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十年前的1978年，我是一个脸上开始长痘的农村学生，在皖西南一个名叫黄土岭的村子里上中学。

村子里的中学只能是初级中学。那年代，村还不叫村，叫大队。大队上面是公社，公社上面是区公所，区公所上面才是县。高级中学或者完全中学只有在区公所驻地和县城才有，初级中学多在公社所在地，大队里很少设。我们大队情况特殊，设了初级中学。主要原因还是生源足吧，当年我们班就有79名学生，老师点名要点半天。此外，可能还因为我们大队师资力量强，高中毕业回乡青年多，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各门课程，都能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那几年，黄土岭初级中学升学率在全县可是名列前茅的。

1978年的那个夏天，我以15岁少年的目光，从一条渐渐推开、越来越大的门缝里，看到了一个令我兴奋不已的世界。少年开始向往远方。在此之前，我去过最大的地方是县城。七十年代早中期，全国农村都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同时也喊响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每个大队都有象征农业机械化的拖拉机。那年头在农村，拖拉机可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一般人坐不上，大队干部坐得多。因为我家与大队部仅一墙之隔，平时常到大队部里玩，与大队干部混熟了，终于逮住一个机会跟大队干部一起坐拖拉机去了县城。

15岁那年，面前的门儿一开，激动人心的事儿就在眼前。先是几位年轻老师远走高飞，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们一边当老师，一边做学生，认真复习功课迎接高考。那几位老师都是农家子弟，没有别的路子可以离开农村，唯有这中断十年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给他们带来了机会。离开农村，几乎是那个年代农村青少年人人追求的目标，多数人终究无法实现。恢复高考之前的十年，农村青年走出农村不外乎两条路，一是“顶替”，二是参军。“顶替”是有条件的，父亲或者母亲必须有人在外工作，多数农村青年不具备这个条件。参军名额有限，一般轮不上，就算幸运轮到了，也不一定就此离开农村，极有可能三五年后还得退伍回乡。1978年，一位农村少年十分惊喜地发现离开农村有了新途径——高考。少年目睹了三位老师因高考离开家乡，两位上了大学，一位上了中专。有远赴吉林长春、湖南长沙，也有近在本省合肥。

接着又见五六名高年级同学，参加中考被省内外中专学校录取。这时，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踏着老师和同学的脚印，通过考试离开家乡。最好是中考一举成功，不用上高中继续苦读再去拼高考。当年的中考，从高分到低分，先录取中专后录取高中，成绩特别好的才能上中专，成绩好的上高中，成绩一般初中毕业即回乡务农。少年的目标定在“最好”。

15岁到16岁那一年，我上初三，真的下了一番苦功。每天学习时间近16小时，只有6小时睡眠。除上下午正常课程，还有早晚自习。早自习开始时，往往教室里光线还很暗，课本上文字模糊不清。晚自习分两场，头场在教室，那时没电灯，教室横梁上挂了一盏雪亮的汽灯。从前在农村晚上点汽灯必是办大事，要么是上级宣传队下来演出样板戏，要么是公社、大队开大会，批斗地富反坏右。天天晚上点汽灯上晚自习，让人觉得奢侈，因而大家特别珍惜，老师在不在场，教室里都很安静。晚10点汽灯熄灭，第一场自习结束，第二场自习开始，继续在教室，或者转移到寝室，各自点亮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在如豆的灯光下演算那些永远做不完的数学题。初三那一年，许多人成了读书机器，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参加1979年中考，果然一举成功，免除了读高中之累、参加高考之忧，转户口，拿津贴，上了中专学校。三年后国家分配工作，从此离开家乡。

离乡四十年，恍若一瞬间。四十恰是不惑之年，它是我的又一次不惑，也是一个时代的大不惑。

四十年里，因为工作我走了许多地方。走来走去，还是没能走出家乡，每逢年节我便回到了家乡黄土岭村。如今家乡修了水泥路，沿路装有路灯，家家户户住楼房，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生活与城里已无多大差别，回到家乡没有任何不适应。

四十年前，那个少年作梦都想离开家乡。四十年后，少年老成作梦都想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