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凡君:三元铺记事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凡君  2018年10月18日16:28

今年春夏之交,冒着潇潇春雨,我与分别来自成都、重庆以及合川本土的10名知青,相聚在秀美而清新的重庆合川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前往40多年前的“第二故乡”三元铺,去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看看那熟悉的田坎小路,看看那憨厚而朴实的三元铺……

踏上故乡的土地,我们便开始寻找青春,寻找阳光,寻找曾经的期望与梦想……

三元铺,位于重庆合川区钱塘镇泥溪乡八大队四队。关于“三元铺”的来历,我曾问过四队德高望众的“陈高人”,他说不知道。我曾经听三元铺的“老祖宗”晏老婆婆说过一个版本:在清明时代,三元铺曾经考上了三名状元,轰动四周相邻而得名!我没考证,不知真假。到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八大队考上了4个中专生,他们创造了三元铺史无前例的奇迹!

我下乡就在三元铺。

三元铺在通往钱塘镇的马路边,是一条老街。据说过去很闹热。街的两边是七弯八拐的木板房,长约100多米。西头,顺着到钱塘镇的公路边有一条小溪,斗折蛇行,潺潺流水,终日不息。街的中间嵌有青石板。只是年代久远,青石板有些断裂,路面坑坑洼洼的,雨天,积水很多,只得跳跃般前行。

出街东口约150米,有一条三岔路。北走钱塘区,南至合川区,西达泥溪公社。三岔路口旁有一块打谷场,大约有800平米。挨马路边立有一座三角碑,又叫“语录碑”。高30米,上写“农业学大寨”、“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字样。远望,直插云霄,有些壮观与神圣。我时常在打谷场傻呆呆地打望过路的行人,把三角碑想象成重庆的解放碑。来来往往都是赶场的人。

这次返乡,最想见到的人是大队支部副书记李斌。

李斌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一张国字脸上时常透出一股坚毅的神情。他在成都某中专学校就读,是八大队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接班人。他说话办事,雷厉风行。待知青如兄妹。我们知青都喜欢相聚在他家,在他家堂屋的煤油灯下,我们可以放肆地谈理想、谈人生、谈对时事的评头论足。李斌沉默之后开导我们,你们还年轻,多了解一些农民的疾苦,多读一些书籍,多思考一些问题。将来必有所益……

李斌媳妇姓唐,我们称她为唐姐。我有苦恼,就在李斌家喝点红苕酒,向李斌及唐姐说点知心话。不幸,几年前的一次意外,李斌离开了人世!

返乡当日,我见到了唐姐,她还是那样精神抖擞,精力充沛,还是那样勤劳、善良。她向我讲述了与丈夫李斌相识、相知的过往;讲述李斌生命垂危时抢救的经过;讲述了她对儿女及孙女的期待与希望;她的意识回到了从前,回到了与丈夫李斌在一起生活的平常的日子,我从唐姐两眼的泪光里看到了一种别一样的坚强……

我住在三元铺街上。

我的住房与隔壁陈开华家原是一大间,宽大约五米,进深大约十三米。在屋中间用篾块编制一道墙,隔出一间屋我居住。屋不大,透光,不隔音。“墙”那头住的邻居是晏姓母子,儿子叫陈开华,在钱塘中学读书。缺吃,一天只吃两顿。晚上不吃饭。早早地上床睡觉。陈开华正在长身体,有时饿的直叫。喊“妈妈我饿啊!”母亲实在可怜儿子,下床煮两根红苕,给儿子吃。陈开华聪明,学习成绩好,杨队长说以后是当大队会计的料。

晚上,若不能入睡,我就与陈开华母子俩躺在床上摆龙门阵,与陈开华下一盘盲棋,直到星光暗淡,月光西沉,蛙鸣四起……

1977年,恢复高考,陈开华考上了一所中专,从此,他用知识改变了命运,与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这次,他也随我们返乡。40多年了,第一眼见到陈开华那一瞬,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这还是当年那个躺在床上卷曲着喊肚皮“饿”的陈开华吗?

我的左面邻居是陈世华两兄弟。陈世华大哥是个老实人,脸上有缺陷,外号“麻哥”。快40岁的人了,还没结婚。媒婆来了一茬又一茬,就是相不中,还遭骗吃骗喝。一次,他去钱塘相亲,按照媒婆要求穿一件干净衣服。

他翻遍了柜子,就是没有合适的衣服。结果将我的一件灰色战士服穿上,在我的小屋走了几圈,还颇有几分豪气,只是陈大哥有些背驼,平时低头弯腰习惯了。结果,又遭媒婆骗吃。

当年,我离开三元铺,陈大哥接替队长一职,大刀阔斧地干,赢得了社员们的掌声。

中午,正赶上参加一村民的生日宴,我见到了阔别40多年的陈大哥,我拉着他的手急切地告诉他:“大哥,我回来了!”

陈大哥慢慢抬起头,还是像原来看人的习惯一样,怀疑地问:“你是刘凡君? ”

“我是刘凡君!大哥!”我抱住他,“40年前,我回重庆,给你说了,我一定要回来看你,吃你的喜糖!”

傍边,一个名叫熊秀的女人告诉我,她是陈大哥的妻子。她高兴的讲起陈大哥与她结婚后的幸福生活。如今,大哥家盖了两层楼的房子,儿女孝顺,她俩无后顾之忧。

陈大哥告诉我最关心的话题:“我当队长后,社员欢迎,领导满意,粮食增收!他们邀请我到县政府大会上发言!”

“你上主席台发言?”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的嘛。”陈大哥平静地说。

“你讲些什么?”

“我讲三句话,一,党的政策好,二,我们当队长的有理由要当好,三,当不好生产队长,对不起父老乡亲!”

说完,陈大哥有些激动,眼里噙着泪花。

这时,雨越下越大。三元铺街上的路坑坑洼洼,到处积满了水。

我与陈开华一同来到三元铺街上,我们原来住的房子一片残迹,但从那些垮掉的门框里还能看出当年的模样。

我和陈开华沉默不语,思维之箭回到了40多年前那些难忘的岁月。仿佛间,陈开华凄惨地叫声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的住房右面隔有一条通道,通道那边住的是生产队副队长高德全。一家五口人,育有两儿一女。

高德全是生产队副队长,一个老实巴交的,典型的农民代表。他是一个孤儿,解放初期,无家可归,农会收留了他。全家五口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张。有时,幺儿端着空碗坐在我家门槛上,两眼望着我,极其羡慕我吃的白米饭。这时候,我就忍不住给他添一点饭。

有一年冬天,正逢赶场天。我临走前,高队长告诉我:“早点回来,我请你吃狗肉!我家穷,杀不起猪!”

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哪知,在赶场时遇到了同学,有说不完的话,就把高队长请吃狗肉的事忘记了。

在街上吃完饭,突然想起高队长请客吃狗肉的事。拔腿就跑,跑回三元桥时,就见高队长依在桥栏杆在等待。没有责备,反倒安慰我:“娃儿的妈说你不回来了,我说,我相信你要回来!”

打开门,换上衣服,坐上桌,时间已是下午2点多钟!高队长家里的孩子望着盛有狗肉的大斗碗,饿的直哭!我既感动又歉意!

陈世华说,高大哥早就死了,儿子进城了,天天吃大米!

一年之季在于春。

三四月间,家里装粮食的瓦缸、扁通空了,地窖里红苕没了;生产队学大寨学不上去,亩产不了800斤,农民不够吃。陈世华家的一日三餐就是将大白菜切细了熬玉米羹。

春天来了,胡豆花开了。农民的希望来了,胡豆成了农民的救命粮!

于是,偷生产队的胡豆,是饥饿的娃儿们不得已要做的事。

每当中午放学,娃儿们放下书包,背起背篼,拿起镰刀上坡打猪草。大人们收工回家做饭去了,坡上空荡荡的,只有鸟鸣声。娃儿们放下背篼,三三两两躲在土背坎下,快速地采摘刚刚包浆的胡豆,放在背篼底,上面覆盖一些猪草,或将草帽盖上,然后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子回家了。

为了打击偷胡豆者,每年这时候,生产队长杨元斌就想到了我。一是因为生产队的社员襟襟袢袢都是挂角亲,抓住了偷胡豆者也放不下脸;二是可以照顾一下刘知青干点轻松活儿。

我的任务很明确,斗争的对象就是偷胡豆者。

每天,社员收工之际,我就猫一样地出工了。手拿一根竹杆,爬坡上坎,翻山越岭,穿田间,走小道。一天,我见几个小妹崽儿在一背静处采摘胡豆,便悄悄地走近,猛地抓住背篼,大喝:哪里跑!

妹崽儿们见状,吓得哭兮兮的,一个劲儿求我把背篼还她们,说下次再不敢了。

知道刘文学吗?我问。知……知道……妹崽儿们颤颤地说。刘文学是当地的少年英雄,家住云门,离三元铺大约20多里。我又问:为什么不向刘文学学习?大家不做声。良久,一个妹崽儿说,刘知青,学,学不了……

我一愣:为啥?那妹崽儿指指肚皮,这里饿……

顿时,我心里一酸,无语。

说实在的,抓住背篼的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向杨队长请功,用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英明的,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用比较辛勤的汗水保护了集体的财产。但一听见妹崽儿们的哭声,尤其是听见妹崽儿说“饿”时,我的心又软了。如果,我将背篼儿交给生产队,妹崽儿回家要挨一顿打不说,生产队还要在分粮食时尅扣全家的口粮,这样损失就大了。我坐下,命令妹崽儿们不要哭了,郑重其事地教育了她们一番,最终,把背篼还给了她们。

此后,我多次抓住过偷胡豆者,但都是以教育为主。娃儿们知道了我的为人,尊敬我,又怕我。一旦看见我,都亲热地打趣我:刘知青!吓“麻雀”儿!

这次返乡,又见到了可口的胡豆,不是在坡上,而是在生日宴的桌子上。因为好吃,杨知青以我们的名义,特地打包囊中,晚餐时,再盛于盘里,于是,这个以“胡豆”为主题的平凡的故事,延续在灯红绿酒的时空里,没有结尾的在诉说昨天的故事……

晚上,在我们下榻的合川恭州大酒店一间餐饮包房里,当主持人宣布第一届“还乡知青”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之后,大队知青郑雄光及合川本土知青陈维高站起身,满怀深情地唱起了40多年前由我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采桑忙》……

我惊呆了!

1975年夏天,公社征集写意的歌曲作品。那时,我不懂啥子叫“写意”。我的理解,不能像写《孔老二是个坏东西》那样直白。于是,就翻看手中的《战地新歌》,想从书上找到灵感。

我以山村姑娘采摘桑叶为题材,表达劳动美好、光荣、幸福的主题。歌词是三段式,一气呵成。民歌风,旋律流畅。我用二胡伴奏边拉边唱,边修改。唱得我口干舌燥,唱得隔壁陈氏俩兄弟心烦,唱的陈开华心慌意乱无法写作业,唱得高德全以为刘知青疯了。这时,我感觉可以交稿了。

之后,公社宣传队把《采桑忙》排练成舞蹈参加了钱塘镇举办的文艺汇演,获了一等奖。接着,由郑雄光、陈维高等改变成为小舞剧,参加县、地区文艺调演,一路获奖归来!

1976年4月,我被一家三线企业招工进厂。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当郑熊光以及陈维高先生讲诉了改编《采桑忙》背后的故事时,我才知道,这首歌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与感情!

我以为,在那个浮躁的时代,能够让人记得住的人和事已经不多了。但曾经的歌声在稻谷与麦苗之间没有功利的对话之后,留下的是纯扑的友情,是率真的交流,是真心的思想表达……

40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忘却《采桑忙》的旋律以及浅薄的歌词,我以为,这首歌已不属于我,他属于三元铺的每一寸土地!

当年两名考上中专走出三元铺的回乡青年陈开华、卢生碧;两名重庆知青郑熊光、唐桂琴,这次也结伴而行回到了三元铺温暖的怀抱;在雨中,他们回想起了迎接高考时在夜灯下苦读的那些日子,他们是三元铺的骄傲……

40多年过去了,我时常怀念蜗居4年的小屋,怀念隔壁陈氏兄弟,怀念诚实而聪明的陈开华;怀念三元铺田坎上空旷缭绕的音乐,怀念月光下煤气灯隐隐约约的淳朴的舞蹈;怀念那一段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刻骨铭心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