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要概括这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我以为用“成熟”二字比较切合实际。这种成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其间经历了学术独立性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倡导，以及建构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特色的自觉性，最终是要走向古今兼顾，将独立性与现实性相融合。

其二是学术规范体系的逐渐完善，这包括学术规范与技术规范的双重内涵。诸如坚持学术创新的原则，尊重前人学术创见的原则，严格预防与严肃处理学术不端的原则，学术文献的引用规范，学术论文发表的技术要求，学术著作出版的版权规定，以及论文发表的责任承诺等等，这些规范是经过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努力而形成的，它们使“学术市场”逐渐趋于有序化。拿今天的学术论著与四十年前的相比，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同，这对学术底线的保障与研究水平的提升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研究格局的均衡化与立体化。在文学史时段的选择上，逐渐由侧重先秦、唐宋而向着元明清时段转移，从而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体选择上，过去由于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各历史时段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化的状况，如唐代偏重于诗歌，宋代偏重于诗词，元代偏重于杂剧、散曲，而明清则偏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唐宋时期的小说、变文、说唱等俗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明清时期的诗文也被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甚至是以前较少被学界留意的明清辞赋及应用文体，也都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式上，文献的整理考辨、理论问题的思辨性研究、文体源流的梳理辨析、文学作品的品味赏析、文学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联性探讨，以及诗文选本等普及工作的广泛开展，正在形成一种立体化的状态。

其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基本上是借鉴西方近现代的理论方法而建立的，因而中西关系的问题始终成为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在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话语重建”，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有的侧重于对新方法的实验，有的侧重于对传统方法的坚守，而更多的人则是希望超越中西对峙，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在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理论方法不以古今、中西为限，而以研究需要与时代需求为旨归，显示了方法论上的自觉。

其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理论方法的引进还是学术成果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拿来”作为主要方式，中外学术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随着中国学界研究水平的提升与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学界的共识。于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地介绍到国外，尤其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有序开展，更加促进了这种“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同场同步的学术讨论的机会，因而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也在日益增加。中国学界对外国学术成果坚决拒斥或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例如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本时代”“早期未定文本”等说法，已经被中国学界审慎地加以接受，将其作为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予以肯定。

以上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如果以此与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然，成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缺乏新意的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之间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从而使古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