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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现实主义需要一种精神主导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 於可训  2018年09月30日08:19

於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曾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王蒙传论》《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新诗文体二十二讲》《新世纪文学论集》《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写作》等。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湖北文艺明星奖、湖北文艺论文奖、中国文联文艺论文奖、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种。近年来发表有长篇小说《地老天荒》,《幻乡笔记》系列短篇及散文《淡水的诗意》等作品。

在许多人看来,现实主义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与现实主义有关的理论,在一些人眼里,也是一些过时的理论。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更属不合时宜。但是,也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当代创作在遭遇困境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解困之法,又往往是现实主义,或与现实主义有关的创作方法。远的不说,就以最近40年而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告别“文革”文学模式,靠的是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80年代中期以后,当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难以为继,又是现实主义以“新写实”的名义拯救了这场创作的危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敢于揭发乱象,对丑德恶行发动“冲击”的,还是一股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潮流。凡此种种,当代创作之所以在遭遇困境或面对新的社会人生问题时,都要祭起现实主义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和战斗口号”,“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文学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语),那是因为,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作为十九世纪崛起于欧洲而后又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同时也是文学在诞生之初就与之俱来的一种原初精神和文学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种基本原则。就后一种意义而言,所谓现实主义本可以有另外的命名,但因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文学史上创造了许多经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代中国一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甚至是依托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参照现实主义的文学经典构造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已然超出了一般创作方法的含义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的理论原则,同时也是这种理论原则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共名。因为这层原因,所以,当文学创作遭遇困境的时候,现实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振弱起衰的利器,这几乎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实主义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或原始意象。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今天在我们的头脑里再度显现,无疑是与文学当前遭遇的创作困境有关。这种创作困境可能有许多方面的表现,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还是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现实主义,就其处理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各有侧重,有侧重真实性的,如古典的现实主义,或曰朴素的现实主义,有侧重批判性的,如批判现实主义,或曰经典的现实主义,有侧重本质性的,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曰革命的现实主义等等,但无论其处理与现实的关系侧重哪一方面,都有一个主导的观念支配和引导作家对于现实的艺术描写,这个主导的观念,又往往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时代的文学理念,一个时期的现实问题有关。这种主导观念尽管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但没有这个主导的观念起支配和引领作用,现实主义艺术描写就很容易流为刻板的照相,或满足于掇拾旧闻,记述近事,道听途说,拾荒猎奇,成为一本巨细无遗的流水账,或聊充谈资的传奇故事,而不可能以其思想的力量洞悉现实,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火光。常听有人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现实世界之中,这样的现实,最容易孕育和产生伟大的作品,但事实是,不但伟大的作品尚未见出现,相反却经常听到量胜于质、有高原缺高峰之类的抱怨。究其原因,不是今天的作家缺少对现实的观察、了解和体验,也不是今天的作家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力和创作经验,而是今天的作家普遍缺少一种烛照现实的思想的力量。这种思想的力量不是来自脱离现实的冥思苦想,也不是来自圣哲先贤的鸿篇巨制,更不是某些形而上的抽象理念或流行的心灵鸡汤,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了解之后,对现实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的结果。从前有一个“时代精神”的说法,今人听起来或许觉得陈旧,但一个时代,又确有属于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为这个时代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或曰时代精神可以是多元的,但其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却应当是这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本质和精神诉求的反映。恰如时下流行的现代性,虽然学者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界定,其实也就是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西方在现代化历史中凝聚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学在不同时代所显现的精神特质,都与这种被称为现代性的理念有关,没有这种理念的支撑,西方文学就不可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思,从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保持人的精神的独立性。笔者上世纪90年代曾著文讨论“人文现实主义”问题,提到《上海文学》当时正在提倡的“文化关怀”小说。《上海文学》的编者把“文化关怀”小说的本质设定为“90年代‘人间关怀’精神”,认为在中国社会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90年代,文学应当“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让“中国当代文学焕发出新的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个说法在今天并不过时,且寄望于今天的作家对今天的现实具有这种“人间关怀”精神。如果说今天的现实主义需要一种主导精神的话,我以为这种主导精神就应该是这种“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的“人间关怀”精神。为此,我也想借此机会重提“人文现实主义”的主张,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