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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文学不应该漠视自然

来源:CCTV文化十分(微信公众号) |   2018年10月11日16:55

没有打开时,就像戴着帽子的小男孩,打开了,就像打着伞的小姑娘。

这是阿来作品《蘑菇圈》中对蘑菇的描述。

当蘑菇的菌丝慢慢由中间向四周辐射生长,就会形成天然的由蘑菇围成的圆圈,又唤作“仙人圈”。在阿来看来,这种来自造物者的神奇,象征着整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界。

以“蘑菇圈”命名的这部作品,关注并书写自然,阿来也由此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荣誉。这是继2000年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阿来再次摘得中国文学界的重大奖项。

对于此次获奖,阿来看得很淡然:

“小说完成后,有的会得奖,有的畅销会多卖一些,有的就卖得少一些,书总是有不同的命运。当各种各样的评奖出现后,得奖意味着受到专业上的肯定,是锦上添花的事。但我更愿意专注于创作。得奖不是目的,文学作品本身才是目的。”

▲本届鲁迅文学奖更换新奖牌,上面的鲁迅头像版画,由版画家杨宏伟带着学生们一刀一刀雕刻出来,每一块都是独立艺术品

 

采访|梁霄 梁珊珊

撰文|梁珊珊

 

文学应该关照自然

“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

五月,或者六月,第一种蘑菇开始在草坡上出现。就是那种可以放牧牛羊的平缓草坡。那时禾草科和豆科的草们叶片正在柔嫩多汁的时节。一场夜雨下来,无论直立的茎与匍匐的茎都吱吱咕咕地生长。草地上星散着团团灌木丛,高山柳、绣线菊、小蘗和鲜卑花。草蔓延到灌木丛的阴凉下,疯长的势头就弱了,总要剩下些潮湿的泥地给盘曲的树根和苔藓。

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间突然就会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被温暖湿润的风播送着,明净,悠远,陡然将盘曲的山谷都变得幽深宽广了。”

小说开篇,阿来不讲故事,单写环境。

一片原始山林世代哺育着各种生灵,笔触不仅写实,更散发着藏民族天然的浪漫气息和诗意。读者荡涤在这样的文字里,仿佛听得到鸟声的悠远,嗅得到林木的清新,尝得到山泉的甘甜……

这不仅是作者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更有呼吁人们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用心。

阿来说,人存于世,会产生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如鲁迅先生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中国作家向来关注人与社会现实,以笔为戈,留下无数优秀的文学经典。

另一种关系则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佛经里说,天下众生不止众人之众,而是所有的生命。这些生命和人类都是“一云所雨”,“一雨所孕”的结果。共存共荣才是真的众生平等,而只有超越人的社会才是更广大更美丽的世界。

阿来认为,中国文学对更广大共生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关照与关怀太少。

“看看动物界、微生物界,今天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它们制造出来的,用的石油也是古生物死掉以后留存下来的物质,煤炭也是死去的树木留给我们的……没有自然界,可以说我们单独的人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文学除了揭示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之外,确实应该关注一下人和自然,或者人和世界的关系。”

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们对来自自然界产品的过度消耗,已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蘑菇圈》中,我们看到作者心痛地描述着,在时代变迁下机村遭受的无情毁坏:原始森林在十几年间,被森林工业局建立的一个个伐木场,“物尽其用”地砍伐殆尽;因为松茸的经济价值被开发,村里人疯狂地加入采集松茸和倒卖松茸的队伍。

当我们呼吸的空气不再新鲜,喝的水不再干净的时候,这显然已不单单是自然的问题,而转变成人的问题。正如《蘑菇圈》中书写的那样,当人们失去了对自然世界的敬畏,人的生命,也会如秋叶一般渐渐飘逝。

“目前科学界已经对此做出反应,但我很奇怪,文学界一般来讲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但好像在这件事情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漠然的态度。文学不应该不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阿来这样做了。

早在长篇小说《空山》中,阿来就曾写到原始森林消失等环境问题。而包括获奖的《蘑菇圈》在内的“自然文学三部曲”,更是充满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对自然神性的礼赞。

“世界的构成有一种严整的秩序,秩序就是美。同时,这种秩序是有力量的,因为它始终在运转运行。这就是自然神性。”

多年来,阿来一直坚持到山野间行走。他说,这已然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翻开他的手机相册,尽是行走在世界各地时,随手拍下的山水美景和花草树木的照片。

相比纷繁复杂的人事,他更愿意沉浸在广阔的大自然,“这里头美的东西更多”。

“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米沃什的这句话,阿来深有同感。

他走进大自然,不仅驻足于天地之间,沐浴着阳光和清风,更俯下身来,研究一草一木的生长,感受大地上的风物之美;观察它们与自然界相处的姿态,学习自然生命的纯粹和自在。

“植物消耗世界的能量,仅限于它生命体所需要的那么多,不过度消耗。自己的成长不以杀死旁边的生物为目的,而是相互给养,共同成长。现在我们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自然之美给阿来以巨大的情感抚慰,他也因此对自然界的损毁有更强烈的关切,也试图以自己的作品唤醒他人类似的关切。

在苦难叙事中抵达俗世的神性

在守护自然、敬畏生命的同时,多变的尘世中,阿来的作品一如既往地瞻望人性的温暖。

《蘑菇圈》的主人公斯炯是一位普通的藏民。

斯炯从小没有父亲,因为手脚勤快进了工作组。刘组长看重她,带她去城里学习,再回到村里时却怀了孩子。阿妈斯炯一个人养育着儿子胆巴,也养育着蘑菇圈。对待欺辱自己的人她不会记恨,饥荒年代,还悄悄把自己种的蘑菇放在每家每户门前,帮助全村人一同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有评论家评点这一人物:“斯炯用一生的时间见证了变迁中的机村,她的一生可以在各个时代节点进行苦难叙事,然而斯炯用淳朴而坚韧的个体生存打败了苦难,在个体的艰难生存中给自我、他者和世界以最大的慈悲与光亮,由此,斯炯也日渐远离苦难,并在苦难叙事中抵达俗世中的神性。”

在阿来看来,自“伤痕文学”始,中国文学作品在描写苦难时,大都倾向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缺乏悲悯、同情和宽恕。

“即便是面对死亡,面对任何苦难,人都不该放下身段,而是尽力维持尊严。阿妈斯炯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始终抱有生活的信心,不怨天尤人。宽恕也是一种力量,她身上有一种宽恕一切而不怨恨的力量。”

小说中,直到那个诱骗自己失身的刘组长死了,阿妈斯炯也只是淡淡说了句:“这下我不用再因为世上的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不自在了。”

阿来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蘑菇圈》的故事发展到最后,阿妈斯烱极力守护的蘑菇圈被丹雅的GPS定位轻松找到,录下来的视频成为丹雅蘑菇养殖基地的形象广告。斯烱的坚持和努力顷刻间付诸流水,她不无伤感地对已经做了州长的胆巴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至此,全书完。

阿妈斯炯守护了一生的蘑菇圈,无疑是一种隐喻的符号。此岸世界的神性或美好之物往往是隐秘的,需要我们用良善美好的心性去澄明,然而,更多的功利之徒却以寻找之名,将这一切神秘美好之物扫除殆尽。

西藏不是乌托邦

有人称《蘑菇圈》是“一部藏区人的生活史”。

小说以平凡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对藏区社会发展、历史变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与反思,阿来都融入在藏族阿妈的人生故事里。

其实,不止是《蘑菇圈》,出生于藏区的阿来,多年来,大部分作品都在执着地书写故乡。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嘉绒藏区:“无论是对一本书来说,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

过去的西藏除了宗教以外,其他文化很不发达。阿来说:“在青藏高原,我们并不习惯通过文学和学术的方式来表达生活、叙述历史。”

由此,对于不断行走在藏区的阿来来说,书写当代藏区生活的变迁和发展——“讲述故乡”俨然已是他作为一名藏族作家的使命。

当下发达地区城市居民对边疆地带往往会产生一种浪漫式的误读,认为西藏是仓央嘉措的情诗,是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但当一些涉及到民族差异的事件发生时,人们对藏族又有一种负面的认知:“甚至有人问我,去藏族人家里吃饭怎么要收钱?”

阿来想通过写作打破“神秘”和误解,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西藏。

“西藏也是一个人的社会,它有它的历史,世俗社会跟宗教社会共存,有某种内在的矛盾。那儿的人一样要往前走,这就可能跟传统发生一些疏离和撕裂。”

“世界上没有乌托邦。”阿来说,马是马的社会,人是人的社会,树是树的社会。现代人所谓的“西藏崇拜”“西藏想象”大多是因为精神生活贫乏,信仰的缺失,而将其刻意塑造成了一个生活的反面。

“如果我们是庸俗的,那我们就假定西藏全体人民都在过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如果假定我们是拜物的,他们就是百分之百信神的;如果我们是复杂的,他们就是简单的;我们是充满欲望的,他们就是没有欲望的……这种假定恰好反映的是我们自身精神世界的苍白、贫乏、空洞跟无聊。”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阿来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旅行。真正的旅行应该深入那里的人群,用心去观察、体会另一种人生,拓展我们的视野,而不是走马观花,简简单单给一个地方“打上标签”。对西藏也是如此,阿来说:“并不是每一个穿袈裟的都是精神导师”。

 

对话

《文化十分》:您的写作风格、创作思想受哪些作家和流派的影响比较大?有非常崇拜的作家吗?

阿来:不可能,短期崇拜有,由于这个人处理某种东西比我处理得好,他对我的吸引力就来了。崇拜说不上,敬佩吧。但是我也在进步啊,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我差不多了。我觉得你如果是一直崇拜,就意味着他达到的那个水准你永远达不到,永远达不到你就只好跪下来了,干什么膝盖这么软,轻易跪下来呢?对我来讲没有偶像。

但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尤其是在文学史上做过贡献的,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杜甫、苏东坡永远是我的最爱。他们确实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冲刷,像大海里面的波涛不断翻滚,最后有一个孤岛屹立在了那个地方。

《文化十分》:您写作中会学习和借鉴哪些外国的文学流派和作品?

阿来:我关注自然环保,这个在中国文学当中没有,但美国就有专门的一个文学流派叫自然文学,就是始终关注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不是一个专家,是一群专家,他们不光只是写作,还把他们理念付诸实施,推动美国的环保运动。

《文化十分》:您怎样概括自己的写作风格?

阿来:我不急于建立一种个人风格,风格其实是一种标识,让别人很容易认出来。

如果是出于一种纯商业的考虑,而不是自己认知的扩张,书写能力的进步、变化、创新,那其实我很早在写《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已经成功建立起自己的风格了,就在那个路子上写就是了。

商业模式很容易认定某一种风格,琼瑶阿姨一辈子写到老都是爱情小说,金庸写了一辈子还是那个套子,无非就是商业方面的考虑。

但艺术是不断创新的,我们想想,毕加索这样的画家一生变化过多少次,他有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玫瑰时期、立体主义时期、古典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田园时期。文学艺术也是,所以我想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形成某一种风格的时候,他又能迅速突破这种风格,再重新建造一种风格,再突破这种风格……我想做这样的人。

《文化十分》:您认为文学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阿来:一是对人性中最美好那一部分的展现、书写和向往;二是不管文学的体裁怎么变,文学总是需要有最美的文字,最美的形式,最美的理想。

《文化十分》:文学在当下的力量和价值是什么?

阿来:一是让美的光芒笼罩我们;二是提升人认知的力量,认知人生、认知世界,三是获得智慧。

《文化十分》:市场上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表面上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事实上真正能够流传下去的文学经典却越来越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这个时代都一样。我们说过去的经济或者过去的生产是处于一个稀缺时代,什么东西都少,书也少,粮食也少,肉也少。以前美国牛奶倒在海里大家不相信,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过剩”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一种东西都是过剩的。衣服买不完了,超市里面吃的东西买不完,电影电视看不完……

在这样一个过剩时代,我们面临太多的选择,你个人的选择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你到底选择什么,对于文化消费品也是如此。

选择是有高有低的。高的人就做出高的选择,低的人就做出低的选择,而且高的人能够主动行动,真正好的文学让我们与人生获得一种主动性。

《文化十分》:您平时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

阿来:一般我自己会说,我每年都有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写作,三分之一阅读,三分之一去野外。这三个活动不断地交替进行。不然一直读书,有时候也会枯燥,一直写作也会枯竭,一直去野外可能慢慢就会变成野蛮人。所以我是不断循环往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