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遇春，湖北新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出版《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等多部学术著作。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著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

对于百年中国新文学而言，“现实主义”确实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话题。作为一个从西方译介到中国来的文学概念或口号，“现实主义”经过了近现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层层理论累积与重重话语包裹，乃至于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准确地说出什么是“现实主义”了。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的真相已然被遮蔽，我们惟有剥离包裹在这个概念上的厚重话语外壳，才能发现其合理内核与价值本体。舍此，我们将始终处于无法对话的自言自语中，因为似乎每个人都号称掌握了“现实主义”的真相，都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合法化占有，而实际上“现实主义”就像上帝一样正躲在某个神秘的地方对着我们窃笑。

窃以为，既然“现实主义”如此复杂难解，恨不得每个作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个“现实主义”信条，那么还不如把它拆成“现实”与“主义”两半来重新理解，或者说是再认识。当然，拆解之前我们必须先做整体观。粗略来说，国内流行的“现实主义”信条大约有这么几种：一是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老托尔斯泰式的“批判现实主义”；二是从前苏联传播到中国来逐步生根发芽乃至枝繁叶茂的“革命现实主义”或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是福楼拜式的“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再就是以“开放的现实主义”或“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名义将各种“现代主义”也一并纳入“现实主义”的做法，比如加洛蒂把卡夫卡式的“表现主义”也看作是一种现实主义，或者许多人直接望文生义把拉美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也纳入“现实主义”宏大体系中。以上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都可以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找到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一一印证，相对而言，五四式的“现实主义”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革命文学思潮中流行的是“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时期的“新写实主义”其实就是“自然主义”的变体；而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人的代表作往往被认为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的产物，或者被说成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例证。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威力，它既可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催生新的理论变体，也可以像一个巨型口袋一样把所有异己或异质术语收入囊中。但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中国作家有着浓重的“现实主义”情结，也暴露了“现实主义”的泛化与圣化问题。所谓泛化就是取消其他形态的文学思潮的独立性与合理性，所谓圣化就是将“现实主义”定于一尊或定为文坛正宗，由此必然妨碍其他文学新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由此必然带来“现实主义”的模糊化和污名化，既无法给“现实主义”下定义并取得共识，而当对文学现状不满意时往往又容易归咎于“现实主义”。这也是“现实主义”不可承受之重。

看来“现实主义”确实不是能够救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所以我们与其在文学创作出现困境时去乞灵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现实主义”理论，还不如去老老实实地求助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换句话说，与其去乞灵于“主义”，不如去求助于“现实”。套用将近百年前胡适之的话说，就是我们最好“多研究些‘现实’，少谈些‘主义’”。当下的中国作家其实最缺乏的不是各种“主义”的时髦文学理论，而是对转型或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或者躲在书斋里向壁虚构，或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浮光掠影，或者把鲜活的生活用时尚的理论加以肢解或图解，总之都与真正的“现实”相隔膜，如同隔岸观火或隔靴搔痒，终究无法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化境。其实“现实”并非一个平面概念，而是一个立体范畴，因为“现实”中不仅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还有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又能感受得到的“精神”，前者我们称之为外在现实，后者则为对应的心灵真实，二者互相依存、彼此作用，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现实”的实境与虚境。而在实境与虚境之间的交叉地带或中间地带，往往是虚实相生的艺术灵境，这正是一切文学创作所要努力探索或力求发现的真谛。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往往执着于“现实”中的实境书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而前卫的“现代主义”则对“现实”中的虚境情有独钟，而且尤其是钟爱虚境中的变形、变异或怪诞之境，即福柯所谓另类精神空间——“异托邦”，这就与浪漫主义的理想化虚境——“乌托邦”区别了开来。但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日常生活”还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乃至于现代主义的“异托邦”，它们都是我们必须要认真面对并且深入透视的多重“现实”生活，仅仅执着于其中一种“现实”而忽视其他种种“现实”，都不过是盲人摸象、自以为是，不可能登上新的艺术制高点。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已经越来越走向综合的、立体的、多元的“大文学”或“杂文学”形态，只有跨文体、跨艺术、跨学科的综合性或立体型文学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各种“主义”的成见定规，必须主动拆解各种文学艺术观念的壁垒或藩篱，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研究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上。我们不能把文学写成了“新闻串串烧”，我们不能把“现实主义”等同于“现时主义”，我们也不能为了“魔幻”而“魔幻”，我们需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勇敢地透视与解剖中国的现实与现实的中国，我们不仅要书写现实中国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要发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所掩盖的心理现实与精神真相。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对于现实中真相的发现是其从事文学写作的唯一的道德。这种真相有实境中的真相也有虚境中的真相，还有用来组织实境与虚境的艺术形式的真谛，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发现、去创造。对“现实”的发现永远高于对“主义”的崇拜，因为“主义”是灰色的而“现实”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