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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介甫×张新颖:沈从文传记的三十年之旅

来源:澎湃新闻 | 金介甫 张新颖  2018年10月10日05:43

编者按:

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年生,美国汉学家。他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并于1977年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

近日,其经典著作《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重版发行,金介甫在沪与复旦大学教授、国内沈从文研究专家张新颖就“沈从文传记的三十年之旅”进行了一场对谈,澎湃新闻经活动主办方雅众文化授权发布以下对谈内容。

金介甫:我为什么从事沈从文研究及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

我怎么会对沈从文有兴趣的呢?哈佛大学有两位老师,费正清、史华慈,他们试图以中国口头文学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现代历史演变。有一次,有一位专门研究清朝和越南历史的老师说刚刚看了沈从文的小说和王瑶的教科书《中国新文学史稿》,他知道大陆当时一般文学史对沈从文的态度跟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不完全一样,所以他推荐我进一步了解沈从文。之后我看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知道他在三四十年代是有名作家。而给我最大的鼓励的是,哈佛大学有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自传辞典,三四十年代都把沈从文作为一个要人,所以我越来越对沈从文发生兴趣。但五十年代美国汉学家都喜欢文言文写的小说,觉得用白话文写的小说不算什么。

1979年中美建交,那时候中国的私费学生很少,中美政府谈判之后,中国大陆派很多专门研究科学的学者到美国大学中,美国也有不少汉学家想到中国大陆研究,有一个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他们给我奖学金,我才有钱到中国来。那时候所有到中国来的学子应该有单位,沈从文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流委员会也是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我的单位,他们对我很好,给我一个陪同,陪我去上海、湘西。

我每次访问沈从文,至少有张兆和先生,还有我的陪同,姓彭,还有别的人一起,而且我采访沈从文,我们常常在纸张上写人名地名,而且人名地名谁都不知道,因为只有我们俩对湘西的小军阀有兴趣,因为我录音了,我回到香港大学以后我的一些学生帮我听录音带,他们多半是台湾外省人,他们父母是中国大陆各个省份去的,他们帮我听,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地名,尤其是湘西的地名人名,我给他们写下来,有时候我想也误会了沈从文的话。

北京访问沈从文先生之后,我去了凤凰,我想看看他的故居,找他的故居不容易。那时候黄永玉是个名人,他名气比沈从文高,而且黄永玉送了一辆汽车给凤凰县县政府,我从长沙坐火车到黔阳,黄永玉送的汽车从黔阳把我送到凤凰,那时候交通很不便。沈从文说他自己是乡下人,你看《从文自传》,他喜欢的人并不是农民,都是工匠。我还从当地的天主教的教会那里得来了湘西土匪的照片。凤凰县天主教分成很多派别,教会派他们到湘西,他们深入乡下社会,和苗民接触很多。

我到中国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就让他到美国探亲,可是沈从文要中国政府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拥护他,他不是坏人。还有一个问题,沈从文要张兆和陪他去美国,而他又有一些事情需要一个助理陪他。中国社会科学院说沈从文可以请一个人陪他去美国,是他夫人还是助理,这是问题。我一到中国,有一些中国朋友就说,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中美关系有好处,他们让我写一封信写给胡乔木。因为胡乔木喜欢沈从文,那封信里说最好请张兆和陪沈从文探亲,而且不止是探亲而已,如果中国政府把他当作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美国很多大学都会请他演讲。而我先写了信给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等等地方,之后美国各大学的邀请信都寄给了我,我们把所有的信都送到胡乔木先生那里。之后问题解决了,1980年张兆和陪他去了美国。

他在纽约市有两次演讲,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圣若望大学。他在纽约的时候,都是张充和开车接送他们。他在美国讲话是比较腼腆的,尤其文学方面。

张新颖:八十年代以后的沈从文研究都离不开金介甫先生的这本著作

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八十年代出过,后来又有几个版本,到今天又重新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本书他能够经历这么长的时间,今天读来仍然有价值。现在我们的沈从文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开始的,八十年代以后的沈从文研究都离不开金介甫先生的这本著作,比如说我自己的沈从文研究也是从金介甫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他这代沈从文研究,在海外,金先生代表的是最早的沈从文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几位作家,从八十年代到后来发展变化很快,其中沈从文是一个,而发展变化很快很重要的基础是“文革”以后的第一代的沈从文研究者打下的,比如金介甫老师、陈子善老师。我后来写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金介甫老师的《沈从文传》是一个必备的参考书,其他沈从文研究者也会把这本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这是他的价值。

第二,金先生的研究和大陆有点不太一样,他的《沈从文传》和凌宇的《沈从文传》是两种类型,差别很大,凌宇老师的《沈从文传》文学性非常强,感情非常浓烈,而金先生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可能这跟他学历史出身很有关系。他的一些研究,到现在我自己都没有做过很好的深入,他对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我们后来的沈从文研究者在这方面都没有下过像金先生那么大的功夫。他是历史学家出身,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他又是外国人,外国人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带有一种特别惊奇的、很强烈的好奇心,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儿,我要把它弄清楚。这样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糊里糊涂的,以为我知道了,大概是这样,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忽略过去,其实那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因为湘西的社会,包括金先生花很大精力研究当时的军队,这些我们真的不了解,这方面是特别有价值的。

金先生到中国来、见沈从文的时候是1980年,金先生今年70岁了,他见沈从文的时候是三十岁刚出头的帅小伙子,沈从文的晚年,来自于美国的年轻研究者,在这个时候他的位置发生了另外的影响,我在写《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写到,金先生不是研究沈从文的人,是进入到沈从文生活的人。一个海外研究者研究沈从文,这给沈从文晚年带来很大的安慰,让他很高兴。沈从文陪小伙子去看长城。他成为《沈从文传》里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

沈从文80年代去美国,他在美国的时间行程很满,三十几场的演讲,东海岸西海岸,除了演讲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而过去的学生,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从美国各地去看他或者请他去演讲。

美国听沈从文演讲的人很希望听到老作家亲口讲讲漫长的经历,亲口讲讲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和故事,但是沈从文不这样讲,沈从文很想讲文物,不愿意讲文学,他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讲文物可以讲很多题目,耶鲁讲扇子,到哈佛改讲服装,讲文物有讲不完的话,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二十年代他初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文坛状况。为什么要这样?听众关心你这些年怎么活过来,你遭受多少苦难,你为什么不讲。“我知道大家很关心我的情况,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经历这么多年的动荡,我很多的老朋友死了,很多人遭受了很大的罪。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有人正常的健康的工作,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我做了健康的选择”就是我做一点事情,所以我愿意讲的是做的事情,我知道你们愿意听我受难的故事,受难不是我要的,那是别人给的。他知道听众关心的是什么,可是不一定是他最愿意讲的。

(本文据主办方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整理摘编,未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