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时代的每个阶段仿佛有着不同的色调和明暗度。而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我唯一“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逃学。即便是在督教最严的高中时期，我也坚持每月必逃一次学，哪怕只能逃半天。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就必须从牢笼里挣脱出去，随便到哪里透透气。回忆起来，在整个求学时期，我不曾动过逃学邪念的就是大学时期，这反而是没有人监视、管束我的时期。在那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我根本不会想到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似乎很贴切地说明了“有压迫才有反抗”的道理。

我从不曾为我逃学的劣习（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是劣习）而懊悔，甚至以此为荣。我也从来不是个合乎规格的好学生。如果一个人在最具活力和好奇心的年龄曾被相当残忍地塞进囚笼般的教室，没有人在乎你的想法和要求，只教你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只能读枯燥乏味的教科书，而其他有趣的读物全被老师无情地没收，他却没有想要逃出来的念头，我反而要替他难过了。

我为逃学付出了些许代价，例如小时候常被叫进老师办公室，站在班主任的办公桌前，交代“为什么逃学”“逃学时去了哪里、在干什么”等问题。那时候，我梳着两条很长的麻花辫，看起来很听话。当我站在班主任办公室里受罚时，其他老师会好奇地看着我，因为仅从我的样子看，他们大概觉得我不像个“惯犯”。慢慢地，他们会熟悉我，会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毛病。当我下次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只会看看我，笑一笑。上了高中后，我已经深知“坦白从宽”的道理，我每次逃学后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到班主任办公室去“交代”。高中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文科的每个老师几乎都认识我。我一走进办公室，其他人就看着我的班主任笑，仿佛在说：看你这次又拿她怎么办？

我去找老师解释，态度总是很好，会很虚心地听取训导和劝诫，但也只是听着。也许我看起来很软弱，但既然我打定了主意，既然我觉得那么做没有错，所有的责备对我来说也就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只是从我那空空的听觉里风一般穿过。我从不和老师发生口头争执，也极少失礼，因为在我看来，折磨一位教师是找错了对象。渐渐地，他们会了解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很合作，在某些方面却从不合作；我也会让他们明白在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下，逃学对我来说等于放风，它不仅不会影响学习，反而对我大有好处。真的，当我逃学两天重返教室，我那已生了锈的迟钝脑子又重新转动了，我的思维又活跃了，整个人又有了活力和精神，连脸色都变得好看了一点儿。我常常想，我那时在学习方面尽量不让老师们失望，这并非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让他们不再追究我的违纪行为。我们双方在无声地谈条件，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在那个可以说毫无自由的时期，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换取我所能换到的最大程度的自由。我不会选择当个坏学生，在我看来，那种自毁前途的对抗，与其说出自反叛精神，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尚不清楚的愚蠢。

如果不算上我“在屋顶上散步”的幼儿园时期的逃学，我第一次有预谋地逃学是在小学二年级。这第一次却是历时最久、最令我乐不思蜀的逃学，我那时候毕竟年幼，在逃学将近一星期之后，几乎忘记了还要上学。在逃学的前四天，家里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未去上学。因为我总是在上学的时间背上书包出门，在放学的时间和别的小学生一起沿着西大街往家走。唯有我被发现的这天下午（星期五），我没有出门。我已经在外连续闲逛了四天半，走遍了县城的街角巷尾，看了各种新鲜，想在家休息一下午。那天下午的场景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场景之一，我至今仍能异常清晰地回忆起来。

那天下午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父母亲和哥哥刚好都在家。我对他们说，学校老师下午开会，我们放假了。由于我们那个院儿里没有和我读同个年级的小孩儿，谁都没有怀疑我。我记得他们都在堂屋里说话，我在东面的卧房里睡觉。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外面厅里来了客人，我清醒过来，立即出了一身冷汗。我分明听到我的数学老师（即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说话，还听到我的名字被不断提到。她们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上课了，她们猜想我生病，过来看看我。我记得我忠厚的父母亲立即流露出惊诧，拆穿了我的骗局。我母亲多仁慈啊，她接下来很尴尬地补充说我这几天确实有点儿肚子疼，但已经于事无补。大人们仍在外间说话，仿佛警察和证人在对证。我不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听了一会儿，但我很快深深地钻进被子里，蒙着头，什么也听不见了，整个人像发烧一样浑身发烫。生平第一次，我感到极端的羞耻、无地自容，不知道自己会被怎样惩罚。

后来，我发觉我母亲走进来了，她把我的被子拉开一条缝，告诉我说老师来看我了，问我要不要出去见见老师。我拉紧被子把自己更严密地裹起来，我母亲就没有逼迫我。她走了出去，告诉老师我今天确实不舒服，等我好了她会好好教育我。我感激父母亲的仁慈，因为我知道有的父母会怎样把小孩儿当众拖来拖去地“教训”，会怎样把小孩子犯错后受的虐待和屈辱看成是成才的法宝。老师走了以后，我爸爸和哥哥进来看我，他们看我蒙着头缩在被窝里，就离开了。大家并没有“公审”我，更没有惩罚我，我躲在被子里，直到吃晚饭的时间。

我还需要别的惩罚吗？我当时在床上躺着，自己“审判”着自己。我幼小的自尊心受了最可怕的折磨，担心从此家人就把我看成爱骗人、满口谎话的小孩儿，可是，要知道除了逃学，我其他方面都算非常诚实；我又害怕父母对我失了望，认定我只会变成一个不成才的人；我甚至想起我们学的《读书歌》的歌词：“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悔恨的眼泪把被头弄湿了一大片，我在黑漆漆的被窝里暗自下决心，并非下决心不再逃学，而是下决心“赎罪”——在下次的考试里考双百！

此后，我仍然逃学，但是再也没有如此长的逃学记录。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这么一个边界，是老师和家长都可以容忍的，一旦我越了界，连原本被容忍的也会变成决绝的禁忌。所以，我通常逃一天，最多逃两天，或者在学校举行运动会或演讲比赛、要求所有学生到场观看的时候，偷偷溜走。

我记得就在第一次逃学后的某一天，妈妈突然问我：“你逃学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呀？”她很好奇，想到她七岁的女儿一连四五天独自在外游荡又非常后怕。我究竟在干什么呢？说起来我似乎做了很多事情，走过了很多地方（虽然现在看到只不过是那么几条街），但这些又都不算“什么”，也可以说我什么都没做。真的只能用“游荡”两个字来概括，这种游荡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动态的游荡就是走街串巷，静态的则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譬如坐在池塘边看人家钓鱼，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在外面走累了，我则会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待着。我逃学并不是为了做什么，而只是为了躲避上学，看到学校的大门会让我灰心丧气，听见学校的上课铃声简直让我心惊。我知道在这个小城里每天发生着那么多有趣的事，那么多有趣的人在热气腾腾地过活，而我们却被“关押”“看守”在一个小屋里，被责令将一道早已熟悉的公式抄写二十次、把一组拼音写满整整两页纸……

我游荡到菜市场看小贩儿们卖菜，看买菜的人砍价，看双方如何争执得仿佛要吵起来最后却做成了买卖。我发现总有一些喜爱占便宜的买家，这种人多半是年纪大些的妇女，她们会趁小贩儿不注意再多拿几根小葱、一根黄瓜，在小贩儿发现后想要制止她时，爱撇着嘴说小贩儿多么小气，一旦得逞则欢天喜地。还有一些人，他们总在质问小贩儿的秤准不准，在一堆菜里面挑来挑去，似乎他们对人、菜和秤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小贩儿也分为很多种，有蛮横的，有极端活泼的，有严肃冷漠、不爱搭理人的，也有老实害羞的。有时候，我站在摊子前面观看得出了神，冷不防会被问道：“买菜吗？”我赶紧往前面走去，装作要追赶某个带我来的、不存在的大人。

我也喜欢看那些在菜市场里溜达的狗，它们多半是黄狗，毛很脏，有的断了腿，有的掉了毛，有的缺了一小块耳朵。但这些到处自由走动的狗都很温和，有时候它们用坦诚的眼神看着你，如果你碰巧也看着它们，它们就很有可能走过来，在你跟前站一会儿，或者围着你缓慢地兜一个半圈，发现你没有东西可给它们，它们就离去了。往市场的北面走是水产市场，那地方总是散发着浓重的腥臭，路边有一片片的血污和鳞片，因为鱼贩子就在摊位旁的下水道口杀鱼。我对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好感，但要走到北面那个湖塘去，必须穿过这一带。我只好捂着鼻子匆匆跑过去，那股气味让我很恶心。

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我感到我刚才呼吸了腥臭空气的鼻子终于被这含着水汽、荷叶味道的空气洗涤干净了。每天钓鱼的人总是那么两三个，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偶尔会有一个新人加入，但下次那个人就不来了。我已经忘记了是否看到过他们钓上来鱼，我只记得每次看他们端坐在那儿双手撑着一根竿子一动不动，我就会想起老师教过的小猫钓鱼的故事，我会觉得小猫做的事情显然更有意思。我看他们钓鱼，不如说是和他们一起坐在岸边，共同享受着那里的空气、光线和风景，做着属于我自己的白日梦。

然后，我沿着湖边那条宽阔的土路向西走，穿过一条南北马路，进入一条细长的胡同。胡同里有些住家，临街还有几间仍然用木板门的店面，多半和食品有关，有干货店、卖散酱油散醋的店，还有一家磨豆腐的店。胡同走到头是一所开在城隍庙旧址上的小学校，叫“北门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室就是以往城隍庙的正厅以及东西各三间偏房。因为学校在一个大宅院里，虽然破旧，但颇有点儿古色古香，我就感觉里面的学生并非在上学，而像修行的小和尚或小道士。这个小学校的学生多半来自北边的城郊，但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实验小学的学生幸福得多，仅仅是他们那个被当成上下课铃的喇叭花形大钟都让人羡慕无比。大钟应该是原来庙里的道士用的，悬挂在院子正中间的那棵老槐树上，负责打钟的人在某个时间使劲摆动那条垂下来的粗绳子，清脆而又沉郁的声音就会响起，仿佛踩着一种沉稳、缓慢的节奏，把“嗡嗡”的震动传播到周围的空气中。这悠远的钟声远远胜过我们学校刺耳的电铃声，更何况就在这座城隍庙的后面，一墙之隔，就是小城北面的湖塘，夏天有人在河边洗衣，有人洗澡，还有小船划来划去地采荷花……我认为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也会喜欢上课，我也不会逃学。但我只能悻悻然地站在一段距离之外，观看、想象，因为如果我太靠近校门口，可能会被看大门的人当作他们的小学生抓进去。即使在诗情画意的地方，这种危险也会发生，想起来多让人丧气！

为了避免被误抓的危险，我每次经过北门小学门口时都匆匆忙忙，这样我就不能仔细参观校门口外面那四五个小摊儿，只能扫几眼。那小摊儿上售卖的都是小学生最喜爱的东西，现在看来，也是最不值钱、最不卫生的东西。有五颜六色、或方或圆的软糖，翠绿和鲜红的居多，上面裹着薄薄的一层细砂糖。有一种我们当地叫“捞糖”的东西，一条条的黑色东西，上面裹着糖粉。它其实就是麦芽糖，微微带焦苦味儿，弹性极好，能像橡皮筋一样扯得老长，我们买它一半是为了玩儿。这些糖都敞开摆在一个脏兮兮的纸盒里，被风尽情吹拂，被太阳尽情晒，被路上荡起的一阵阵微尘覆盖。还有那种带包装纸的水果糖，是糖里面的贵族。小摊子也卖文具，练习本、日记本、各色铅笔、蜡笔、橡皮、直尺、透明的包书皮。偶尔有些小贩儿卖水果，他们通常只卖一两种水果，品种依照季节变换不定，草莓、樱桃下来就卖草莓、樱桃，杏桃下来就卖杏桃，炎夏卖切成一牙牙的西瓜，秋天卖红色的“五星”苹果、金黄色的“金帅”苹果……其中最令人敬畏的是那个租借连环画的小摊儿，他的摊子不是像别人那样横着摆块小木板或硬纸壳，而是四四方方、竖在那儿的边框凸起的大块木板，上面盘着一条条平行的橡皮筋，手掌大小的连环画整齐地排列着，被皮筋固定在上面。所谓租借连环画，就是坐在主人为你准备的小马扎上，在书摊儿前阅读，读完一本后还回去，付给主人五分钱，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有趣的阅读方式。

逃学期间，我经过北门小学门前这个连环画摊儿，却没敢停下来过。至于我常去的那两家，因他们的摊子位于南北大街和东西街的交叉口，刚好在人流最多的礼堂附近，我逃学时也从来不去。平时我放学后则喜欢背着书包，一路走到礼堂的东北角，挑选两三本连环画，坐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直到光线渐渐变暗，提醒我该回家吃饭了。那时候的画书很多是根据电影或戏剧改编的，例如《庐山恋》《花为媒》《五女拜寿》……

我小时候的阅读和同龄女孩儿没有多少区别。我相信不少女孩儿的小学时代都有过类似的阅读历程：一二年级的时候爱看连环画，再大一点儿就看《故事会》，更大一点儿开始读琼瑶、亦舒。得到更大一点儿，人的阅读口味才会出现根本的分化，有人喜爱上了武侠或侦破，有的人喜爱上了中国古典文学，有的人喜爱上了西方文学，有的人则会一辈子爱着琼瑶、亦舒……

我自己也曾买过不少连环画，但如今一本也找不到了，经过屡次搬迁，很难弄明白它们都去了哪儿。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连环画了。就像小城里的老城墙、湖塘、街巷以及很多我小时熟悉的东西一样，这些连环画也完全失去了踪迹，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仿佛有个巨大的橡皮擦，每十年就把这个地方的过往涂擦干净，于是，地方有了新面貌，新面貌又不断成为旧的、有待擦去的。这种“发展”总在和人的记忆做斗争，终于使我们变成一个不敢确认过去的人。出国后每次回家，我都会发现与往昔记忆可相互印证的那些东西又少了许多，如今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包括我喜爱的那栋老房也在举国拆迁的运动中化为乌有。一切显得陌生、疏远，在尘土飞扬、大搞建设的跋扈中带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除了我的亲人，那里究竟还有多少东西值得我怀念呢？如果有，它也多半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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