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火会亮， 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1989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开场》、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叫板》《挂匾》、散文集《细微的声音》等。

1

这是固原新区最大的一个居民小区，一条马路之隔，分南北两大部分，南边一律黄色楼体，叫南区，大约有二十栋楼之多；北边一律灰色楼体，叫北区，大约十多栋楼。因为是政府为本市低收入者专门建造的楼房，故名廉租房，或曰公租房，而且还给小区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民生苑。

民生苑北区的房子，面积从三十平方米到五十平方米不等，楼与楼之间有草坪、矮树，还有一排排新安装的健身器材；南区从内部又分出两大块，西边的和北区一样，全部是廉租房，面积也是大小不等，只是东边却是一家企业的集体集资房——因为这家企业为国企，已倒闭多年，为体现政府对国企的重视，并为下岗职工计，故特批在这里盖了五栋共计二百多套楼房，一半集资，一半估计也有政府的补贴成分在里边。

我租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区南边的企业集资房。

虽为集资房，但格局与廉租房相差无几——楼距密密实实，楼体也一律为黄色，有草坪，也有矮树，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楼与楼之间没有那些簇新的五颜六色的健身器材，就是楼房的面积比廉租房稍大。集资房和廉租房之间，隔着一条水泥路，中间有一广场，广场上盖一栋二层小楼，是社区中心。每天早上，小区里的各色大妈们，会准时地来到这片小广场上，打太极拳、跳广场舞。

集资房被声势浩大的廉租房紧紧包裹其间，显得仓皇，底气不足，但由于其有房屋产权而廉租房没有，它又显示出了自己应有的优越性。2011年10月，我由老城搬到这里。之所以搬到这里，是因为随着市委、市政府搬迁，老城的许多单位纷纷搬到了这里。妻子所在的单位也很快搬到了这里。

妻子在新区上了几天班说：“人家住在老城的，不是有车，就是有车接，你现在叫我怎么上班？”于是，我不得不在自顾不暇中又一次搬了家。我的“新家”在集资房的8号楼，是一间面积为八十平方米的单元楼，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房主是这家企业的老职工，好说歹说，租金定为每月六百元，半年一缴，水电暖费自付，这在当时的新区还是较高的。

刚住到这里时，我还有些不大习惯，似乎是一下子从繁华的城里，突然搬到了冷冷清清的乡下。更糟糕的是，一些可怕的传言一时沸沸扬扬。传言大多是针对小区治安问题的。据传，这里原先是个出盗贼和响马的地方，拆迁之后，一些人仍贼心不改，常趁着小区人少楼空前来盗窃，有时一晚上竟能清洗整整几栋楼。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紧接着，又传说这里还有拦路抢劫者，气焰更为嚣张，说是青天白日，人正走着，突然就会从身后驰来一辆摩托车，倏忽之间，脖子一热，项链没了，耳坠子没了，有时肩膀头子上的挎包也会随摩托车的经过而瞬间消失。

由于传言大多针对女性，妻子便显得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严加防范，晚上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时间，即就是出去，也不会耗到三更半夜；到家以后，立即关门闭窗，检查插销，睡觉前也不忘将门从里面牢牢反锁。如此这般，竟也没有发生什么传言中的不测。接下来当然就是妻子的上下班问题了。妻子上下班主要是步行。从廉租房到妻子的单位，路虽不远，但步行也得近二十分钟。刚搬过来时，已是仲秋时节，妻子上班时天还亮着，但一入深冬，境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上班后半个小时天才慢慢放亮，下班时间往往天已擦黑。为了使妻子在上下班的路上平安顺利，我可以说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办法。后来发现，原来租住在这个小区的，竟还有他们单位的好几个同事呢。之后他们结伴而行，同时上班，同时下班，其亲密之状竟像刚刚参加工作。

如此熬过一年，廉租房的人气才逐渐旺起来。

2

廉租房的南边有一条马路，北边有一条马路，南区和北区中间也有一条马路。随着小区住户的日渐增多，三条马路两边渐渐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店铺。店铺五花八门，有菜店、米店、面店、肉店、水果店、花店、火锅店、拉面馆、川菜馆、包子铺、杂货铺、小型超市……可以说，凡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所需的零零碎碎，在这里都可买到。

渐渐地，妻子也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

妻子喜欢吃乡下产的杂粮，尤喜时令水果和蔬菜。下班回来，她手里往往会提好几个塑料袋，这些塑料袋里往往装着刚刚从农家菜园或庄稼地里收获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出自那些街边小店或小摊。比如四五月的旱韭菜、小葱、苜蓿芽，六七月的豆角、蒜苗、瓠子、杏子、桃子、西瓜。一俟到了秋天，那可吃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但有附近农民直接从地里拉来的洋芋、玉米、蕃瓜、葵花头，还有商贩们从甘肃静宁、庄浪等地贩运过来的苹果、花红、梨。要吃温棚里生产的反季节蔬菜和南方来的各色水果，那只能是冬天大雪封门以后的事情了。由于每天都要买菜、买别的东西，妻子对附近店铺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她不但知道每个店铺商品的特点和特色，也对店家的为人和品行烂熟于胸。

和我出去散步，妻子常常会一边走，一边一针见血地点评那些店铺和它们的老板。边走边说，似乎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除了买菜、买别的东西，我们有时也下馆子。下馆子时，我们往往吃的是一些本地小吃，如凉粉、酿皮、荞面搅团、荞面饸饹、浆水面、麻辣烫……吃得次数多了，和店里的老板也成了熟人。

南区最东头的那家麻辣烫馆，经营者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最初在街面上搭个棚子，男人配菜，女人吆喝，由于味道好，他们为人随和，生意竟越做越大——第一年搭的棚子，第二年就变成了租来的一家店面，第三、第四年我们去时，他们已经自己挣钱买下了楼下一个大大的铺面，窗明几净，十分整洁，取名“刘旺旺杨女女麻辣烫”，食者甚众。每到这家麻辣烫馆，小媳妇早早地就迎上来，一边让座，一边就把一个塑封的菜单递过来。她把妻子叫姐，把我叫叔，似乎自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

有一天，我严肃地纠正她：“你不能叫我叔，你应该叫我姐夫。”

小媳妇笑得连腰都弯下去了。

3

廉租房的一天，其实是从清晨开始的。

每天清晨，一个得了什么病的老男人，在附近的山上吊嗓子，他吊嗓子的方式并不像剧团里的演员，咿咿呀呀的，而是像山上放羊的山汉，高高地喊一声，低低地落下去——啊哎——尾音拖得极长，让人有种头皮发麻的瘆煞感觉。

几声大喊过后，廉租房里的灯才渐次亮起来。最早起来的是学生，其次是没瞌睡的老头老太太，接着是在附近单位上班的男男女女。早起的人一动，街边卖早餐的铺子也就全开了，那些卖油条豆浆的，卖包子稀饭的，沿街边一字儿排开，腾起的水汽在蒸笼上方凝成一疙瘩一疙瘩的雾气，远看就像落在路边的一团团云彩。

不大一会儿，社区活动中心的小喇叭就响了。小喇叭里放的是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霸道、野劲、节奏铿锵。音乐一起，住在附近楼里一群半老不老的大妈大姐就陆陆续续走出来，扭一阵腰肢，跳一阵广场舞，然后就像过足了瘾的烟客一样慢慢散去。这些女人是这个小区的声音，她们叽叽喳喳聚在一起，又叽叽喳喳四散开来，活力四射，风雨无阻。

这样闹过一阵儿，太阳才慢慢腾腾从东山顶上升起。太阳一出，街边上的一切才开始渐渐步入正规。这时，那些开出租的、摆小摊的、开铺子的、倒腾水果的、补胎的、修自行车的、烤串串的、爆米花的……像一出戏剧里的不同角色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按照次序逐一登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他们是这个小区的核心，要是没有他们，这个小区肯定非常单调，毫无生气可言。当然，也有一些整天无所事事者，每天都靠在南墙根下，抱着膀子，或闭目养神，或一整天都在看别人打牌下棋，这大概就是这座城市里一些真正的无依无靠或吃低保者了。

其实，这里最忙也最闹腾的时间，要数中午和晚上的上下班时间。那时，铺子里和街边小摊上的主人们一下子振作起来，他们神情专注，严阵以待，一双双眼睛紧盯着通往各个要道的十字路口，眨都不眨一下。不一会儿，他们期待的那些身影就会适时出现：有骑车的、步行的，有单个走的，有三五成群结伴来的，在这些人中，除了穿校服的中学生步履匆匆、低着头一晃而过，其他人基本上都从容不迫，慢慢悠悠，或买菜，或呼儿唤女在附近的小馆子里撮一顿。这时，车声、人声、漫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吱哩哇啦，沸反盈天。你就感觉这廉租房其实就是一个超大的村庄或镇子。

我常常趴在窗沿上，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一切。

4

调到银川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时间充足了——这几乎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在原单位，虽不能说是夜以继日、焚昝继膏，但时间却被人为地切成了无数个小块，想连都连不起来。往往是，你刚刚完成了一个任务，本想借机休息一下，写点东西，突然间下一个任务就到了，弄得人猝不及防，苦不堪言。到新单位后，除了正常的编稿约稿，剩下大块的时间基本属于你自己。第二个变化，强迫性的应酬少了——这几乎又是妻子朝思暮想的。因为在原单位，应酬几乎是工作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礼拜时间，在家里吃饭最多也就两三次，而这两三次也不是每次都愉快。应酬自然要喝酒，喝酒之后自然就举止失常，常有不当或不明智之举。如此三番，妻子大怒，叫苦不迭。妻子说：“只要你不喝酒，按时回家，哪怕你在家里当太上皇也行啊。”但早晨答应过妻子，晚上就又故态复萌，大醉而归，弄得妻子信心大失。但调到新单位工作以后，除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和不得不去的事情，我基本会推掉所有应酬，按时上下班，按时回家。

搬到廉租房，即是我调入新单位之后第四年的事情。那时我刚刚调整过来，下决心要写点东西。我当时的境遇是，这一周值班，下一周休息——因为编辑部的编辑基本都是所谓作家，领导考虑到大家不但要编稿约稿，还要写自己的东西，于是顶着压力做出了这样一个深受大家爱戴的决定。当值的这一周，我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编稿子，接电话，偶尔与朋友出去小酌几杯，倒也没有太惹是生非；休息的这一周，如果单位不开会，或有其他要紧的事，我基本上都蜗在固原的家里，欣欣然做宅男状。按照妻子的安排，早晨我可以睡一会儿懒觉，懒觉起来即刷牙、洗脸、整理内务，之后到餐桌前享用早早准备好的早餐。早餐是馒头、小菜、芝麻糊。早餐用完，碗筷也不用收拾，点上一支烟，即可到电脑前写自己的东西。写到十一点半左右，开始蒸米、洗菜、切菜，然后打开电视机，一边抽烟一边坐等妻子回家做饭。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些期许的，因为从这一周的礼拜六到下一周的礼拜天，除去路上所花的时间，每次都有满满七天时间在等着。我想我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你盼的时候它不来，它一旦来了你又茫然”。——原先，自己写得不多不好，总感觉是因为时间不够的缘故；或者说，那么忙乱的时候，自己忙里偷闲还能写点东西，而一旦真正闲下来，一大片空闲的光阴在前面等着，自己却又有些手足无措、感觉无从下笔了。

我常常坐在电脑前发呆。有时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上午。怎么办？抽烟、溜达、抓头发，头发越来越少，于是就趴在窗沿子上看楼下的风景。

那时，新区的建设正搞得如火如荼，我所住楼房东边的那条马路，铺了灰砖，又铺彩砖，彩砖铺上又收拾马路牙子。到处一派繁忙景象。我趴在窗沿子上，不经意间能看小半天。有时看人，有时看机器，如果兴趣来了，我会把一群工人铺砖铺路的整个流程从头至尾看上一遍。路基压了，柏油铺了，路灯一根根竖起来。廉租房四周正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到处都是筑夯声。到处都是正在渐渐长大的高楼大厦。路那边的山上正在建造公园。公园的主体就是这座小山的沟沟岔岔。这座公园建成后，将是连接老城与新区之间的过渡性纽带。为了把修路取土形成的一道崖坎刨平，弄成一个斜坡形状，一台大型挖掘机轰隆隆开过来了。挖掘机有一个长而弯的单臂，远远地伸出去，能把崖顶上的土像手一样灵巧地挖下来，填在崖的下边，刨刨填填，直到形成一个与旁边山形连为一体的斜坡。之后撒种子浇水，不到半月时间，那面新修的坡上竟有了一层淡淡的浅绿，就像初春时节柳树上的鹅黄一样。

公园很快就建成了。公园里有广场、石阶、甬道、路灯、连椅，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盛开的鲜花和绿树。每天清晨，廉租房里的人们就会从灰楼和黄楼间陆续走出来，在公园里爬山、走路、踢毽子、打太极拳……

接连看了数月之久的风景，我的心渐渐沉下来。

5

我开始写计划中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故事刚开始，其实有些偶然。这一年，正阳县门宣乡八代沟的小姑娘陈望姣，高考落榜了。时间是2012年6月初，夏天。那时，麦子已出齐了穗，豌豆的豆荚胀得鼓鼓的，放眼望去，山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村里杏树上的果子结得一咕嘟一咕嘟的……”故事写一个会唱秦腔的农村小姑娘，高考落榜后在城里找工作，找来找去没找成，后来在街头自乐班唱了一段秦腔，吸引了很多观众。而这时，一个夏夜纳凉的记者路过这里，给她拍了张照片，并将照片发在本地的一张晚报上。从此，小姑娘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故事的发生地叫正阳，是个贫穷得没有任何特点的山区小县。

写这部作品时，我恰好就住在廉租房里。当时也是6月，夏天，一到晚上，廉租房前面的街道就开始热闹起来。高高的手臂一样的路灯亮成一排，街边上布满了许许多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有卖小吃的、卖服装的、卖菜卖水果的，当然也有打牌下棋的。在这中间，往往就有那么一群半老不老的人，靠墙边围个半圆，坐在一些矮凳或砖头上，有拉胡琴的、吹笛子的、弹三弦的、敲锣打梆子的，叮叮当当忙活一气，景象颇为热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秦腔自乐班。自乐班的人一般都是临时的、没有固定组织的，他们自觉自愿凑在一起，目的就是自娱自乐，解个心慌。

我因为和妻子都是秦腔迷，常常就会在晚饭后来到这里，听那么一会儿。我发现，在这个秦腔自乐班的，大都是些来自农村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七老八十，但也已经年过半百。他们来到这座城市，多半是因为他们的儿女来到了这座城市，唱秦腔之于他们，一半是重拾旧好，一半是想家怀旧。

自乐班的成员往往都有些戏曲功底，他们要么原先在村里真唱过戏，要么就是一些发烧票友。他们那么一闹，往往就能围上来一群同样是半老不老的人，坐在旁边叫好、鼓掌。一般来说，来这里凑热闹的，多半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但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位小姑娘来到这里。小姑娘约十七八岁年纪，五官清秀，脸蛋红扑扑的，扎着个马尾巴辫子。她看上去有些拘谨，有些羞涩，但一旦开口，却把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她唱得地道、深情、投入，尤其是她的嗓音，嫩嫩的、脆脆的，用山里人的话形容，“就像铃铛碰铃铛一样”。小姑娘一口气唱了三个唱段，一段《虎口缘》、一段《三击掌》、一段《藏舟》，一段比一段唱得好。小姑娘唱时，旁边那些卖小吃的、卖服装的、卖菜卖水果的、打牌下棋的，都意外地停下来，引颈翘望，其情其景颇像明星开演唱会。

这时我恰好出来溜达，适时地看到了这一幕。

我突然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少女，长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所谓貌若天仙。一天，一位热情的摄影师采风路过那里，发现了她，并将她带出大山，进行商业包装，人称天仙妹妹。后来新闻媒体围绕着这个小女孩和这个摄影师，编排了好多故事，被炒得沸沸扬扬……传闻与现实一结合，竟碰撞出一丝绚烂的火花——我以此为由头，竟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两万多字，题目叫《叫板》，发表在那一年最后一期的《天津文学》上。作品发表后，自己感觉意犹未尽，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影影绰绰，挥之不去，老在我的眼前晃悠。后来就有了将它扩写成长篇小说的想法。

写长篇小说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廉租房里完成的。写作期间，我多次到廉租房前面的那片空地上，去溜达，去听秦腔自乐班，但始终再未见到那个小姑娘。小姑娘似乎人间蒸发了。小姑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是谁家的孩子？她来自哪里？来到廉租房，她究竟经历了怎样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关于这一切，只有通过我的想象来替她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