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忙着忙着就到了不惑之年。四十年，我已经从一个懵懂学童变成一名中年教师。那些年赤脚走过的泥水路，今日已成不惧晴雨的水泥路；那些年的炊烟袅袅也已换作抽油烟机呼出各家的味道；那些年的青山绿水，曾被毁林开荒又经退耕还林，再现鸟语花香；那些年为接打一个电话要跑上几公里，而今，手机已成为男女老少的掌中宝，一机在手阅尽天下事。四十年，与人类历史相比，不过白驹过隙，但于我，于我钟情的教育事业，却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一个县城郊外的农村家庭里。当我长到五岁的时候，得知城里早就已经有幼儿园了。那些从幼儿园里走出来的孩子个个干净、伶俐，能歌善舞，令我羡慕。幸运的是，我居然赶上了我们乡办的第一个学前班。因为不是正式的班级，我们这个学前班上得颇费波折：我们的教室，从乡茶厂的一个小仓库搬到乡卫生所，又从卫生所搬到右文小学。两个土坯上搭块长木板就算是课桌了，凳子也得各人从家里带来，师生都没有课本，但有了老师就意味着能学知识，我们也成了读书娃。幸福来得这样突然！来给我们上课的是个年轻的代课女老师，姓张。时隔多年，张老师的容貌已经模糊不清，但她作为老师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会带着我们一边跳舞，一边唱歌：“红太阳，照山河，照山河……”她会带我们做广播操，写字，算算术。年轻温柔的张老师，从不发脾气，从不打骂孩子。张老师的美好，让我们对小学生活充满了向往。

1982年9月，我上了小学。那时的右文小学除了附设学前班，还附设初中，在县里也算颇具规模。入学后，教我们的是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样样都教，但样样都能教的老师其实更多的停留于照本宣科。语文课上跟着老师读一读课文，写一写生字，就算学完了一篇课文。数学课上也就是讲讲例题，背背公式，做做习题，重重复复就学完一单元。这样单调的教学方法与当时的学习环境相当吻合：斑驳的木黑板灰蒙蒙的，低矮的教室只有几扇木窗子，阴天光线暗，冬天冷风灌。每到寒冬，我们就会提一个小油漆筒或小汤盆改装的袖珍火炉，装上几个小火炭，到教室用以驱寒。

读到三年级时，换了教室，搬到了砖木结构的教学楼里，我们终于坐上了正式的课桌椅，感受到了玻璃窗的明亮。当我读完四年级的时候，正处在小学五年制向六年制的过渡时期。学校从四年级两个班里挑出部分优秀学生与补习生组合成五甲班，作为小学五年制的最后一批学生，而剩下的学生编为五乙班，自然成为第一批六年制学生。学校挑出最优秀的老师执教五甲班，毕业时，这个班的学生全部考上了初中，而且大部分都考上了县一中，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要知道，那时尚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那些在小升初考试中名落孙山的同学，从此与读书无缘，只能与庄稼为伍，在土里刨食。

1987年9月，我五甲班毕业之后，幸运成为一名县一中的学生。虽然一中距离我家不过五公里，离小学母校也不过四公里，但初进一中的我们，无异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昌宁一中，教学楼、图书楼、实验楼、田径场、篮球场、餐厅、浴室，样样都有！在县一中读书的学生，肯定比乡下同龄的学生更多见识：物理课上，一中的学生可以亲自尝试连接模拟电路；化学课上，学生也可以亲自夹起试管做实验；体育课上，学生们在双杠单杠上翻飞；英语课上，学生们跟着录音磁带一遍一遍读单词，一点一点纠正自己的发音。每到冬季，学校还组织全校学生运动会；每到青年节，还有全校文艺汇演。所有的这些，于乡下的同龄学生来说，就像传说。一中的每个老师都是从全县百里挑一而来的精英，教学上各有特长，难忘英语老师纯正的发音，对学生的无私鼓励；难忘语文老师博闻强记，循循善诱；难忘历史老师博学多才，引经据典……一批批从县一中毕业出去的学生，大多考上了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或重点大学。县一中，从来都是人才的摇篮。一中的老师，都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自信和自豪。在一中读书的学生，走在路上，身板都挺得格外直！

1990年的夏天，一次随波逐流的志愿填报，一次偶然考试中超常发挥，我成了一名普通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1993年7月，师范毕业后的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那时的乡村至少比县城落后十年。从县城到我所任教的乡中心小学，虽然才20多公里，却连正常的班车都没有。每四天一次的赶集日，才有人货并载的农用车往返于县城与乡镇。周末回城，大多趁赶集日搭农用车，如果不是赶集日，就得步行十来公里，走到昌保公路才能搭上县际班车。偶然遇见回城的车，哪怕只能搭载拖拉机，哪怕被一路扬起的灰尘吹成一只灰黄的“硕鼠”也是幸福。

刚到乡中心小学，分到一间极小的宿舍。这是一间一层土木结构的房子，四面土墙，只有一扇面积不超过1平米的小玻璃窗。竹编的笪笆代替了天花板。这块笪笆天花板，在亚热带湿热的气候里浸淫数千个日子，已然漆黑腐朽，实在有碍观瞻。不得已，买来一大卷蓝花塑料布蒙住笪笆，总算将天花板的问题解决了。可一到晚上，老鼠活动特别欢实，三五只老鼠蹦跶嬉戏于笪笆上，睡在这样的宿舍里，连做个梦，老鼠都是主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乡村教育仍然还很落后。数张桌椅数间房，三尺讲台一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几乎囊括了教育的全部硬件和软件。教室唯一的电器是电灯泡，还是不太亮的那种白炽灯，而且经常成为摆设，因为供电所会经常断电。那时的小学男老师们都练就了鼓捣汽灯的本领，停电了就自己烧灯照明。在乡下，小学老师是“万金油”：一个老师包一个班，语文、数学、自然、美术、音乐、体育、劳动.....从上午上到下午，从星期一上到星期六。除了上课，有时老师们也充当医生角色，遇上学生头疼脑热的，对症给学生吃点药，十之八九就好了。实在严重的，才会送到村卫生室或乡卫生所。

作为乡村教师，因为离集镇远，非得“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除了上课，还得打柴，种菜，做饭，更偏远的山村学校还自己养猪。山区的学生条件亦是艰苦，在社上或村小读完四年级算是初小毕业，到五年级就得到村完小或乡完小寄宿。这些孩子星期天下午就得挑上口粮来学校独立生活一周，该上课时上课，放学后就在学生厨房里自己生火煮罗锅饭，自己炒菜。熟或不熟，好吃难吃，都得自己一并承受。烟熏火燎，抬着一张黑花迷彩脸就来上课的孩子也见惯不惊。那些寄宿学校的高年级女生个个能干，不仅能自己做饭，还能自己洗衣服，有时甚至还会帮老师洗带衣服。那时师生关系纯粹又美好，学生对老师带着天然的崇拜，家长们对老师也是带着淳朴的崇敬。年关时节杀个年猪，都以请到老师到家吃年猪饭为荣。

刚走出校门的我虽然分在乡中心完小，但带的却是一群学前班的孩子，因为临时决定仓促招生，没来得及征订教材。只有一间教室和二十几个3至7岁年龄不等的孩童。毫无教学经验的我，就这样开始了教学生涯的“无米之炊”。没有教材，就发动家长捐赠幼儿读物，我每次回城也会买些故事书。幸好在读师范的时候，像蚂蚱一样喜欢蹦跶，什么都学会了一些。就这样，我成了孩子们的教材，成了孩子们的课程。除了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写字，数数，做游戏……甚至带他们打跆拳道！有时想起我的学前班启蒙老师，就想起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

1998年8月，我从乡下调回到昌宁县第一示范小学。城里的办学条件要远远优于乡村小学。九十年代初期，城里的小学开始大力推行电化教学。当时所配备的录音机，磁带，投影机器、投影片，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要么已经在校产管理中报废，要么已经成为学校的文物。大约在1999年，我们学校每个老师集资1500元，加上学校投入的部分办公经费，建成了昌宁小学中的第一个计算机教室，一时成为新鲜事物。好些学校到我们学校里参观，好些单位来借我们的计算机培训，作为一小教师，亦是与有荣焉。

在乡下工作时，教了几年学前班，又教了一年五年级，因“普六”工作需要，我调到了乡教办。调入县城的小学后，才算正式开始我的教学生涯。在乡镇，每个年级才一个班，家长对教师没得挑，也没有几个家长会特别关注孩子的成绩。进城后，才发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格外重视，常听同事说起家长与老师讨论孩子的作业，惊叹城乡差别之大。孩子还没入学，家长就把每个教师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自己信任的班主任手中。而我，在家长眼中不过是新来的“菜鸟”，自然只能接手“挑剩”的学生。好在我年轻，好在有一颗不服输的心，一切都从头学起：听学校名师的课，争取外出学习机会，主动订阅教学杂志，还有空就看文学名著。我真心热爱着我的教育事业，经验不足时间补，时间不足研究补。渐渐地就摸着了些教育教学的门道：课也上得像模像样了，学生成绩提上去了，自己的文章发表了，稿费领到了，渐渐地被学生崇拜了，被家长信任了，被社会认可了。随着国家教育均衡的推行，学校则着手教师均衡搭配，学生均衡分班，教育的公平重又实现。这也标志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中得到落实，标志着社会文明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教育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进步。不论走进哪一所学校，俨然都是童谣里说的那样，“一座房，两座房，哪座房子最漂亮，就数我们的小学堂”。不管是城里的学校还是乡村的校园，实验室，图书室，电脑教室......哪一间不是亮亮的窗，白白的墙？哪一所学校没有自己的运动场？条件更好一些的学校，已然配备塑胶跑道，人工草坪足球场，风雨球场，室内体育馆......走进每一间教室，连接网络的多媒体电脑，液晶大屏，实物展示台，已经成为教室的标配。有些的学校，教室已经配有自动录播系统。每一节课都能现场直播，并能重复收看。教师上课，既可坚守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让学生安静倾听，驰骋想象，扎实训练；也可尝试声光色影的课件，学生多渠道获取信息来源，节省板书时间，提高课堂效率。遇上节日，师生在教室里共看一场电影大片，也是一件忙里偷乐的美事。国富则民强，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的孩子们，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享受免费教科书，免费营养餐，离家远的住校生甚至还享受住宿补贴。过去是再穷也不穷教育，现在是教育再也不穷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每个人的求学不再受教育年限的限制，不再受获取知识渠道的限制。九年义务教育早已普及，只要愿意读书，成年之前永远都不可能失学，成绩好的同学上普高，成绩差的上职高，身体正常的上正常的小学，身体残疾的上特殊关爱学校；条条大路通大学。有了功能强大的互联网，有了电子技术设备的支撑，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花开并蒂。学习全然成为了个性化的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同一间网络教室里容纳着不同班级，甚至不同年级，不同国籍的学生，学历证书将突破实体学校的壁垒。社区学校、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并行不悖，线上学习线下学习相辅相成。随着教育深化改革，“走班”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模式，要想成为学生因仰慕而选择的名师，唯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唯有德艺双馨，方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继续教育方兴未艾，线上有网络研训，线下有脱岗培训。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出台，让更多的乡村教师获得了外出培训机会，乡村教育有了更多的项目支持，更多的乡村孩子享受到了教育公平。国家富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也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华语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教师出国支教也不再是新鲜事。即使像昌宁这样的贫困山区县，也在周边国家教育中有了参与，有了影响力。更不用说，那些发达的大中城市教育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影响力。

身在教育四十年，我亲历了一次次课程改革，亲历了一次次教育机制改革，见证了教育由外而内的嬗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愿我所钟爱的教育日臻完美！愿我的祖国日愈富强！

谨以此文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