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早先，“出远门”这个词，并不在我的常用词汇表当中。

生活的车轮日复一日旋转，轮子上的纹理是固定的，碾压过的地标很少很简单。祖父母家、学校和外祖父母家，都在小小的桂林城中，公共汽车顶多两站路的范围之内。此外所有的地名都是“远方”。比如广播里听到的“自治区首府南宁”、比如祖父提起的“永定老家”和“你爸爸上大学的广州”……一个比一个远，只能停留在故事的某一段情节里或地图的某一点上，任凭想象，无法抵达。

缓慢规则的突变，发生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1978年。新鲜的元素从四面八方加入，冰河解封，万物复苏，希望的田野上一派生机盎然，“出远门”随之变成实实在在的事。

先是祖父返回“永定老家”省亲。老家在闽西山区，祖父说过很多很多次。要回去的话，得从桂林坐火车先到江西鹰潭，然后转车到福建龙岩，再坐长途汽车到永定县城，然后走几十里山路回乡下。整个旅程要两天？三天？我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只记得祖父此行一去月余。他回来之后，家里连续好几年有过要送我回永定的提议，总因这一段旅途太长太复杂而一再搁浅。

虽然不能回老家，没多久我自己也“出远门”了，被市里送往“自治区首府”南宁参加比赛。在当时的桂林“南站”上火车，除了带队老师以外，同行的参赛同学都是第一次坐火车。汽笛一拉响，蒸汽机车冒着呼呼白烟，牵引着绿皮的车厢，敲打着“咣当咣当”的节奏，无边田野无数峰峦房屋向后掠去，四百多公里跑了十一个小时。将座位旁边的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总有些新奇被我们叽叽喳喳地发现，一路上兴奋得不得了。

到1982年，家父因落实政策调往广西大学任教，两年后接我到南宁就学。此后每年的寒暑假期我必定在南宁与桂林之间的火车上往返，穿山越岭的铁道线上，火车从普快换成了特快，行程从十一个小时缩短到九个多小时。

无论朝着哪头跑都是“回家”，都算不得“出远门”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高中校园，悄然兴起了学生社团。我们的“白鸽文学社”在广西的评选中胜出，我因此被选送去参加“中南五省中学生文学夏令营”。1986年盛夏，命运将我推送到童年遥不可及的、家父曾经的就学之地——广州。

那真是中国人民全线起跑的时代。繁花渐欲迷人眼，新生事物频涌现，我们的词汇量不断扩展。“夏令营”这个词已经够时髦，通往“夏令营”的这一趟“旅游客运特别快车”也时髦。这趟每天一班广州—桂林对开的专列不卖站票，中途只停靠衡阳和郴州两个大站，为桂林这个最早开放境外旅游的西南小城运送着成千成万的港澳游客。

推小车的乘务员过来了，边走边喊“香烟、瓜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这种在我看来和咳嗽糖浆没太大差别的碳酸饮料，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普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火车上卖6元一瓶。我向来只喝茶，所以更记得那天的火车上，带队老师用的那个茶杯。

那是一个广口的玻璃杯。杯身套着手工编织的银绿色胶线套子，比一般的杯子高，且厚，到中间收窄一点，恰好方便用手握住。这种不怕开水烫的玻璃杯其实是“雀巢”速溶咖啡的外包装瓶，通常是一对，与咖啡相配的那种蛋壳色粉末叫做“咖啡伴侣”，都是和“可口可乐”一样稀罕的东西。

广东夏令营的半个月里，我们见识到的新事物、学到的时髦词还不止这些。广州市区内，刚开业不久的“东方乐园”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个大型现代“游乐园”，也是“国际游乐场协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乐园里“摩天轮”“过山车”“太空漫游”等一系列娱乐，都是让当时很多胆敢尝试的人吓得尿裤子的项目。还有“高第街”，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步行街”之鼻祖，整整一条街的各种服装鞋帽、日用杂货，品种丰富到令我们瞠目结舌。

在深圳，我们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创建的第一个“旅游度假村”——西丽湖度假村。“第一长廊”总长千余米，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链接起亭台楼阁的雕梁画栋，点染千顷碧波照影，万树繁花争艳。在蛇口码头，我们登上了九层高的“明华轮”。这一艘为全国人民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大船，由邓小平同志题名“海上世界”，是集酒店、娱乐为一体的中国第一座综合性海上旅游中心。手边触摸到的一切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宣示正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可口可乐”和“咖啡”、“游乐园”和“步行街”，外来的新名词携带着新鲜的生活方式，新鲜的文化符号，从此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到1993年夏天，当我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第七届全运会的圣火在“海上世界”引燃，还记得当时这艘大船上喝到第一杯“生果鲜榨”葡萄汁那种深紫色的、新鲜的甜香。

三

成为我生命轨道上最关键分岔点的那个冬天，并不是很冷。时代的变革，终于将我推入出国留学、异域寻梦的大潮，家父陪我坐上了从桂林开往上海的列车。

来送别的亲朋好友挤满了我车窗前的站台。一个接一个和我握别，只说今后万事要自己当心，都不敢说“再见”，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去究竟几时能再见——甚至于，还能不能“再见”。

从当时正在扩建的虹桥机场起飞，我离开了我的家园，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那时飞机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飞过辽阔无比的太平洋，整个旅途要二十几个小时。到了异邦，两眼一抹黑，一切从头学起。学说话、学开车、学端盘子打工、学自己做饭，等到遇见犹太裔的汉肯老太太，又跟着她学做生意：从国内进口羊绒毛衣。

刚开始真的不容易，许多细节，许多障碍，每一张订单都有无数预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的厂家非常坚韧，非常耐心，全力配合。样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织造的工艺一再调整，为了赶船期全厂上下连夜加班……那种工作态度和效率，时常让汉肯老太太惊叹。

当她把柔软、轻薄，做工精良细致的羊绒毛衣成品拿到手上，惊叹之余，才明白那片土地不仅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荒凉，更充满了莺飞草长的活力，布满了无限商机。于是，她决定送我回国。

1995年春天，我从纽约直飞香港，再转往广州，参加第七十七届春季“广交会”。

那时的广交会堪称花城最盛大的节日。展馆门外，卖小吃的摊贩和倒卖摊位的“黄牛”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学生们排长队寻求当翻译的机会，星级大酒店也摆开了阵势卖盒饭。广交会场馆里数天内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成交额以百亿美元计。全球的商家朝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纷至沓来的同时，很多中国企业却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低端产业链上加工车间的地位。这一届广交会一楼辟出了重点展区，两百多个展位，全是高附加值的国内名、优、新品牌商品。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后来声名鹊起的“鄂尔多斯”牌羊绒毛衣，从款式设计到编织工艺都可圈可点——“中国制造”从此不再单纯依靠廉价抢滩，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崭露头角。

广交会结束之后我飞回桂林。哥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单位的车，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来接机。我这个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着左看右看；姑父和叔叔舅舅们一个劲儿地追问今天想吃什么？我带回去的东西也是稀罕的，姐妹们翻开我的行李箱逐件检视……

可我终究还是要走的。这一次送我，不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了，改到机场的候机厅，还是乌泱泱几十号人。我在大雨中走向飞机，哭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来是什么时候。

四

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如我，绝没有料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以及所有海外游子这种“君问归期未有期”的集体焦虑会被迅速消解。

先是绝大部分国内的家人都有了电话，国际长途的电话费也着实便宜下来。联系方便了，千山万水间阻隔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悍。然后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活动却多了一项过去从未有过的活动：欢送毕业生学成归国，“国内机会”和“美国就业”的比较迅速成为我们这些预备硕士、博士生们之间的热点话题。

“海归”们陆续回国大展身手之际，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也向世界重新定义着“中国”形象，带来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兴起。2004年，我接受圣·彼得大学的教职，负责设立该校“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系”的汉语课程。

在大学的讲台上，面对那些肤色各异的脸上求知若渴的眼睛，讲汉字结构，讲李白的唐诗鲁迅的小说；在百老汇的剧场、加州的葡萄园，讲“广州十三行”的联保旧例和清末徽商“汇通天下”的理想……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静水流深，成为我在异邦安身立命的依靠。太平洋水域依然浩瀚无垠，而回家的路却迅速缩短。从前读诗读到“天涯若比邻”，只感慨王勃胸襟开阔，气度宏大，意境旷达。天涯就是天涯，迢遥就是迢遥，迢遥的天涯怎么可能“若比邻”？

可天涯真的就在比邻了。随着中美之间文化、教育领域越来越深广、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互动，我因公回国的机会渐多。多到自己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化不开的乡愁，多到当年火车站台上、机场候机厅内浩浩荡荡的家人接送场面再也不会有。姐妹们利用长假期动不动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国内国外，游山逛水，见多识广，对我回国的行囊逐渐失去了瓜分的兴趣。

而回国之于我，也不再是独自一人飞来飞去。陪新泽西州政府的商务代表团去上海，走遍江浙一带；陪加州农业协会的代表团去广东，去福建……“经济特区”逐渐模糊了严格的地域划分，到处都在发展，到处都可以发展，“自贸区”“免税港”为外来投资提供越来越高效、便捷的贸易环境。带着孩子们回桂林、回南宁，高铁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甚至连带她们回到闽西山区已经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永定土楼，也易如反掌，二级公路已经通到了我家祖屋的小溪边……

“二十一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断，如今已是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我脚下自己生命的旅途，也始于中国的1978年。四十年来无数大事件波澜壮阔的演绎，成就了亿万中国人个人生活轨迹的由近及远、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

当所有“远方”的时空概念因此而被压缩，当一本美国刊物用中英双语发出“中国赢了”的赞叹，炎黄子孙不论身在何处，与故土故园之间，都不再有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