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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魏景山的油画《占领总统府》为什么被人质疑？李斌的新作中，升旗战士的前面，为什么是一位白色旗袍的女性？

“弥补”的历史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渡过长江，占领中华民国的首府南京，旋即进入国民政府的总统府，宣告了一个旧政权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历史交替的时刻，坐落在南京的总统府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南京到底是如何解放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第一，有人问1949年4月2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时，有没有随行记者拍照。回答是，随行的新华社记者邹健东不在这支队伍里，他是三天后奉命赶过来的。占领总统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邹健东认为应该拍下一些资料。他向有关领导建议：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也应该留下像“攻占冬宫”那样的历史性画面。虽然人迟到，但有些镜头可以补拍。据说，标志十月革命的历史性画面“攻占冬宫”，就是补拍的。经领导同意，邹健东赶到南京，在官兵们的配合下，邹健东举起相机，于当天上午10时许重新补拍“占领总统府”的“历史镜头”！在这组解放总统府的珍贵的历史照片中，有那几张解放军官兵们在总统府门楼上欢呼的照片，同时还有列队冲入总统府、推开大门、降下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升起一面红旗、吹号、冲入长廊等一系列的照片。

这些补拍的照片弥补了一些遗憾，但4月24日占领总统府的那批官兵已在27日前调防离开，他们无法在这组历史性的镜头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到了1976年，上海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创作了著名油画《占领总统府》：一群英武的战士，荷枪实弹冲上伤痕累累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总统府”正面楼顶，在那里升起了一面象征意义的红旗。背景是笼罩在浓烟中的城市。

陈逸飞、魏景山《占领总统府》

这幅经典油画，是为配合毛泽东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据有关同志介绍，1949年4月毛泽东听闻南京解放，欣然创作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不料，这幅油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质疑它的真实性。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新创作了与陈逸飞的同题作品，题目改为《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画面不同了：升旗的战士成为背景。一位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着手，站在总统府大门楼的最前端。他们身后，是一大群神态各异的人。有西装革履，有长衫礼帽，有解放军制服，有国民党陆海空军队制服……画面一派祥和，南京城晴空万里。

李斌的油画彻底颠覆了陈逸飞的《占领总统府》，旨在阐释他所了解的“历史”：南京不是打下来的，而是“和平”式解放的。再说详细些：盘踞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队提前退出了他们的首都。

李斌《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事实真是如此吗？

李斌说，看过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

先看李斌这幅画里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她的原型，是原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党组织派她到南京出任第九任书记。

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1990年6月致宋任穷的信。《陈修良文集》138页）

“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陈士榘、宋任穷等人在回忆录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证实了在那个历史的瞬间，善良纯朴的中华民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民心所指……

大势所趋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中共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实际上还是想借谈判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期东山再起。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紧实施在三至六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其备战计划包括：重建400个师，征募250万新兵，重新召集退役军官，编制新的装甲兵团，扩充空军。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见蒋介石。中共获悉后指出，下了台的蒋介石还在暗中操纵，这南京政府如何能够实施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毛泽东宽宏大量地提出：“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中共是否接受八条，周恩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上，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

4月15日的谈判会上，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于4月16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4月20日晚，中共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谓：“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

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南京曾经失守！

1937年南京失守，事后蒋介石痛心疾首地检讨，由于过度信任唐生智，最终造成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性的惨剧成了人类的共同悲哀。但也有人说，唐生智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蒋介石用人识人都是失败者。话还是回过来说，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民族形象还是正面的……小日本最终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日本投降签字地点原址就在蒋介石住地不远，他几乎每天都路过，令他常常感叹。现在，面对解放军的进攻，保卫首都的重任应该交给谁？没人向他建议，也没人自荐。事实上，也没人能够挑起这个“重担”，说白了，没人愿意来挑。

站在陆军军校对面的蒋介石久久无语而仰脸，远处的侍卫长（数年后，他作为美蒋特务在大陆被处决）清晰地看到他流下了泪水，奇怪的是那泪硬是不掉下来，沾在脸皮上折射着太阳的光亮。侍卫长远远站着不敢前去相劝。1949年1月的南京寒意很重。南京的气候是两季长两季短，长的是冬夏，短的是春秋。良久，侍卫长看到蒋介石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捂着鼻子打了个喷嚏，然后顺势将脸上抹了一下，大概也把那泪水抹掉了。侍卫长后来在自己的书上这样写道：

就是这一天，蒋介石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汤恩伯。为什么会交给汤恩伯？难道没有第二人选了吗？汤恩伯会不会是第二个唐生智？好几位在蒋介石身边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蒋介石回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接着又补了一句：“你们都说玉衡忠于的是我们这个政府，结果……看到了吧！”他这里说的玉衡，就是阎宝航（第一位发现并传递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人）。蒋介石对其颇为重视，宋美龄宋子文与其私交很深，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阎宝航在1937年9月，经蒋介石器重的另一人（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难怪蒋介石时有感叹：翔宇、玉衡，怎么都落他（毛泽东）的手里？

还得多说几句汤恩伯。

出生于浙江省金华武义县的汤恩伯，原名汤克勤。16岁高小毕业，入金华第七中学就读，翌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8岁结婚，妻子马阿谦是永康籍。19岁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闽浙军讲武堂学习。20岁在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24岁时，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兵科学习。这年，汤克勤改名汤恩伯。在举行仪式时，陈仪问他为什么改名？汤克勤回答，遇到恩伯，始有今天；克勤昨日，恩伯今朝。原来，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里原本没有汤克勤，是陈仪查找优秀学生时，汤克勤跃入了他的脑海，陈仪便力荐了他。仪式现场，汤恩伯下跪，说道：恩师在上，今受孩儿一拜。陈仪高兴接受。汤恩伯随即赴日本求学。两年后毕业回国任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当年与王竟白结婚。王竟白是陈仪的义女，陈仪在不知道汤恩伯有妻室的情况下，让王竟白与汤恩伯以婚姻形式见面，汤恩伯一时无法当面道出真情，只能将计就计，事后支付了300银圆与原配马阿谦离婚。

汤恩伯有与红军作战的经历。1934年初，他率89师由江西进攻福建，迅速攻入福州，2月任赣粤闽鄂剿共东路军第五路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紧接着，在夏季接连击败红军，攻下苏区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石城县。11月，汤恩伯部陈大庆旅率先突入中央苏区首都瑞金。36岁的汤恩伯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

当然，汤恩伯还是日本人忌惮的抗日名将，曾赢得国共两党赋予的“抗日铁汉”美誉。

有汤恩伯这样经历与军衔的人，闭上眼睛就能数出一大串！为何独独汤恩伯临危受命，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之职？

抗日英雄，围剿红军有功，凭这两点，蒋介石对汤恩伯能不放心吗？但他为什么面对陆军军官学校仰面流泪？难道是对汤恩伯不放心？汤恩伯有什么不让蒋介石不放心的？

抗日有功的汤恩伯在抗战中期晋升为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员，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他手下主要将领已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为建立自己的派系，他们疯狂扩军，汤恩伯当时恰好和陈诚、胡宗南被外人并称黄埔系三大派系，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后，蒋介石痛下决心肢解他的派系，令汤恩伯的嫡系起家部队13军不再归属汤恩伯。1948年6月，陈仪在面见蒋介石时极力举荐，加之国防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长张群等人不断游说，汤恩伯再度被任命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兵权。陈仪对汤恩伯可谓爱护有加。汤恩伯效忠蒋介石，蒋介石亦重用汤恩伯。汤恩伯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介石照准。

1948年9月，李济深与朱蕴山委派曾经是陈仪部下的郑文蔚策动陈仪起义，响应解放。郑文蔚是陈仪的老部下，深知陈仪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又不忍心自己的桑梓之地生灵涂炭。陈仪表示：“为浙江的和平解放做贡献是可以的，但我这个省主席手下只有一个保安特务团，成不了大气候，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但如果能策反汤恩伯，还有新任福建省主席的李良荣，那作用就大了。”1949年1月27日陈仪派他的外甥丁名楠私见汤恩伯，并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汤恩伯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公共财产、改编所在部队。

这个时间，正掐在蒋介石任命“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犹豫不决之时。最后，蒋介石经过再三的思索，痛下决心，在临危之时任命了汤恩伯。谁能知道，正当此时，那封陈仪劝汤恩伯投诚的信也到了蒋介石手里。而蒋介石面对陆军军校仰脸流泪的秘密情报，也几乎同时送到了中共领导桌上。

丁名楠到汤恩伯处之前，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妻子胡德珍，名为秘书，实为监视汤恩伯的特务，她此时已窃听了汤恩伯与陈仪的电话内容，自然就会按规矩进行下一步……有个细节是：丁名楠将陈仪的密信交给汤恩伯后，汤恩伯对于陈仪的这封密信，既未拒绝，也未上报，感觉带在身上也不安全，便锁进办公桌抽屉里。汤恩伯随即亲自送丁名楠下楼外出。胡德珍利用这个空隙偷看了这封密信，向上级做了报告。汤恩伯送走客人回来，发现暗记动过，知道密信被人窃看，必定引来杀身之祸。正在思考如何应对时，蒋经国兄弟俩奉命来请汤恩伯到楼下喝咖啡。汤恩伯明白，这么迅速地出现反应，说明偷看秘密信件的人就在身边，这个咖啡喝不得的。怎么办？眼下还不能胡来，不但要去喝，还要笑脸去。硬着头皮去到了现场。汤恩伯两腿都不能站直了，原来蒋介石在场，笑容可掬地站在那里。汤恩伯脑子“轰”地一响，嘴里嘀咕了一句：“长乐路1221号……京沪杭警备司令部……”

蒋介石问他，你说什么？

汤恩伯摇摇头，对蒋经国说，只有一个请求：保住恩师性命。

蒋介石：这是必需的。没有人注意到蒋介石此刻的表情，汤恩伯不敢抬头看。如果他看，看到的一定是，蒋介石是咬着嘴唇说出那五个字的。难道太阳从西边出了？蒋介石竟然能够宽容陈仪？话说回来，他不这样，又能怎样？

几乎都没有眨眼，胡德珍从汤恩伯身后出现，双手呈上那封信。蒋介石并没看，他已经从情绪上已经转换过来，保持着一个政治家的应有风度，对汤恩伯说，就依你的。你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不能对老师无礼。恩伯，你继续你的事，党国的重担就在你的肩上！汤恩伯饮泣而退。

走到室外的汤恩伯心里十分清楚：这位蒋公一生最恨的就是通共产党的人，现在却对他说，不能对老师无礼。这是什么话？让了解蒋介石不亚于了解自己的汤恩伯一头雾水。思忖再三，汤恩伯仍然在喋喋不休地反复责问自己：这话能怎么信？这话可信么？冯玉祥、张静江、张学良、韩复榘、孙传芳等人的事又该做何解释！从来不给人面子的政治家突然善心大发？这意味着什么？汤恩伯踌躇不前，但他很快明白过来：如果蒋公手里还有能打的牌，又何必来找他？既然已经没牌可打了，最后了，真正的最后的一张牌！哈哈！就是他汤恩伯了！哈哈哈，他大笑起来，但随他而行的随从却感觉分明在哭。是的，汤恩伯是在哭，他忍不住替这位领袖悲哀起来……室外的冷风，令他打个冷战，汤恩伯再一次清醒过来，时间不多了……在反复无常的蒋介石破天荒给的短短时间里，如何保住老师的身家性命……

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

毛泽东曾经诙谐地形容我们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称：“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战术！”在解放战争中，中共瓦解对方战斗意志的能量是中外战争史上任何一个政党与军队都望尘莫及的。

记得有文章说，汤恩伯曾经在一次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会议上说，长江天堑固若金汤。

从战略地形上看，自古长江就是南京抵挡北方的天堑。控制长江东西两头的军事设施就是上游的芜湖铜陵，下游是江阴要塞直至崇明岛。现在，这些要塞都牢牢地掌握在蒋介石手掌之中！中共要想使上下游的军事控制发生变化，毛泽东认为：首先取决于整个军事战略形势。如愿以偿的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使中共彻底控制了长江以北。大军屯集长江。毛泽东提出“当下我们要耍耍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战术。所谓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那就是地下工作的威力！

中共地下党利用一切机会对各种关系进行策反，其中中共南京市委在已有敌营内部工作基础上成立了策反攻坚部，策反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军警方面，放在南京市政单位，特别是电力、自来水、医院等关乎民生与城市稳定方面。

1948年2月26日，空军飞行员俞勃驾驶B24重型轰炸机起义（机长黄友寿与另一战友随机一起起义），拉开了这场攻坚战的序幕。

俞勃原是个大学生，考入空军后，被派送到美国接受训练。回国后，在空军医院看病时偶然相识了医生林健坤（真名林诚，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位林健坤是中共地下党，只是感觉与他说话很投机。在林健坤的影响与劝说下，俞勃不仅自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还在单位发展了同机组的黄友寿等人。其实，林健坤早就是中共策反攻坚部骨干力量，他利用上海后勤司令部军械员于振操的哥哥于振铎、姐姐于蓝等著名演员的影响，在于振操家中建立地下联络站。

1948年2月林健坤得到消息：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周至柔将在1948年2月26日前后于小营空军俱乐部召开空军飞行员大会，届时蒋委员长要出席训导。他赶到南京约俞勃在新生社（国民党空军俱乐部）跳舞，谋划将B24重型轰炸机挂上炸弹炸毁总统府的方案。具体怎么实施，一时颇费脑筋。

好在南京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弥漫混乱气氛。林健坤通过地下党在敌特内部的情报人员，向周至柔虚报了一个军情，让周至柔向蒋介石报告江北蚌埠机场有共军飞机，正准备起飞轰炸南京。经蒋介石批准，周至柔下令由俞勃于26日携炸弹将蚌埠机场的共军飞机炸掉。俞勃与黄友寿等三人挂上炸弹离开大校机场。飞机上天后按预期目标是到总统府上空投弹。飞机到总统府上空时，挂弹架出了故障，炸弹扔不下去。总统府里的人看到了飞机肚皮下挂的炸弹，紧张得乱打电话报告。地面的混乱引起了飞机上的人慌张，飞机升空离开总统府，到了采石矾，挂弹架突然松开，想炸总统府的炸弹却扔在了采石矶。飞机不能再回南京，只能直飞北平，在北平机场降落。俞勃驾机投北平，北平电台专门做了报道。引起南京政府极大的恐慌，也对南京原有的空军产生了很大的震荡。蒋介石在空军大会上的训导改成了训斥。但谁都知道：大势已去，阴云已经浓浓地笼罩在小营空军俱乐部上空。

后来林健坤离开南京去上海，在于蓝弟弟于振操家专门做飞行员的策反工作，成功策划了上海的空军“三三四号”起义。

1948年5月19日，英国政府为抵偿港英当局代管中丢失的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遂将一艘舰移交国民政府，该舰改名“重庆号”。经过3个月的航行，于8月停泊在上海。蒋介石在这艘当时中国海军最强大的主力战舰上，召开了东北战区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10月10日，“重庆号”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指挥下，驰入长江抵御解放军南下渡江。然而，蒋介石绝对没想到，策反“重庆号”起义的工作早在他登舰前就已开始。

舰上服役的近600名官兵，都是1946年初冬前，抱着建设国家强大海军的志愿，在英国受训两年后随舰归来的。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动和中共政策的感召下，通过潜伏在“重庆号”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的秘密串联，相互联络，逐步形成两大秘密组织：一是以王颐桢、毕重远、陈鸿源、武定国、洪进先、张启钰等27名士兵组成的“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其中毕重远是中共南京市委的党员，张启钰是中共四川省眉山县的地下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另一组是以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王继挺等16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其中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郑光模、王淇是基层军官，属于另一中共地下党组织管辖。“重庆号”常驻上海，为联系方便，经组织协调，毕重远将关系转到中共上海局领导，在中共上海局的努力下，通过多种渠道，对“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和其他官兵进行策反，力争整舰起义。

1949年2月17日，邓兆祥接到指令，“重庆号”要逆长江而上，配合江阴海防第二舰队，阻止解放军渡江。“重庆号”上的“解委会”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刻研究对策，他们发现，这艘军舰一旦驶进长江，江面的狭窄必然造成军舰掉头困难，同时处于江阴和吴淞口两地炮火射程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如若起义，处境将十分不利。“解委会”当机立断择时起义。2月25日凌晨1时30分，王洛切断电话电源，洪进先关闭、控制了所有无线电台，毕重远和于家欣诱引甲板上的哨兵和司令员走廊的值更士兵一起到雷达室，令他们缴械。随后迅速打开枪架和弹柜的锁，武装全体“解委会”成员。接着，“解委会”成员按分工迅速到达各自指定位置，行动组分舱逐段拘禁所有军官和上士。王颐桢以暗号形式与另一起义组织的王继挺联系成功，由他“叫醒”他们组织的起义人员。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事先并不知道舰上酝酿的起义，面对起义，这位两次赴英留学、正直爱国的老海军军官考虑到“重庆号”的命运和舰上几百名官兵的生命安全，毅然加入了起义的行列。他亲自制定航线，指挥航行。在25日凌晨5时45分，“重庆号”快速顺利驶出航道复杂的长江口，转向北上，以每小时24海里的速度驶向解放区烟台港。为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扫除一大障碍。

一个月后的3月24日，担任南京至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97师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这支部队由原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直属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指挥。数月前，南京地下党派《大刚报》记者李益之通过王宴清舅舅邓昊明的关系结识上王宴清，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策反了王宴清下属两个团的团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正面动员王宴清起义。但不慎走漏消息，王宴清被张耀明突然扣留，情况万分紧急。地下党随即派另一线正在策反卫戍副司令员覃异之（后在湖南起义）工作的同志，深夜惊动覃异之，由覃异之副官（我党打入该部的潜伏人员）出面找借口放了王宴清。出来的王宴清过家门而不入，直接率部起义。早早关注动态的蒋介石亲自下达追杀令，张耀明一线坐镇指挥，上有飞机下有追捕，经过激战，王宴清最后只得与两位团长及百余人到滁县，得到陈士榘的帮助。王宴清的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彻底瓦解了国军的军心。

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那一刻是坐着南京市警察局的汽艇，大摇大摆地渡过长江，在滁县与陈士榘会面的，在她的回忆录里说，那一刻，她向陈士榘拍胸保证将南京国民党党政军瓦解成一抔土，让解放军轻轻松松过长江。陈士榘笑道：你可比梁山的孙二娘？能够让南京市警察队伍整体起义的陈修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那算什么……

枭雄之泪为谁洒

蒋介石失眠得越来越厉害了。

特别是那天任命汤恩伯，整整一夜没合眼。自己看中的得意战将，视为掌上明珠的人，他的老师竟然通匪！也就是这一天，蒋介石破例没有按平时的习惯，做过早祷吃过早饭才离开，而是早早地来到总统府，他要求车子在大门口停下，自己钻出车。当时随行的侍卫长十分担心：如果被人发现，围攻的可能性百分之百。但蒋介石镇定自若地回答，这是我的家，在家门口站站无碍的。大门口警卫已经看到了这边情况，迅速从门里出来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向大路两头而去。蒋介石站在那儿望着周围，一副告别的神态。他指着门楼上用木头做的“总统府”三个大字，对身边的侍卫长问：这三个字不会挂太久了啊！可惜了。不等对方回话，便自言自语道：写得很不错的，是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写的吧。侍卫长回答：是。蒋介石这才朝大门里面走，嘴里道：谭延闿的“国民政府”四个大字，历经了战火，能够重新挂上去。这周钟岳的“总统府”三个木头大字，何时能够再挂？你说会久吗？

侍卫长赶紧回答，不会的，几个月吧！

几个月不可能，几年，希望没抗战那回长……蒋介石说这话时，中气还是挺足的。

数年后，这位侍卫长面对中共的审讯，回忆了上述的片断。

进了大门，侍卫长奇怪的是蒋介石进入了原两江总督大堂，并没有如以前那样继续向前，而是左拐直接进入熙园。侍卫长只好小跑紧随着，而平时蒋介石到时，蜂拥而至的人今天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侍卫长想，大约时间还早，他看看时间，的确太早了，才五点一刻。蒋介石扫一眼四下，便匆匆拐到今天称为太平湖的曲桥上。桥对面有人走过，正想喊，大约他也看清楚了是什么人，转身就走了。蒋介石进入了不系舟，侍卫长站在桥上踱步着，他想蒋介石进去不会太久，因为这天的南京异常闷热。果然，蒋介石出来了，与侍卫长说话。两个人站在桥上，远远的人都看到，那些平时背着长官们步态失常的人，今天突然完全安静下来，奔跑的速度变散步了。侍卫长觉得好笑，他在蒋介石问及大家现在的情绪时，非常客观地告诉蒋介石，目前大家的情绪非常好，对政府充满信心，对总裁精诚敬重……

蒋介石看看他说，你以为我不知道那街上的游行？听说政府人员也夹在其中！侍卫长赶紧解释说，那是提前疏散的人员，在闹事。蒋介石嘀咕道：共党暗中的本事比我大……侍卫长见他情绪不错，便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大致上说，地下党如何搞破坏之类的事。蒋介石也清楚，点点头说，你知道傅作义为什么那么做？侍卫长点点头，是长春四平的事让他不忍因为我们而让百姓涂炭！蒋介石看着他，想了想，你是知道我谅解了宜生的。别人是不知道的！说着，长叹一声道：如果北平谈不成，那就放弃这个城市作缓一步打算，去年10月，我就感觉到今天的处境了。你怎么看啊！侍卫长：听总裁的，为党国效忠成仁。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问，这里都是聪明人，他们有什么感觉？侍卫长回答，大多数人不想走，有与南京城同存亡的态度。蒋介石一振，如此说来，国家还有希望。我只要求他们能够在谈判桌上拖三个月，后方一线准备好了，即可腰杆直起来……

有人过来报告：陈诚到了。

蒋介石兴奋地扬扬手，快请辞修，请辞修……

陈诚的到来，使蒋介石精神焕然一新，两人进入里间。蒋介石一笑说，这一路在岸，三面临水的不系舟，约人面谈，绝好的保密所在，辞修以为如何？

陈诚诧异地问：总裁何以如此，难道在你的办公室里也有共党的窃听？

蒋介石：你看看现在，不是树倒猢狲散，就是墙倒众人推！接着，感叹地向陈诚简单说了汤恩伯与陈仪的事。陈诚一惊，站起来说，请总裁将我留下，让汤去台湾。不！蒋介石摇摇手，放他在这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陈诚不太明白，但又不能深问，只能点头表示明白。后来他终于知道汤恩伯受命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他尽可能地将国家财物及军队运往台湾。到了台湾，蒋介石处决了汤恩伯的恩师陈仪，放过了汤恩伯，就因为他从大陆运物资与军队到台湾有功。

听说，历任的两江总督，包括太平天国时的洪秀全，都将这个雅致而敞亮的地方作为待客密谈的首选。这里从来都是与人推心置腹的好地方，这里又从来都是个假话连篇的地方。对于舟船来说，这不系舟是假的，上船后的同舟共济，那就更谈不上了。听蒋介石这一番话，陈诚背心直冒冷汗。蒋介石笑笑说，辞修不必作慌，你的心与你的作为，我是明白的。南方一线的建议与建设就是你提出来的嘛。派别人到台湾，我还不放心哩！

听蒋介石这么说，陈诚斗胆提着嗓门道：辞修肝脑涂地为党国服务。遵照总裁训令，台湾于今年元月元日开始实施军事管制，有效防止左翼人士入台，对于党国人士……蒋介石插话，不怜悯，严控！党国实现国父遗愿的最后一块净土，就指望你啦！

陈诚很快就离开了，蒋介石没有挽留他，送到桥上，临别赠言：党国希望在你肩上。陈诚敬礼后退而去。蒋介石笔直挺立着，目送陈诚远去的背影，升起的太阳再次照在他的脸，那眼睛里依然有两颗泪珠噙着，一动不动。

很久，蒋介石告诉侍卫长，心里好些了，想躺会儿。侍卫长问，回去？蒋介石：没事，就在这地方吧！

这一天，蒋介石在总统府里吃了饭，然后与大家一起愉快地交谈，但所有的人都发现蒋介石虽然脸带微笑，但很不自然，说话间偶尔答非所问……渐渐地，大家不敢与他再说话了。蒋介石在下午到了象征权力的办公室。他进入后，不像平时那么轻松，而是饱含情感地慢慢踱着，反复目视整个办公室里的一切，最后感叹地对侍卫长说，我坐得不太平啊！这让我想到迁都，想到北伐，更想到在这里，三哥对我说过的一席话，犹在耳际，不是我不听他的，实在是共党太厉害。真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铲不尽，杀不绝吗？非也。没有隔岸小日本的春风，能是这样吗？唉！当然，还有北方那头熊！小鬼子与熊，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太平的。罢了，不说人家，就说说我们自己，你看看这身边的左右，德邻（李宗仁）可信吗？他若可信，健生（白崇禧）会串联众人反我？……

有人在门口喊报告。

蒋介石站在屋中间，对侍卫长说，请他们进来。说完，他回坐到办公室前，挺直一身，目光如炬地看着门口。

来人是何应钦，他进门对蒋介石行军礼。蒋介石正脸道：敬之。说着，站起来，看了一眼侍卫长。侍卫长立刻退了出去，并且将门关上。蒋介石移位沙发上，待蒋介石坐好，在蒋介石的示意下，何应钦这才坐下来。门开了，有人送过来茶水。何应钦与蒋介石都是白开水。蒋介石说，敬之，委屈你了。何应钦起身回话，被蒋介石抬抬手打断，在我这里，不必拘泥，坐下，谈正事。德邻不想来见我这个退野之人？何应钦马上解释：现在中共的特务比白蚂蚁还厉害，没有他们钻不进的地方。总裁身边怕也有几个他们的人啦！是啊，是啊！人不能穷，人一穷，穷到底，人就怕你了。等人怕你时，就是你的威风出来的时候！现在，中共穷鬼真正是我们这些人怕他们的时候了……不要怕，人总还是人，几十年后见分晓！说着，停顿一下，面对何应钦问：如果鬼变成了人，那就是后来的修炼修出正果了。敬之，会有这样的事吗？何应钦感觉蒋介石说话语无伦次，不想应答，他等着重要的事要说。但又不能不理，只能敷衍道：孙悟空能修炼成佛，妖怪能成精，坏人修炼后成好人，都能的。蒋介石点点头，三哥也这么说。罢了，罢了……

何应钦终于等到能说话的机会了，他告诉蒋介石：北平带回来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已经三天了……

什么《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狗屁！说着，蒋介石猛然站立，愤怒道：你润之变得也太快了吧，重庆你喊委员长万岁，你把我当作发动内战的反动派？青天有眼，历史有证。

看着蒋介石发火，何应钦没有任何表示地笔直站立着。直到蒋介石咳嗽起来，门外进来侍卫长，替蒋介石拿了药服下。屋里的气愤才缓下来。何应钦这才说，李副总统……

李总统！蒋介石纠正道。

何应钦还是说，李……李宗仁说，现在党国危难，还是要听总裁的。宁可玉碎，不落把柄于人。

这是人话！蒋介石看看何应钦，问：德邻怎么说？

何应钦义愤填膺道：还是总裁的态度，这个字不能签，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缓缓站起来，在屋里缓慢地踱着，站在何应钦面前问：我什么时候叫你们不签的？我没有这样说。我说过，为了全国四万万同胞免受战争之苦。所有罪过由我一人担当，放过与我浴血抗日、死里逃生的数万万军人与政务人士！

是的。我们商量后，还是不签为好。紧随总裁，坚守大西南，卧薪尝胆，苦熬数年，卷土重来。

怕很难。蒋介石嘀咕一句：但也不失是个下台阶的借口。说着，挥挥手，敬之，好自为之，代我谢谢德邻兄，放我一马！日后他混不下去，润之没有理由不收容他！

何应钦走后，侍卫长进来了。蒋介石心境好了许多，问他道：你是武汉人。是的，他回复总裁。您还知道我有个妹妹叫掌珠。蒋介石说，小名春兰，我见过的。是的。侍卫长知道他想说什么，便提前说，妹妹妹夫都在共匪那边……蒋介石打断他话说，是中共。接着问，你对时下的政局怎么看？回复总裁，你问过了，我也直言请恕罪……蒋介石：不不不！我们之间不说那些话。侍卫长说：是的，你这几天眼睛都是红的，少睡觉了。蒋介石说：我失眠严重，我的眼睛红还是眼圈红？应该是眼圈吧，伤心的。国父的事业在我手里搞得这样一团糟，我不能怪谁，都是我的责任，但你替我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都怪中共厉害。不！蒋介石摆摆手，看看周围，然后很严肃地说，声音并不大，却很坚定地，一字一块石头落地般：看来，我们得让他们来治一阵子了。历史就是这样的。当正统的不能正统时，朝代的更迭就是三哥说的那话了……

对方当然知道，他说的三哥就是张静江。但张静江是不喜欢中共的，特别不喜欢中共的农民运动，他认为把有钱人杀掉，掠夺富人的财产去让“无产者”成为新的富人，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些暴发户并不知道钱财的来之不易！

果然，蒋介石接着又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农民改朝换代，我们想按国父的愿望通过民族资本家来从高层解决中国命运。看来，我的想法太早了！注定资产阶级的革命在中国还是几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事……

蒋介石总算明白过来，自己抵不过历史的潮流。一部中国的改朝换代史，他张静江是没有能力改变的，孙先生也没有能力改变！蒋介石曾经雄心勃勃说过可以，现在实践证明：人民的革命，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注定要来到！——蒋介石深深地倒吸一口气，不再说话。

……

南京解放，也就是解放军进入南京城是在1949年4月24日凌晨。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切断了国民政府党政军对空中的制空权。1949年4月21日16点10分，蒋介石的专机离开明故宫机场。在舷梯上，蒋介石阴沉着脸，声音沙哑地说道：走吧，他们（南京百姓）欢迎（中国共产党）……等他们（南京百姓）需要我时，再来吧……

汤恩伯安慰蒋介石，回答说：校长，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蒋介石从牙缝里吐了一句话：用不着安慰了。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2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完全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地下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目睹解放军渡江，一炮未发，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移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国民党66军53团3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中共上海局和中共南京市几个并存的地下市委分别为渡江战役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1948年10月，中共南京市地下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

1949年3月，地下党派人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不得不提的“群众运动”

国民政府正面面对中共的解放大军，内部则是“闹事”的“百姓”！真正的是内外交困。

1949年上溯到北洋军阀时期，中共在南京先后或者同时设有八个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到了1949年前后生存下来的中共南京市委主要是做两件大事：一是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从上到下地瓦解“敌人”！二是派人争取民心，从下到上瘫痪政府机器。

1946年5月3日，阎宝航从重庆飞往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一位打扮入时的穿旗袍的女子，接上他后，两人交流了几句，女子下车坐上另一辆离开，女子的司机将阎宝航送到了下关车站，在这里，阎宝航按指示进入贵宾席，那位在机场接他的女子已经在等他，悄悄耳语几句，送阎宝航上了奔赴上海的火车。在火车快开时，阎宝航跳下火车，在月台上坐上一辆似乎事先安排好的人力车飞快离开。

数小时后的晚上，汉口路上一家咖啡厅里，化装后的阎宝航进入，服务员引他到包厢坐下。过了一会儿，屋里静下来，只有阎宝航一个人时，他起身对着墙壁推了推，墙壁动了，露出个通道，阎宝航顺势进入另一个屋子。对面的女子与机场接他的女子判若两人，他不敢相认。对方笑着大大方方与他握手，告诉他，有人认出了你，幸亏上面发现早，处理及时。阎宝航哦了一声。“还好！”她笑了一下，告诉阎宝航，你现在立刻从水路去镇江，在那里坐大船去上海。阎宝航问，您是？她笑笑，我叫陈修良，刚刚到任几天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阎宝航问，你们有几个南京市委？陈修良笑笑，你问得好，到机场接你的是另外一个市委派的，但消息走漏，他们（敌特）已经知道了你的到来，准备在你们必经的路上下手！我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人赶在前面去机场接你。阎宝航笑道，你有极强的地下工作经验。陈修良笑着说，外面传说我是委员长身边人的情妇。把我抬那么高，我可要好好用用，用好了，能挡点风寒。说着笑了起来。阎宝航坐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直至长江边，下车后有人接他到船上。陈修良的人看着阎宝航上船，船到江中黑暗中消失才离开江边。

这是关于南京解放的电视电影制作时收集到的真实故事，后来删掉了。紧接着，阎宝航这个人物从这部剧里消失。

历史上的阎宝航再到南京，已经是半个月后的6月23日下午七点半。身份也不同了，这一刻的他是“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直接配合和参加“上海人民团体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此时的上海已经代替重庆成为全国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5月5日，以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为宗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宣告成立，参加者有文化、教育、产业、金融等上海各界50余个单位。在全国人民一致呼吁停止内战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自6月7日起停战15天，在南京恢复国共谈判，接着又延长8天。全国人民都焦急盼望着这短暂的停战能成为长期的永久的停战。

为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推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张炯伯、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胡厥文和阎宝航共9人为赴南京请愿代表，另推胡子婴、罗淑章两位女士为代表团秘书。另有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东吴大学学生陈立复两人是被“上海各学校学生和平促进会”公推参与赴南京请愿的。

6月23日早晨八九点钟，阎宝航等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北站。这时，参加游行和欢送的队伍已经挤满了车站前面的广场，约有11万之众。陶行知、王绍鳌、林汉达等人在欢送会上讲话，表达了上海暨全国人民对代表团的殷切希望。蒉延芳、雷洁琼致答词：“我们绝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托付。”

1947年，国民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印发钞票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在地下党的组织下，5月上旬，南京电信职工开展“饿工运动”，南京砖瓦厂1000多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5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张贴布告，因物价飞涨，每人每天2.4万元副食费已不够开支，要召开桌长会议商议解决办法。短短两三天内，在学校墙上贴出的那份《要求增加副食费的文告》上签字的学生不下2000人。13日上午，中央大学学生会派出6名代表至教育部、行政院交涉增加副食费事宜。15日下午，中央大学全体同学集体请愿。至17日，私立金陵大学、国立音乐院、戏剧专科学校、药学专科学校、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相继罢课、请愿。在请愿游行中，学生们高举着“炮弹？面包？”等横幅标识，在“行政院”的金匾旁贴上“民瘦炮肥”。

南京学生的请愿引起全国反响，沪、杭、苏、平、津各地学生会发来响应电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5月17日、18日，国立音乐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代表集会，商讨组织南京地区大专院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简称南京学联），决定在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天举行游行示威，并向全国各地大学通电，欢迎来南京参加统一请愿行动。上海、浙江、北平等地一些大学纷纷来电响应倡议，并采取罢课、游行等方式开展斗争，声援南京学生。至17日，全国有14个城市的27所大专学校罢课。18日，沪、杭、苏三地13所学校选出赴南京请愿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当即通知上海学委：学生代表19日一定要赶到南京，和南京学生联合行动。19日，上海7000多学生举行欢送请愿代表大会，并举行反饥饿大游行。三地代表相继到达南京。浙江金华英士大学300多名学生也抵南京参加联合行动。

为平息学潮，国民党当局于5月18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聚众游行及越级请愿。蒋介石发表《整饬学风，维护法纪》谈话。19日，学生送往卫戍司令部要求请愿游行的申请未获批准。当晚，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代表22人在中央大学开会，决定将游行的名称定为“京沪苏杭区16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实际上是一次配合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示威。

5月20日清晨，南京城内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原定参加请愿的南京院校均被军警包围。9时许，沪苏杭代表团及中央大学学生避开军警，从中央大学西侧小门出发前往鼓楼，接应被围困的金陵大学同学。金陵大学、国立音乐院、药学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等院校的一批学生冲破各种阻挠走出校门参加联合游行。上午10时许，约5000名大学生在鼓楼会合整队向中山路出发，队伍前导是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的横幅和写有“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孙中山画像。

上午10时50分左右，队伍到珠江路口，警察、宪兵和消防车横列路中，主席团上前交涉未果，率队伍向封锁线猛冲。宪警在珠江路口以高压水龙、棍棒阻拦游行学生进入国府大街。学生纠察队奋力抢夺水龙。双方发生激烈争斗。冲过珠江路封锁线的学生队伍到国府路（今长江路）廊东街口又遇由骑兵、防护团、青年军、武装宪兵、机关枪队组成的五道防线，主席团派代表与宪警指挥官交涉僵持6个小时无果。下午2时，狂风骤起，暴雨如注，学生席地而坐，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声震长空。主席团又派7位代表与卫戍部参谋长卫持平谈判，并会见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

经学生代表坚持，邵力子从中斡旋，卫戍部最后接受严惩凶手、医疗伤者、释放被捕同学、撤退武装宪警、让路给学生队伍通过等条件。学生则同意不去国民政府示威，由碑亭巷折返中央大学。下午6时15分，骑兵及宪警后撤让路，学生列队返回，沿途用油墨刷写“反对内战”“毋忘五·二○血案”“向炮口要饭吃”等标语。

5月3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高度评价“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中国境内继军事斗争之后出现的“第二条战线”。到6月4日，有20个省的数十万学生罢课，参加游行的学生近10万人次，政府承认局势可能失去控制。

在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1948年6月，南京举行旨在破坏国民政府打内战的军运计划，中共两浦区委决定发动两浦铁路工人举行罢工。26日，浦镇机车车辆修理厂工人开始怠工。28日，两浦铁路各单位100多人汇集浦口车站大楼找路局交涉，提出补发米贴和欠薪的要求，三天无结果。中共两浦区委研究并报地下中共南京市委同意，决定发动以浦镇机厂为先锋的两浦铁路工人大罢工。7月2日上午7点多钟，浦镇机厂近2000人的罢工队伍行至厂门口时，浦口车务段几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赶来燃放鞭炮，代表浦口各铁路单位欢迎浦镇机厂的工人兄弟带头罢工。随后浦镇工务段和电务段的工人也加入这股罢工洪流向浦口进发。

队伍到达浦口车站时，两浦所有铁路单位共6000多人参加罢工，整个浦口铁路陷于瘫痪。由于罢工使大量军用物资运不出去，军运指挥部及押车的军官多次催促路局迅速设法解决，路局被迫同意罢工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12月29日，当局以路局开会为名，将张桂苓、韦宝龙等18名罢工代表拘捕。在中共南京地下组织的营救下，于次年4月20日全部释放。

 

今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院内（建邺路174号），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改为中央政治学校，与广州的黄埔军校一文一武，长期由蒋介石亲任校长，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任教育长。1946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属教育部领导，顾毓琇任校长。1949年初，“政大”陷入混乱状态，当局决定将“政大”迁向南方。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1949年1月，孝陵卫校分部学生在一、二年级同学中公开贴出反对迁校的倡议书，许多同学签上学号贴大字报表示赞成。校本部的三、四年级学生也发起反迁校签名活动。学生党员周家瑞、李光郁在上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团结和依靠一批反迁校的学生，成立新的学生自治会，后组成应变委员会，促成大部分学生坚守南京。

3月，顾毓琇再次动员迁校，遭到师生抵制。到杭州去的学校训导长杨希震回南京准备到校再次鼓动迁校，留校学生得知后，在学校大门口贴上“不准特务头子杨希震进校”的大字标语，杨希震为避免冲突只得悄悄返回杭州。新成立的学生自治会协同应变委员会做好护校工作，同时争取旅杭同学回校活动，还派代表去杭州看望。结果，有三批共200多位同学陆续返回南京，反迁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9年4月1日，南京十所高校学生6000余人（含教师、工友）举行游行，反迁校、护校、迎接解放，游行中以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为首成立“应变会”，尽管军警不断冲击游行队伍、抓人，监狱人满为患，但中共南京市委还是通过上层关系不断放人，有些军警与被抓人成了“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你怎么又来了？”被抓的人通过这样熟人关系，半路逃跑……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又著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让南京政府置于火炉上煎烤。民众因此对南京政府不抱希望，更加期盼解放。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纷纷在基层成立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事实上，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并渴望尽快解放。在解放军进城时，大部分单位财物、物资、档案已被地下党控制的群众有组织地看管了起来。就连国民政府机关也与蒋介石离心离德。1948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南迁广州，首先开刀的是中央党部、行政院。不走的人员发三个月遣散费（也称应变费、疏散费），这些公务人员生计立断。地下党组织他们成立“留京公教人员联谊会”，到国民党财政部请愿、上街游行……这就是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完全对南京民众失去了信心与希望。蒋介石在困境下说出了：“天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这样的理由能挡得住吗？

这是个理由吗？

汤恩伯的放弃与吴化文的进城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于4月20日晚发起渡江作战。据《军事史林》（1999年第9期)援引103师侦察科长沈鸿毅的回忆录记载：当天晚上8时，35军打响了“三浦”战役，103师向江浦之敌发起进攻。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东、西、中三路强渡长江。

早在1948年冬，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南京市委与国民政府的斗争也到了重要关头。根据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南京市委将工作重点转到反对搬迁、反对破坏，稳定民心、迎接解放方面。各级党组织利用各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的“应变”组织，开展保护工厂、学校、机关、城市的斗争，组织力量调查、清点物资，登记造册，为解放后接管城市做准备。1949年4月22日上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面临南京军警反正、长江上下游守军起义的局面，为使百姓不再受战争苦痛，决心弃城。

国民党政府的弃城消息传来，早就准备好的中共南京市委为防止国民党军队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多次开会布置，分头领导群众组织各种“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立刻行动，联合党组织策动起义的约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几千名义务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据说，南京永利铔厂是一家重要的化工厂，它的存在与安全连毛泽东都关心着。毛泽东说“对付永利铔厂的守敌，只能诱至野外歼灭，不能硬打。如果毁坏了永利铔厂就毁了半个南京城”。

南京解放时，除下关车站、司法部部分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水、电、电信、轮船、火车、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或运行。

1949年4月21日，正在准备武装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叉着腰，面对全面炮轰南京的强攻计划地图思索，听到有人议论放弃强攻，他就站直了腰，问谁说的。有同志报告：这是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的请求。请求考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放弃守城，南京大街小巷，而且电厂、铁路、电报、码头、工人、大中学校都已经控制在我们手里。听完这个报告。陈士榘兴奋地说，那就放弃武攻，晚上开始进城。

陈士榘说这个话的时候，陈修良已经发动了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自己已坐上起义的伪警察的汽艇过江迎接解放军渡江，顺利接管南京。

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卓越贡献，强攻计划取消，没有出现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中浓烟战火的惨烈局面。

最先进入南京市区的是吴化文的35军。

1949年4月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3营率先占领总统府。而这312团前身则为鲁中南纵队第46师第138团。312团3营营长管玉泉作为渡江先遣部队，第一个率队攻进南京总统府。104师312团特务连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随其前后进入的315团一个营在“总统府”门楼上升起了解放军的红旗。那降下来的国民党党旗被当场点火烧掉！

子超楼二楼的三套间，是蒋介石办公室，1946年国府还都后，蒋介石的办公室就在此。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子超楼尚未建成，其南面的政务局楼是当时的主办公楼，二楼东南的房间是蒋介石的办公室。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合署办公，蒋介石身兼两个总司令头衔，为显“正统”，总司令部办公室就设在西花园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蒋介石兼任过行政院长，当时行政院南楼尚未建成。院长办公室在行政院北楼的西北角。1935年12月至1938年初，蒋介石再任行政院长。现在的行政院南楼院长办公室就是

按当年蒋介石办公时布置的。

另外，蒋介石还有一个临时办公室，位于内宾接待室的东头，用于会见宾客时休息办公。

据熟悉总统府情况的99岁杨老先生说，当时他是第35军第104师315团2营3排5班班长，他是第一批冲进总统府的人员，在他身后的战友随着营长与连排长的招呼，有的找通道上门楼，有的直扑有灯光处。他发现了几个人，上前盘问后，对方称是这里面的勤杂人员，大家就喊他们带路，率先扑向上述几个蒋介石的办公室。原本整个建筑里各办公室并不凌乱，杨老先生说，他最早进去的……

当问到是否存在后来的许多文章里说的：“整个总统府，从前到后，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杨老先生摇摇头，我没有发现，据那里面的人说，22号就离开了（这里指蒋介石等主要军政人员），留下空院等我们接收的。

吴化文率军占领没有一个“大盖帽”的国民党首府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正在欢庆时，接到命令，立刻开拔南下继续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4月29日，粟裕命令三野第8兵团的24军前往南京接防，35军调往杭州。35军离开南京后重新归属第7兵团建制。5月3日，第35军解放浙江杭州，吴化文被任命为杭州警备司令。完成了浙江的剿匪，扶持和稳定了地方人民政府，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1日，驻扎在浙江金华地区的第35军在当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活动。吴化文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他于1950年11月至1959年任浙江省政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交通厅厅长。1959年至1962年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病逝于上海，终年58岁。

作者简介

张国擎，生于浙江南浔。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江苏省文联专业作家。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古柳泽》等长中篇小说多部，训诂学著作《少阳集》《皇家必读书》。《葱花》获马来西亚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报告文学《藏汉之子》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