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宝亮，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文学评论家。现任河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政府特贴专家。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理事、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首届河北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评委等。

近十多年来，现实主义的问题不断被大家提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再次得到许多作家的青睐。这充分说明，现实主义具有永恒魅力。为什么现实主义具有永恒魅力，这种魅力又是如何炼成的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说清楚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现实主义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思潮和流派。这几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创作思潮和流派的现实主义，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1850年左右，法国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等人初次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并由杜朗蒂等人创办了一种名为《现实主义》的刊物(1856－1857，共出6期)。刊物发表了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主张作家要‘研究现实’，如实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美化现实’。这派作家明确提出用现实主义这个新‘标记’来代替旧‘标记’浪漫主义，把狄德罗、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奉为创作的楷模，主张‘现实主义的任务在于创造为人民的文学’，并认为文学的基本形式是‘现代风格小说’。从此，才有文艺中的‘现实主义’这一正式命名的流派。” ¹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潮流，这一潮流波及到欧洲各地，影响深远。然而，从文学史的描述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个又一个潮流的变换，似乎已经走出了现实主义的阶段，但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却日久弥新。回顾我国新文学的发生，对其产生影响的世界文学潮流和方法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影响还是现实主义。果戈里、易卜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与我们的新文学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理论经由周扬绍介，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方法。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理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总结出来的。比如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的典型观， ²还有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提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 ³加上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⁴因此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与革命的政治紧密相连。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⁵1953年9月至10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过渡时期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独树一帜的创作方法。这一方法指导下的文艺产生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也日益严重，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三突出”。

正因为现实主义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过。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特别是40年代，胡风就针对左翼作家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提出批评，并阐述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主观主义就是作家完全把一种观念一种概念植入生活，人物形象成为传声筒；而客观主义则以旁观者的态度，观看生活，与人物事件保持距离。对此，胡风认为作家反映生活，不是被动旁观的反映，而是与生活拥抱，燃烧，是主观和客观的相互突进、相克相生。“这指的是创作过程的创作主体（作家本身）和创作对象（材料）的相克相生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 ⁶胡风称之为“主观战斗精神”。现在回过头来看，胡风有关现实主义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可惜当时论争中，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胡风的观点未被采信，反而当作了唯心主义而加以批判，同时也为他1955年的凶险命运埋下了伏笔。

1956年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与1962年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都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施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批评。他们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历史进入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命运仍然充满坎坷。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革新，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人道主义、现代主义成为时髦，加上人们对极左政治的逆反心理，现实主义一时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许多作家纠结于使用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方法进行创作且对比而颇感焦虑。正像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一书时的焦虑一样：“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样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 ⁷然而，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由1980年代的“向内转”逐渐“向外转”， ⁸许多先锋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放弃先锋而回到现实主义，而是将先锋精神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后的回归。这种回归的力量有目共睹，莫言、陈忠实、王蒙、贾平凹、张炜、刘震云、王安忆、铁凝、格非、苏童、余华、毕飞宇、刘醒龙、关仁山、李佩甫、迟子建、方方、阿来、严歌苓、金宇澄以及70后、80后的不少作家如徐则臣、弋舟、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付秀莹、魏微、鲁敏、石一枫等……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来证明开放的现实主义是多么充满了魅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教条主义地把现实主义封闭起来，单一起来的时候，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就会接踵而至，凡是以开放的态度，使现实主义广收博取，我们的文艺就会迎来春天。我想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就是在开放的体系中炼成的。因此，进入新时代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自我封闭，自说自话，套用秦兆阳前辈的话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注释：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11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2、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段话一直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典型论的权威定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

3、 恩格斯：《恩格斯致敏•考茨基》：“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

4、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46-6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

5、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24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8月版。

6、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胡风选集》（第一卷），第69-7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参见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9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第2版。

8、参看郭宝亮：《文学的“向外转”与在地性——近五年小说的一种趋向》，《文艺报》2017年8月3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