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邵丽，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创作小说散文诗歌两百多万字。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全国大型刊物，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家大型刊物奖。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我始终坚持并承认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这可能跟我的经历和写作习惯有关系。而我对现实主义的喜爱，因为贴近基层的现实，更有了一种正相关。尤其是我挂职锻炼那两年，当你沉在生活的最底层，你才会真正明白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到《第四十圈》，那些深埋在地下的愤怒和悲哀，会突然击中你，让你猝不及防而更加绝望。对于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我们给不出答案，也开不出药方——虽然那些的确都是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的故事，我也都见过当事人或者他们的亲属。当我和他们一起，陷入对历史的追忆，把那些故事从被生活碾压的尘埃里捡拾出来的时候，那种写作的欲望、冲动甚或是恐惧，深深地攫住了我。没有现实中的触碰，根本无法带来内心的震荡，从而使文字产生饱满的张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受影响最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和政治需要，俄罗斯文化也曾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这种影响到现在还有，而且也不仅仅存在于文学领域。俄罗斯那些烛照着我们思想和灵魂的伟大的名字，如叶赛宁、屠格涅夫、帕斯捷尔纳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柴可夫斯基、列宾、普希金、鲁宾斯坦，都曾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和生活。不过，虽然俄罗斯作家的那种弥赛亚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意识是如此地契合，但又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比我们更有情怀。他们述说苦难和社会的不公，除了设身处地的怜悯和同情，没有置身事外的怨怼和骂街式的暴跳如雷，更没有那种冷冰冰的仇恨——这恰恰是我们的文化所缺少的——反而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挺住了尊严，甚至在罪恶里升华了境界。所以俄罗斯作家们在一百多年前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即使现在对我们都有指导意义，因为他们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粗粝的现实，还有“整个原野——有纵横的阡陌，不息的河流，巍峨的高山，和手足般的人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展开关于现实主义大讨论的意义之所在。

其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论始终没停止过，尤其是在文学界以及批评界，也有很多人对现实主义文学持一种批评或者否定的态度。但最终，这种争论还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不了了之，毕竟，即使是再先锋的文学，也都植根在现实主义的泥土里。虽然这“现实”与那“现实”是如此的不同，但也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有异而已。其实这又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离生活太近，作家往往会成为现实生活的代言人，这样就会削弱作品的文学意趣；离生活太远，也就意味着抛弃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让写作成为纯粹的白日梦呓。当然，对于“现实”我们既不能静止、也不能过于功利地去讨论。在不同的时代，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也必然对文学提出不同的要求。生活是变动不居的，这看上去是常识，但是我们一旦进入对“现实”的讨论时，却常常忘记这一点，忘记随着现实生活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认识和观念也难免要发生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中总结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固然很难适应80年代生活的需求；从80年代生活中催生的现实主义观念，自然面对今天的生活也要做出调整。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探索之路，也是没有止境、历久弥新的。但唯一不变，或者非常难变的，是人性和文化。这也就是我们认识和寻找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时最合适的路径。

作为生活在河南的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中原作家群是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一个创作群体。多年来，河南作家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南作家具有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传统。从老一代作家张一弓、李佩甫，到我们这一代的乔叶、计文君、包括我自己，基本上都是走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胡平老师对河南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大加赞赏，他觉得这是一种大气。他曾经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写到：“可能源于中原文化深厚的传统，河南作家有一种自然的大气。与文学界的一些求新变成追求怪异的情况不同，在艺术创作中，河南作家坚持追求思想的深度、厚度，但同时也坚持同样可贵的创新意识。河南作家对新与厚的追求是融在一起的，这种新与厚的融合表现为一种大气。”当然，这种大气来自于对现实的观照和关注，河南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河南文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乡土意识与乡土形态。但是今天，现实与乡土在河南作家的笔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凝固封闭的‘现实’与‘乡土’，而是全球化视野下处于流动性开放性之中的现实与乡土，作家们基本完成了乡土社会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表达。值得肯定的是，在对于乡土社会的现代表达中，河南作家没有迎合西方汉学家与读者对于中国的想象，他们既在现代语境中审视当下的现实，又坚持了真实性与复杂性的表达，这使河南作家在新的坐标系中能有自我稳实的立足点，后劲充足”。

总之，中国的文学创作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推进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个重大课题。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如何实现新突破，更加鲜明地反映时代生活，抒写民族精神，展现人民风貌，让现实主义真正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值得探索和思考。而《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现实主义大讨论”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