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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余光中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ISBN：978-7-5594-2601-7 定价：45.00元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 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 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 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 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 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 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 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 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 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 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 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 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 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 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 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 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追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 一叠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 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驷 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 中山大学的历任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来投考中山。 所以我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 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 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 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 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 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 品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 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激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 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等，总之 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 了。但是看升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 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 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 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密，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 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 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 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还这么亲力亲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招之即 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 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 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她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 做事明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 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 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 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 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 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 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 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仍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 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在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 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 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 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全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 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存都熟悉，一部《梵·高传》三十多万字，四十 年前她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版社出最新版，又帮我细校了一遍， 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 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 专访又当作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 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 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 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 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 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 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 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 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 水准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 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 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 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 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 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 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不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 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 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 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存素来喜欢摄影，也勤 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 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 全数完璧归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 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 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目前我的又一本 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的一大袋照片，许多都 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 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 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 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 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 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 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

我的四个假想敌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 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 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部让那些“靓仔”“叻仔” 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 说得玄妙些呢，是姻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 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 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 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 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 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 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 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 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 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 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 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 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脚， 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 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 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 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 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 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 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 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 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 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 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 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 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 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 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 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 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 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 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 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 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 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 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 机陡萌”（My dreams，I fear，are infanticid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 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 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 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 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 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 还是披头士、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 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 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 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 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将士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 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 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 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 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 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 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 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 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 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 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 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 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 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 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 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 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 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 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 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 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 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 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 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 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 阅她们小时的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 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 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样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 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 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 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 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 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包括韦固，下 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 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 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 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作‘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 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 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 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 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 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 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

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 过，但是我不稀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 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 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 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 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 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 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 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 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 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开你的大头会

世界上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 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辩一 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 仅仅消磨光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会场 虽非战场，却有肃静之气，进得场来，无论是上智或下愚，君子或小人， 都会一改常态，人人脸上戴着面具，肚里怀着鬼胎，对着冗赘的草案、苛 细的条文，莫不咬文嚼字，反复推敲，务求措辞严密而周详，滴水不漏， 一劳永逸，把一切可钻之隙、可乘之机统统堵绝。

开会的心情所以好不了，正因为会场的气氛只能够印证性恶的哲学。 济济多士埋首研讨三小时，只为了防范冥冥中一个假想敌，免得他日后利 用漏洞，占了大家的，包括你的，便宜。开会，正是民主时代的必要之恶。 名义上它标榜尊重他人，其实是在怀疑他人，并且强调服从多数，其实往 往受少数左右，至少是搅局。

除非是终于付诸表决，否则争议之声总不绝于耳。你要闭目养神，或 游心物外，或思索比较有趣的问题，并不可能。因为万籁之中人声最令人 分心，如果那人声竟是在辩论，甚或指摘，那就更令人不安了。在王尔德 的名剧《不可儿戏》里，脾气古怪的巴夫人就说：“什么样的辩论我都不喜欢。辩来辩去，总令我觉得很俗气，又往往觉得有道理。”

意志薄弱的你，听谁的说辞都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是正在侃侃的这位 总似乎胜过了上面的一位。于是像一只小甲虫落入了雄辩的蛛网，你放弃 了挣扎，一路听了下去。若是舌锋相当，场面火爆而高潮迭起，效果必然 提神。可惜讨论往往陷于胶着，或失之琐碎，为了“三分之二以上”或“讲 师以上”要不要加一个“含”字，或是垃圾的问题要不要另组一个委员会 来讨论，而新的委员该如何产生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等等，节外生枝， 又可以争议半小时。

如此反复斟酌，分发（hair-splitting）细究，一个草案终于通过，简 直等于在集体修改作文。可惜成就的只是一篇面无表情更无文采的平庸之 作，绝无漏洞，也绝无看头。所以没有人会欣然去看第二遍。也所以这样 的会开完之后，你若是幽默家，必然笑不出来；若是英雄，必然气短；若 是诗人，必然兴尽。

开会的前几天，一片阴影就已压上我的心头，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 烦。开会的当天，我赴会的步伐总带一点从容就义。总之，前后那几天我 绝对激不起诗的灵感。其实我的诗兴颇旺，并不是那样经不起惊吓。我曾 经在监考的讲台上得句；也曾在越洋的 747 经济客舱里成诗，周围的人群 挤得更紧密，靠得也更逼近。不过在陌生的人群里“心远地自偏”，尽多 美感的距离，而排排坐在会议席上，摩肩接肘，咳唾相闻，尽是多年的同 事、同人，论关系则错综复杂，论语音则闭目可辨，一举一动都令人分心， 怎么容得你悠然觅句？叶慈说得好：“与他人争辩，乃有修辞；与自我争辩， 乃有诗。”修辞是客套的对话，而诗，是灵魂的独白。会场上流行的既然 是修辞，当然就容不得诗。

所以我最佩服的，便是那些喜欢开会、擅于开会的人。他们在会场上 总是意气风发，雄辩滔滔，甚至独揽话题，一再举手发言，有时更单挑主 席缠斗不休，陷议事于瓶颈，置众人于不顾，像唱针在沟纹里不断反复，转不过去。

而我，出于潜意识的抗拒，常会忘记开会的日期，惹来电话铃一迭连 声催逼，有时去了，却忘记带厚重几近电话簿的议案资料。但是开会的烦 恼还不止这些。

其一便是抽烟了。不是我自己抽，而是邻座的同事在抽，我只是就近 受其熏陶，所以准确一点，该说闻烟，甚至呛烟。一个人对于邻居，往往 既感觉亲切又苦于纠缠，十分矛盾。同事也是一种邻居，也由不得你挑选， 偏偏开会时就贴在你隔壁，却无壁可隔，而有烟共吞。你一面呛咳，一面 痛感“远亲不如近邻”之谬，应该倒过来说“近邻不如远亲”。万一几个 近邻同时抽吸起来，你就深陷硝烟火网，呛咳成一个伤兵了。好在近几年 来，社会虽然日益沉沦，交通、治安每下愈况，公共场所禁烟却大有进步， 总算除了开会一害。

另一件事是喝茶。当然是各喝各的，不受邻居波及。不过会场奉茶， 照例不是上品，同时在冷气房中迅趋温吞，更谈不上什么品茗，只成灌茶 而已。经不起工友一遍遍来壶添，就更沦为牛饮了。其后果当然是去“造水”， 乐得走动一下。这才发现，原来会场外面也很热闹，讨论的正是场内的事情。

其实场内的枯坐久撑，也不是全然不可排遣的。万物静观，皆成妙趣， 观人若能入妙，更饶奇趣。我终于发现，那位主席对自己的袖子有一种， 应该是不自觉的，紧张心结，总觉得那袖口妨碍了他，所以每隔十分钟左右， 会忍不住突兀地把双臂朝前猛一伸直，使手腕暂解长袖之束。那动作突发 突收，敢说同事们都视而不见。我把这独得之秘传授给一位近邻，两人便 兴奋地等待，看究竟几分钟之后会再发作一次。那近邻观出了瘾来，精神 陡增，以后竟然迫不及待，只等下一次开会快来。

不久我又发现，坐在主席左边的第三位主管也有个怪招。他一定是对 自己的领子有什么不满，想必是妨碍了他的自由，所以每隔一阵子，最短 时似乎不到十分钟，总情不自禁要突抽颈筋，迅转下巴，来一个“推畸”（twitch）或“推死它”（twist），把衣领调整一下。这独家奇观我就舍 不得再与人分享了，也因为那近邻对主席的“推手式”已经兴奋莫名，只 怕再加上这“推畸”之扭他负担不了，万一神经质地爆笑起来，就不堪设 想了。

当然，遣烦解闷的秘方，不止这两样。例如耳朵跟鼻子人人都有，天 天可见，习以为常竟然视而不见了。但在众人危坐开会之际，你若留神一 张脸接一张脸巡视过去，就会见其千奇百怪，愈比愈可观，正如对着同一 个字凝神注视，竟会有不识的幻觉一样。

会议开到末项的“临时动议”了。这时最为危险，只怕有妄人意犹未尽， 会无中生有，活部转败，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什么新案来。

幸好没有。于是会议到了最好的部分：散会。于是又可以偏安半个月了， 直到下一次开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