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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朔方》2018年第9期|火会亮:廉租房

来源:《朔方》2018年第9期  | 火会亮  2018年10月09日08:26

火会亮, 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1989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开场》、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叫板》《挂匾》、散文集《细微的声音》等。

1

这是固原新区最大的一个居民小区,一条马路之隔,分南北两大部分,南边一律黄色楼体,叫南区,大约有二十栋楼之多;北边一律灰色楼体,叫北区,大约十多栋楼。因为是政府为本市低收入者专门建造的楼房,故名廉租房,或曰公租房,而且还给小区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民生苑。

民生苑北区的房子,面积从三十平方米到五十平方米不等,楼与楼之间有草坪、矮树,还有一排排新安装的健身器材;南区从内部又分出两大块,西边的和北区一样,全部是廉租房,面积也是大小不等,只是东边却是一家企业的集体集资房——因为这家企业为国企,已倒闭多年,为体现政府对国企的重视,并为下岗职工计,故特批在这里盖了五栋共计二百多套楼房,一半集资,一半估计也有政府的补贴成分在里边。

我租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区南边的企业集资房。

虽为集资房,但格局与廉租房相差无几——楼距密密实实,楼体也一律为黄色,有草坪,也有矮树,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楼与楼之间没有那些簇新的五颜六色的健身器材,就是楼房的面积比廉租房稍大。集资房和廉租房之间,隔着一条水泥路,中间有一广场,广场上盖一栋二层小楼,是社区中心。每天早上,小区里的各色大妈们,会准时地来到这片小广场上,打太极拳、跳广场舞。

集资房被声势浩大的廉租房紧紧包裹其间,显得仓皇,底气不足,但由于其有房屋产权而廉租房没有,它又显示出了自己应有的优越性。2011年10月,我由老城搬到这里。之所以搬到这里,是因为随着市委、市政府搬迁,老城的许多单位纷纷搬到了这里。妻子所在的单位也很快搬到了这里。

妻子在新区上了几天班说:“人家住在老城的,不是有车,就是有车接,你现在叫我怎么上班?”于是,我不得不在自顾不暇中又一次搬了家。我的“新家”在集资房的8号楼,是一间面积为八十平方米的单元楼,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房主是这家企业的老职工,好说歹说,租金定为每月六百元,半年一缴,水电暖费自付,这在当时的新区还是较高的。

刚住到这里时,我还有些不大习惯,似乎是一下子从繁华的城里,突然搬到了冷冷清清的乡下。更糟糕的是,一些可怕的传言一时沸沸扬扬。传言大多是针对小区治安问题的。据传,这里原先是个出盗贼和响马的地方,拆迁之后,一些人仍贼心不改,常趁着小区人少楼空前来盗窃,有时一晚上竟能清洗整整几栋楼。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紧接着,又传说这里还有拦路抢劫者,气焰更为嚣张,说是青天白日,人正走着,突然就会从身后驰来一辆摩托车,倏忽之间,脖子一热,项链没了,耳坠子没了,有时肩膀头子上的挎包也会随摩托车的经过而瞬间消失。

由于传言大多针对女性,妻子便显得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严加防范,晚上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时间,即就是出去,也不会耗到三更半夜;到家以后,立即关门闭窗,检查插销,睡觉前也不忘将门从里面牢牢反锁。如此这般,竟也没有发生什么传言中的不测。接下来当然就是妻子的上下班问题了。妻子上下班主要是步行。从廉租房到妻子的单位,路虽不远,但步行也得近二十分钟。刚搬过来时,已是仲秋时节,妻子上班时天还亮着,但一入深冬,境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上班后半个小时天才慢慢放亮,下班时间往往天已擦黑。为了使妻子在上下班的路上平安顺利,我可以说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办法。后来发现,原来租住在这个小区的,竟还有他们单位的好几个同事呢。之后他们结伴而行,同时上班,同时下班,其亲密之状竟像刚刚参加工作。

如此熬过一年,廉租房的人气才逐渐旺起来。

2

廉租房的南边有一条马路,北边有一条马路,南区和北区中间也有一条马路。随着小区住户的日渐增多,三条马路两边渐渐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店铺。店铺五花八门,有菜店、米店、面店、肉店、水果店、花店、火锅店、拉面馆、川菜馆、包子铺、杂货铺、小型超市……可以说,凡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所需的零零碎碎,在这里都可买到。

渐渐地,妻子也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

妻子喜欢吃乡下产的杂粮,尤喜时令水果和蔬菜。下班回来,她手里往往会提好几个塑料袋,这些塑料袋里往往装着刚刚从农家菜园或庄稼地里收获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出自那些街边小店或小摊。比如四五月的旱韭菜、小葱、苜蓿芽,六七月的豆角、蒜苗、瓠子、杏子、桃子、西瓜。一俟到了秋天,那可吃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但有附近农民直接从地里拉来的洋芋、玉米、蕃瓜、葵花头,还有商贩们从甘肃静宁、庄浪等地贩运过来的苹果、花红、梨。要吃温棚里生产的反季节蔬菜和南方来的各色水果,那只能是冬天大雪封门以后的事情了。由于每天都要买菜、买别的东西,妻子对附近店铺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她不但知道每个店铺商品的特点和特色,也对店家的为人和品行烂熟于胸。

和我出去散步,妻子常常会一边走,一边一针见血地点评那些店铺和它们的老板。边走边说,似乎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除了买菜、买别的东西,我们有时也下馆子。下馆子时,我们往往吃的是一些本地小吃,如凉粉、酿皮、荞面搅团、荞面饸饹、浆水面、麻辣烫……吃得次数多了,和店里的老板也成了熟人。

南区最东头的那家麻辣烫馆,经营者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最初在街面上搭个棚子,男人配菜,女人吆喝,由于味道好,他们为人随和,生意竟越做越大——第一年搭的棚子,第二年就变成了租来的一家店面,第三、第四年我们去时,他们已经自己挣钱买下了楼下一个大大的铺面,窗明几净,十分整洁,取名“刘旺旺杨女女麻辣烫”,食者甚众。每到这家麻辣烫馆,小媳妇早早地就迎上来,一边让座,一边就把一个塑封的菜单递过来。她把妻子叫姐,把我叫叔,似乎自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

有一天,我严肃地纠正她:“你不能叫我叔,你应该叫我姐夫。”

小媳妇笑得连腰都弯下去了。

3

廉租房的一天,其实是从清晨开始的。

每天清晨,一个得了什么病的老男人,在附近的山上吊嗓子,他吊嗓子的方式并不像剧团里的演员,咿咿呀呀的,而是像山上放羊的山汉,高高地喊一声,低低地落下去——啊哎——尾音拖得极长,让人有种头皮发麻的瘆煞感觉。

几声大喊过后,廉租房里的灯才渐次亮起来。最早起来的是学生,其次是没瞌睡的老头老太太,接着是在附近单位上班的男男女女。早起的人一动,街边卖早餐的铺子也就全开了,那些卖油条豆浆的,卖包子稀饭的,沿街边一字儿排开,腾起的水汽在蒸笼上方凝成一疙瘩一疙瘩的雾气,远看就像落在路边的一团团云彩。

不大一会儿,社区活动中心的小喇叭就响了。小喇叭里放的是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霸道、野劲、节奏铿锵。音乐一起,住在附近楼里一群半老不老的大妈大姐就陆陆续续走出来,扭一阵腰肢,跳一阵广场舞,然后就像过足了瘾的烟客一样慢慢散去。这些女人是这个小区的声音,她们叽叽喳喳聚在一起,又叽叽喳喳四散开来,活力四射,风雨无阻。

这样闹过一阵儿,太阳才慢慢腾腾从东山顶上升起。太阳一出,街边上的一切才开始渐渐步入正规。这时,那些开出租的、摆小摊的、开铺子的、倒腾水果的、补胎的、修自行车的、烤串串的、爆米花的……像一出戏剧里的不同角色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按照次序逐一登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他们是这个小区的核心,要是没有他们,这个小区肯定非常单调,毫无生气可言。当然,也有一些整天无所事事者,每天都靠在南墙根下,抱着膀子,或闭目养神,或一整天都在看别人打牌下棋,这大概就是这座城市里一些真正的无依无靠或吃低保者了。

其实,这里最忙也最闹腾的时间,要数中午和晚上的上下班时间。那时,铺子里和街边小摊上的主人们一下子振作起来,他们神情专注,严阵以待,一双双眼睛紧盯着通往各个要道的十字路口,眨都不眨一下。不一会儿,他们期待的那些身影就会适时出现:有骑车的、步行的,有单个走的,有三五成群结伴来的,在这些人中,除了穿校服的中学生步履匆匆、低着头一晃而过,其他人基本上都从容不迫,慢慢悠悠,或买菜,或呼儿唤女在附近的小馆子里撮一顿。这时,车声、人声、漫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吱哩哇啦,沸反盈天。你就感觉这廉租房其实就是一个超大的村庄或镇子。

我常常趴在窗沿上,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一切。

4

调到银川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时间充足了——这几乎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在原单位,虽不能说是夜以继日、焚昝继膏,但时间却被人为地切成了无数个小块,想连都连不起来。往往是,你刚刚完成了一个任务,本想借机休息一下,写点东西,突然间下一个任务就到了,弄得人猝不及防,苦不堪言。到新单位后,除了正常的编稿约稿,剩下大块的时间基本属于你自己。第二个变化,强迫性的应酬少了——这几乎又是妻子朝思暮想的。因为在原单位,应酬几乎是工作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礼拜时间,在家里吃饭最多也就两三次,而这两三次也不是每次都愉快。应酬自然要喝酒,喝酒之后自然就举止失常,常有不当或不明智之举。如此三番,妻子大怒,叫苦不迭。妻子说:“只要你不喝酒,按时回家,哪怕你在家里当太上皇也行啊。”但早晨答应过妻子,晚上就又故态复萌,大醉而归,弄得妻子信心大失。但调到新单位工作以后,除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和不得不去的事情,我基本会推掉所有应酬,按时上下班,按时回家。

搬到廉租房,即是我调入新单位之后第四年的事情。那时我刚刚调整过来,下决心要写点东西。我当时的境遇是,这一周值班,下一周休息——因为编辑部的编辑基本都是所谓作家,领导考虑到大家不但要编稿约稿,还要写自己的东西,于是顶着压力做出了这样一个深受大家爱戴的决定。当值的这一周,我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编稿子,接电话,偶尔与朋友出去小酌几杯,倒也没有太惹是生非;休息的这一周,如果单位不开会,或有其他要紧的事,我基本上都蜗在固原的家里,欣欣然做宅男状。按照妻子的安排,早晨我可以睡一会儿懒觉,懒觉起来即刷牙、洗脸、整理内务,之后到餐桌前享用早早准备好的早餐。早餐是馒头、小菜、芝麻糊。早餐用完,碗筷也不用收拾,点上一支烟,即可到电脑前写自己的东西。写到十一点半左右,开始蒸米、洗菜、切菜,然后打开电视机,一边抽烟一边坐等妻子回家做饭。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些期许的,因为从这一周的礼拜六到下一周的礼拜天,除去路上所花的时间,每次都有满满七天时间在等着。我想我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你盼的时候它不来,它一旦来了你又茫然”。——原先,自己写得不多不好,总感觉是因为时间不够的缘故;或者说,那么忙乱的时候,自己忙里偷闲还能写点东西,而一旦真正闲下来,一大片空闲的光阴在前面等着,自己却又有些手足无措、感觉无从下笔了。

我常常坐在电脑前发呆。有时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上午。怎么办?抽烟、溜达、抓头发,头发越来越少,于是就趴在窗沿子上看楼下的风景。

那时,新区的建设正搞得如火如荼,我所住楼房东边的那条马路,铺了灰砖,又铺彩砖,彩砖铺上又收拾马路牙子。到处一派繁忙景象。我趴在窗沿子上,不经意间能看小半天。有时看人,有时看机器,如果兴趣来了,我会把一群工人铺砖铺路的整个流程从头至尾看上一遍。路基压了,柏油铺了,路灯一根根竖起来。廉租房四周正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到处都是筑夯声。到处都是正在渐渐长大的高楼大厦。路那边的山上正在建造公园。公园的主体就是这座小山的沟沟岔岔。这座公园建成后,将是连接老城与新区之间的过渡性纽带。为了把修路取土形成的一道崖坎刨平,弄成一个斜坡形状,一台大型挖掘机轰隆隆开过来了。挖掘机有一个长而弯的单臂,远远地伸出去,能把崖顶上的土像手一样灵巧地挖下来,填在崖的下边,刨刨填填,直到形成一个与旁边山形连为一体的斜坡。之后撒种子浇水,不到半月时间,那面新修的坡上竟有了一层淡淡的浅绿,就像初春时节柳树上的鹅黄一样。

公园很快就建成了。公园里有广场、石阶、甬道、路灯、连椅,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盛开的鲜花和绿树。每天清晨,廉租房里的人们就会从灰楼和黄楼间陆续走出来,在公园里爬山、走路、踢毽子、打太极拳……

接连看了数月之久的风景,我的心渐渐沉下来。

5

我开始写计划中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故事刚开始,其实有些偶然。这一年,正阳县门宣乡八代沟的小姑娘陈望姣,高考落榜了。时间是2012年6月初,夏天。那时,麦子已出齐了穗,豌豆的豆荚胀得鼓鼓的,放眼望去,山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村里杏树上的果子结得一咕嘟一咕嘟的……”故事写一个会唱秦腔的农村小姑娘,高考落榜后在城里找工作,找来找去没找成,后来在街头自乐班唱了一段秦腔,吸引了很多观众。而这时,一个夏夜纳凉的记者路过这里,给她拍了张照片,并将照片发在本地的一张晚报上。从此,小姑娘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故事的发生地叫正阳,是个贫穷得没有任何特点的山区小县。

写这部作品时,我恰好就住在廉租房里。当时也是6月,夏天,一到晚上,廉租房前面的街道就开始热闹起来。高高的手臂一样的路灯亮成一排,街边上布满了许许多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有卖小吃的、卖服装的、卖菜卖水果的,当然也有打牌下棋的。在这中间,往往就有那么一群半老不老的人,靠墙边围个半圆,坐在一些矮凳或砖头上,有拉胡琴的、吹笛子的、弹三弦的、敲锣打梆子的,叮叮当当忙活一气,景象颇为热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秦腔自乐班。自乐班的人一般都是临时的、没有固定组织的,他们自觉自愿凑在一起,目的就是自娱自乐,解个心慌。

我因为和妻子都是秦腔迷,常常就会在晚饭后来到这里,听那么一会儿。我发现,在这个秦腔自乐班的,大都是些来自农村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七老八十,但也已经年过半百。他们来到这座城市,多半是因为他们的儿女来到了这座城市,唱秦腔之于他们,一半是重拾旧好,一半是想家怀旧。

自乐班的成员往往都有些戏曲功底,他们要么原先在村里真唱过戏,要么就是一些发烧票友。他们那么一闹,往往就能围上来一群同样是半老不老的人,坐在旁边叫好、鼓掌。一般来说,来这里凑热闹的,多半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但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位小姑娘来到这里。小姑娘约十七八岁年纪,五官清秀,脸蛋红扑扑的,扎着个马尾巴辫子。她看上去有些拘谨,有些羞涩,但一旦开口,却把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她唱得地道、深情、投入,尤其是她的嗓音,嫩嫩的、脆脆的,用山里人的话形容,“就像铃铛碰铃铛一样”。小姑娘一口气唱了三个唱段,一段《虎口缘》、一段《三击掌》、一段《藏舟》,一段比一段唱得好。小姑娘唱时,旁边那些卖小吃的、卖服装的、卖菜卖水果的、打牌下棋的,都意外地停下来,引颈翘望,其情其景颇像明星开演唱会。

这时我恰好出来溜达,适时地看到了这一幕。

我突然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少女,长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所谓貌若天仙。一天,一位热情的摄影师采风路过那里,发现了她,并将她带出大山,进行商业包装,人称天仙妹妹。后来新闻媒体围绕着这个小女孩和这个摄影师,编排了好多故事,被炒得沸沸扬扬……传闻与现实一结合,竟碰撞出一丝绚烂的火花——我以此为由头,竟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两万多字,题目叫《叫板》,发表在那一年最后一期的《天津文学》上。作品发表后,自己感觉意犹未尽,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影影绰绰,挥之不去,老在我的眼前晃悠。后来就有了将它扩写成长篇小说的想法。

写长篇小说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廉租房里完成的。写作期间,我多次到廉租房前面的那片空地上,去溜达,去听秦腔自乐班,但始终再未见到那个小姑娘。小姑娘似乎人间蒸发了。小姑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是谁家的孩子?她来自哪里?来到廉租房,她究竟经历了怎样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关于这一切,只有通过我的想象来替她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