房子。但是家里钱非常少，每年生产队分红，全家人只分得二十元左右，哪里有钱建新房？挣钱的办法我也想到过，但是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政府不允许个人经商赚钱。在那个穷是光荣的年代，经商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行为，被广大群众看不起，抓住了要游行批斗的，如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当时家里的主要收入依靠农业，虽然不允许经商，但是还可以饲养鸡、猪、羊等。鸡没有食料可以啄虫子吃，羊嘛可以吃草，猪胃口大，经常吃不饱而闹事。我约了小姑爱仙捞浮萍给猪吃。不久，听到一个商业消息，湖州武康上柏山里的养猪户，为喂猪需要买浮萍。浮萍可以变钱让我非常高兴，但是公社、大队规定不得做卖买。我想到一家五口人塞在一间破旧房内，何况小叔子快到找对象的年龄，为了尽快建新房，我要出去闯一闯。天刚放亮，我与小姑爱仙划着小木船穿过丁山湖，来到塘南、五杭那边，用漏勺在河中捞浮萍，到天黑时分，船舱已装满了浮萍。划船回家吃个晚饭，次日天还没放亮，我俩划着小船去湖洲，在码头将浮萍零卖。一般100斤浮萍能卖3角至5角钱，一船浮萍可以卖到6块钱，我与小姑爱仙各分3元。捞浮萍虽然辛苦，但是让我尝到了甜头。这点钱对全年只有二十元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从春天到秋天，我与小姑爱仙两人划小船、捞浮萍、卖浮萍。到了冬季，浮萍都枯烂死了。怎么办呢？我俩也没闲下，就做胡萝卜生意，先去杭州上河收购，然后到水岸码头贩卖。这就是领导在广播高喊的投机倒把，遇上生产大队搞整风运动，要抓现形的。有一回，大队领导到家里查问我的去处。老公不想我被抓去批斗，只得用谎言搪塞，说：“她去娘家了。”

小叔的女友阿铃，长得漂亮，是村里的一朵花。见我们做生意挣钱，提出跟随我做胡萝卜生意。这是未来的弟媳，我当然非常愿意。我们划着小船去杭州上河收购了一船胡萝卜，划着船要去菱湖等城镇码头零售，船还没有划到余杭地段，乌云盖头，刮起一阵阵狂风。姑娘阿铃看水浪拍打着船帮，吓得脸色发白，大哭起来。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们载了满船货，被风刮沉了怎么办？”我安慰她说：“不会的，我们的货装得不是很满，这点风没事的。”

阿铃的胆子非常小，非要回家。他是准弟媳，我当然答应。我们回到家门前，生产大队也在刮风，刮得是整治投机倒把的政治风。大队广播高喊在外面经商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我俞双珠的大名。刮自然狂风我并不怕，但是这个政治风让我害怕。我就叫老公背了一筐胡萝卜到大队上缴，当作“投案自首”。次日一早，我与阿玲偷偷划着小船，去崇福码头销售胡萝卜。

不久，小叔和阿铃正式订亲了。女方提出结婚前必须建新房。我认为非常合理，家里的木板床，翻个身都要“吱呀吱呀”响，两对夫妻睡在同一房间非常尴尬的。我提出马上造新房的建议，因为这几年捞浮萍、卖胡萝卜我手中也有点积蓄。

1977年，我们在自家自留地要造新房，此处东临小河，北靠洪河洋，环境美。准备建两间“靠家楼”，即两楼两底。泥匠、木匠我们出钱请来，小工从亲戚、朋友、邻居叫来帮忙。本打算五天完工，当房子建到一半就出事了。西边住户十多人跑进现场，喊停施工，说新建楼房阻碍了红白喜字的进出。考虑到北面是洋，新房子在南面超过这些人家的楼房，说良心话，或多或少挡住了他们的采光，但是阻截红白喜字的道路是牵强的，他们进出还有两条红白喜字的道路。我马上泡茶，递茶杯，但是他们的脸孔还是非常难看。我和家人也感觉委屈，此处是我家的自留地，什么时候当成了红白喜事的公用通道。如果让了他们，建在半腰上的墙壁要拆除，漂亮楼房的梦想扑灭。但是不答应，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会吵闹、阻止施工。怎么办啊？

沈家十多人围着我们，有一位长辈看到了，他就是本家堂爷吴阿咪。他跳了出来说：“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家不对的，你们要通道在他们挖墙脚时就提出来，现在人家房子建了一半，你们说怎么办。”

沈家一伙人听感觉有道理的，静了下来。吴阿咪看了看众人，说：“你们要通道，也对的，我留给你们一条吧，把我家小房子拆除了，那个地方当通道。”

沈家这十多个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这是我家第一次建楼，如果没有堂爷吴阿咪跳出来撑腰，可能不行。为了感谢吴阿咪爷爷主动拆除小房子让路，我们拿出100斤米表示补助。

新楼建成后，全家背负着220元多债务，当时是巨额债务。家里没钱没粮，经常揭不开锅。婆婆是老实人，但是她有应付的法子，就是借呗。除了向生产队集体借过钱外，还向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借过钱、大米。我想划小船出去做点小生意，大队干部经常来我家检查，还对我进行割掉资产阶级尾巴的思想教育，若发现有投机倒把的行为，说要抓住直接送到公社处置。家里断油一个多月了，我与家人都寡得难受。菜油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配料，家里负了这么多债，哪里还有钱去买油啊？我们全家人一个个面黄肌瘦，我非常难过，我决定去挣钱、就是被抓住了拉出去游行批斗绝不后悔。一个早晨，我约了本村卫雪南划着小船出门，在外面做四天茹菇生意回家，我拿着赚来的钱买了半斤菜油，帮助全家人渡过了一个难关。

家里债台高筑，小叔、小姑都想着留一手，这种大锅饭吃不好了。我想到分家，小叔子还没有结婚，债务由我夫妻承担。小叔却说：“不行。”我说：“为何？”他说：“还没有结婚，要求大哥大嫂帮助结婚。”我与老公协商，村里青年人结婚都是父母亲帮助的，没有听说大哥大嫂出钱给弟弟结婚。小叔的意思，父亲早逝，长兄为父啊，应该出钱帮助结婚的。我们正在协商之际，他的未婚妻托媒婆传来狠话：要是大哥大嫂不给结婚钱，她不同意嫁过来了。为了小叔的幸福，我与老公决定退一步，承担了结婚费用350元，另加220多元债务，一共承担债务570多元。

小叔子终于娶上漂亮的媳妇。

生产小队长老周也确实是好人，他听说我们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主动上门慰问，临走他说：“按照一年二十元的分红，你们家的债务需要二十多年才能还清。”

当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睡也睡不着，彻底失眠了。二十多年之后，我已经人老珠黄了，我的一辈子就是还债啊！

面对巨额债务，我连续好几天失眠。老公阿吉非常心疼，当然他也非常担心，怕我想疯（神经病）了，跑到赤脚医生家给我配了安眠药。

为了还债，老公出去学泥匠，学徒期满，他每月工资38元，上交给生产小队买工分33元，每月剩余5元填补家用。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我感觉整个身体舒服，以前出去经商像做小偷似的，从此以后可以挺直腰杆出门经商。

我约了卫雪南划着小船合伙做小生意。冬天我们做茹菇、荸荠生意。夏天我们做苹果、梨子生意。冬天手冻伤，夏天屁股在船上磨破了皮。但是我从不感觉累和苦。

邻居见到我，总是很热情地说：“阿双，你们做生意回来了。”村里也有不少人当面问我：“阿双，你个子矮矮的，怎么不怕吃苦啊？”

我总是笑笑，心想不感觉累也许没有政治思想包袱，也许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1978年之后，乡里村里办了几个企业，有的妇女上班去了，有的在家里摇沙织布。我经商的空档期，就在家里摇棉沙、织布。操作摇车先将棉花摇成棉线，然而用织布机将棉线织成长长的布，最多一天可以织布10多尺。一尺布可以卖到3角钱。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我和老公居然还清全部欠债。小队长老周得知这个消息，赶过来说：“你们能提前二十年还清债务，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二）

我们分家后，新房子与小叔各拿一间，原来的老屋前半间归我家，后半间归小叔家。我有两个儿子，小叔有一儿一女。我想到两个儿子长大要讨媳妇的，每个儿子总要有一间房子，如果连一间房子也没有，谁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不像我，当年两兄弟合凑一间房就嫁了。

还清债务后，我与卫雪南两人又划着小船经商，虽然累点苦点，但是心里非常甜的。渐渐地家里也有了积蓄。我就与小叔商量，买那半间房子。小叔说回去与老婆商量一下。我当然明白小叔的意思，他是“妻管严”。我耐心等了几天，不见小叔回复，我开始着急起来。每回见到小叔想问，但他总是避开我。我把这个事告诉了小姑爱仙。爱仙就帮我们做二哥、二嫂的思想工作，但是一直没有结果，我想这事可能黄了吧。那天天气好，小叔和弟媳却进了我家大门。小叔说：“那半间房子同意卖给你们，毕竟你们有两个儿子。”我又不太会说话，只知道傻笑。弟媳阿玲说：“我们考虑了很久，这个房子如果不卖给你们，我们老了也会被两个侄儿（我儿子）指着脊梁骨骂的。”我们买了半间旧屋后，最终目的就建新房。

1980年我们生产队将部分土地、农田承包到户。塘栖出名产枇杷，我家也有几棵枇杷树，可是当时枇杷经济效率非常低。有人引进了甘蔗。甘蔗产量高，价格也高。我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砍掉了自家的枇杷树，在自留地上种上的甘蔗。清明前，我们约去姐夫等几个人，借上一条水泥船，摇上三四天到达上海等地零售甘蔗。十多年以后，枇杷效率高了，家家户户又种上枇杷树。

老公阿吉也被新组建的宏畔建筑队招了进去，因为他读过几年书，不仅右手会打算盘，而且左手也会打算盘，人称吉先生。不久，被建筑队安排在财务室。

大儿子小学毕业未能考进初中，那一年他们完小考进初中未到三分之一，他回来后跟着我学做小生意。我带着大儿子划着小船做了一年小生意。大儿子见做小生意不适应他，提出要读书。老公阿吉在宏畔工作，就托了人让他大儿子进了宏畔中学读书。这次上学，改变了大儿子的人生命运，比如后来他进入机关工作，也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

过了几年，家里积蓄2000元左右，我们打算把那间旧楼重新建造，当时西洋楼比较流行。旧楼东西两边都是人家，东边是沈文旗家，西边是吴建松家。要去商量，最好的方案与左邻右舍同时建房。如果东西两侧不同意建房，我们是没法建房的，因为先建要让出一定的土地空间。我去沈文旗家问。文旗说：“还没有准备好，小孩子还小，等等再说吧。”我问吴建松。吴建松说：“房子刚建过两三年，再建浪费啊。”

我说：“我们儿子慢慢成长了，我们要建房。”

吴建松说：“你们建房我不反对的，但是不要影响我们房屋的安全。”

我说：“这是应该的。”

这两次碰钉子后，我建房的梦想可能要泡汤。

时间真是好的东西，有些问题的答案时间会告诉我。一年之后，沈文旗到我家来说：“他们要建房，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一起建造。”

我说：“当然愿意，儿子快小伙子。”

沈文旗说：“老婆进了镇上的化工厂上班，结识了几个姐妹，她们非常支持建房，愿意借钱给我们。”

这次是建一间新楼，用了3天时间，我花钱了请了几个木匠师傅、泥匠师傅，小工我们叫了亲戚、邻居、朋友帮忙。建好后，我心里有点底气，因为家里没有负债，还稍有点余钱。过了一两年，吴建松见到我们楼高大、漂亮，他也提出建房，我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就答应让他们搁在我们的墙头上。吴建松非常开心。

（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本地推广后，我们自己完成双种双收就可以了，老公也不用在生产小队买工分了。

我家的楼房在两处地方，这给存放粮食等事宜带来不便。我担心以后年纪大了，在两个儿子家吃轮流饭，搬来搬去极不方便，如果两间房子连在一起就好了。1989年春天的一天，好姐妹金兰悄悄告诉我：“他们四家已经调整了自留地，要在河西埭对岸建统一的三楼洋房。”

三楼洋房，当时全镇也没几户人家，非常流行、漂亮。我连忙说：“这是大好事，祝贺啊。我经常在外面做生意，不知道情况。”我想家里是两楼房，如果建两间连在一起的三楼，两个儿子往后找对象也会成为“抢手货”。

金兰见我很可惜的样子，她低声说：“现在还有两间空地可以建楼，生产队其他人也要来建楼，但是我们希望你来，你的诚信，你的为人，我们非常欣赏的。”

我回家与老公阿吉商量此事。老公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自留地，怎么建楼？”

我说：“难道金兰他们都建在自家的自留地上吗？”

老公说：“当然不是，他们去调换自留地。”

“那我们也可以去调土地。”

这块土地涉及到三户人家，他们都姓沈，与我们吴氏姓不是同门同宗，难易度我心里没有底啊。

涉及土地的三户人家，分别是沈建章、沈建忠、沈阿升。我和老公阿吉先后上门商谈。

第一户是沈建章家，沈建章家条件好，他是丁河水泵厂的供销员，小儿子沈福伟与老公阿吉是朋友。我们把调换自留地建新楼的想法和盘托出，沈建章微微一笑说：“这等好事，我当然支持你们的。”

第二户是沈建忠家。沈建忠是沈建章的亲弟，他与我老公阿吉也是朋友。我们向沈建忠提出调地建房的意见后，沈建忠哈哈一笑，说：“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又是朋友，我同意的呀。”

第三户是沈阿升家。阿升好说话吧，平时见到我，总是远远地大着嗓子喊：“阿双，阿双，你做生意回来了。”想想他的热情，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当我说明调地建楼意见后，阿升笑一笑，然后说：“我很忙，空了再说吧。”

过了一周，我们又去阿升家，阿升说：“他很忙，空了再说吧。”

我回家后，想来想去，不对吧。他再忙，谈话商量的时间应该有的。难道他不愿调地，如果不愿意，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啊？

老公开始打退堂鼓了，他认为阿升没有诚意，打算放弃调地，反正家里也有两间楼房。”

我经过认真分析，认为阿升如此回答，一定有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可能要点经济好处。我决定一个人前去面谈。

我进入阿升家的楼屋。他正在低头吃饭，见到我一个人进门，他放下筷子说：“阿双，不是我不调给你们土地，找我们调地的人有好几个人，而且都是本家，我也很为难啊。”

我说：“我们给你一点补助，他们总无话可说了。”

阿升笑了笑，说：“给补助是对的，我也有借口了，但是数字由我来说了算。”

“你要多少钱？”

“四百元。”

吓了我一跳呀，四百元太多了，相当一个男力四个月工资。钱虽然多点，阿升既然开口谈钱，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连忙说：“阿升叔，我回家与老公商量一下。”

我把阿升提出的条件告诉了老公。老公认为家里不富裕，去建三楼洋房要缺一大笔，如果土地给补助钱，真是雪上加霜。他有点不愿意。

我天天跟老公讲建楼，我的观点有三点：一.两间楼房在两个地方，儿子分家后，我们老头老太要么轮流住，要么就一人分给一个儿子，分开过。二.现在的房屋已经不适应新的潮流，迟早也要重建的。三、钱嘛，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放心，现在政策好，我会去赚的。

老公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终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一个疑问：给了沈阿升补助，沈建章、沈建忠知道后，也要补助怎么办？”

这事阿升已经说过，要求我们绝对保密，我们不说出来，我保证他也不会说出来。

1989年冬天，建房大事定下来，我安心了，然后约了卫雪南划小船做荸荠生意。回来发现老公出事了。原来老公买回建房材料干石灰，挖了土坑化石灰，石灰化得如沸水一样冒泡，温度非常高。老公的脚一不小心滑进了石灰坑，马上拔出脚，虽然穿着鞋子，但还是大面积烫伤。后来经过三四个月的治疗，脚结疤好了。

建三层洋楼，不是以前那种三五天完工的建房。这种建楼工程量大，每层都是五洞板。这次我不是请泥匠、木匠，而是直接把工程包掉，包头是老泥匠柴忠良。他叫来一批人，足足建造了一个多月，两间三层洋楼完成。

当时欠债二万多元，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让我们放手去经商。我只要划小船做生意，这点欠债不必担心。

卫雪南是做生意的黄金搭档。我和雪南划小船余杭、良渚等地买了荸荠，载了一船去凌湖等码头零售。为了早点还债，我们一天吃两顿。清晨早早起来在菜场设摊零售。不吃早餐，肚子饿就吃几个小荸荠。如果是茹菇生意，就让肚子咕噜咕噜叫。现在想想真傻。

这个时候，社会上流行贩卖废铁，虽然是废铁，但是非常吃香，我与雪南划着小船去收购废铁。在杭州、良渚等地方收购，有一个男子过来说，夜里有废铁卖给我们。晚上，他们送过来废铁。这个铁半新半旧，不完全像废铁。我怕是偷来的赃物，不敢收。被他们骂了一通，说我们胆小鬼，说我们不讲信用。

当我们载着一船废铁划回来时，途经余杭东塘，一条挂桨船“突突突”开过来，浪水冲入了船头，小船一点点往下沉，我是掌舵的，大喊道：“雪南，船要沉了！”雪南看到船头往下去，面色发白。我拼命将船尾划向岸边，雪南也及时配合我。船尾靠近水岸时，我跳下水，一把拉了船，此时木船渐渐地沉下去，在河底搁着了。我俩把船里的废铁搬出来，然后将船里的水舀出来。这两件事情后，我们就不敢收废铁了，回到老本行，做小生意。

新楼对岸是河西埭村，住着老公的泥匠师傅阿时。每次我做生意回来，他在对岸总说：“阿双啊，你家的建房主要依靠阿双，阿吉这点工资，远远不够的。”

在船里做小生意，大家都以为我没有退休工资。其实我有退休工资的，现在每月2000多元，这是组里征用土地农转非买的。

这大半辈子，我和老公建了三次楼房，一次比一次好。现在我慢慢变老了，但是经常回想，回想划着小船捞浮萍、叫卖胡萝卜、苹果、梨子、荸荠……这种回想让我感觉非常甜蜜，非常幸福。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