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袁敏

楔子

兴隆公社的知青中，有一个群体一直让我困惑，那就是南林大队的十个孤儿。

兴隆公社三百零六名知青中，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居多，几乎都是黑帮子女。即便有少量的工人后代，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家庭多多少少也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当年，他们激情满怀地奔赴北大荒，却憋屈地来到了地处边境二线的富锦县，似乎让人无话可说。

然而，十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吃国家饭，穿国家衣，靠国家抚养长大的孩子，他们没有家，更不可能有所谓的家庭政治问题。他们为什么也会被裹挟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又为什么会随一批黑帮子女来到兴隆公社？这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谜团。

带我走近这个谜团的是何学敏大姐。何大姐对我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惟有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不能丢。

而这群孤儿恰恰被生他们的人丢失了；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中又有人将自己生的人也丢失了。无论出于何种历史原因造成了这种丢失，丢失的痛，一定会在他们心灵深处刻下深深的伤痕。

一开始，我没有勇气去触碰这样的疤痕，便想先弄清楚：1969年春天，这群孤儿所在的杭州第一社会福利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千零十八名赴北大荒二线的富锦插队落户的知青队伍中，为什么进来了十名孤儿？当装满知青的绿皮火车从闸口车站缓缓启动，汽笛声在白塔岭上空鸣响，站台上无数家长流泪看着向自己挥手告别的孩子们远去时，有没有人来为这十个孤儿送行？

我首先想到了杭州档案馆。一座城市的风雨烟云，总会被浓缩在一本本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档案里，虽然档案显现的可能只是寥寥数语，甚至只有几个字，但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和提示，背后也许就能推开一扇尘封的大门。

我先上网查询杭州档案馆，在首页的各类分栏中找到“查询大厅”，并迅速地点了进去。页面上的显示让人兴奋，横贯“查阅大厅”的通栏标语是：“我们有200多万卷的历史等待着您的开掘”。我备受鼓舞，便在搜索栏中输入了“杭州第一社会福利院”字样，马上跳出来七八个分类目录，包括：开放档案、年鉴、志、文集汇编、老照片、老地图、视频新闻等。我先点了“开放档案”，搜索结果显示“0”，我又依次点了其他目录，无一例外，统统是“0”。这有点出乎意料，我犹豫了一下，再试着输入“杭州孤儿院”，搜索结果依然是“0”。

我不死心，我也不相信涵盖这座城市方方面面历史的二百多万卷档案，会没有留下杭州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这群孤儿一丁点儿的蛛丝马迹。

线上不行，就走线下。我去了档案馆的档案大楼，在查阅大厅里，我向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想查阅有关杭州第一福利院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院人员的名单，以及1969年该福利院的所有会议记录档案。工作人员态度委婉地告诉我：第一，福利院人员的名录档案属于保密级别，不对外。若确实有重要需求，必须得有福利院第一把手签字同意的证明，才可以查询。第二，关于1969年福利院的会议记录，你可以先查寻相关目录，若找到你所需要的内容，你再去福利院开证明，才能进一步查阅。

看来，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原本以为，一个国家的儿童福利院，要把十个孤儿送去北大荒，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况且这些孤儿当时大多不满十八岁，应该还算是未成年者。福利院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恐怕不是哪个领导个人可以拍板的，或许是某个会议上集体做出的决定。而这样重大的决定，应该会在相关会议记录上留下事情的原委，而知道了原委，可能也就找到了解密真相的线头和钥匙。

现在，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查询档案的规矩，让我意识到，孤儿院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孤儿们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每一个孤儿的身世，都埋藏着个人的隐私，档案馆保护个人隐私，也在情理之中。我这样大大咧咧地查询，显然有违国家对这一特殊群体给予保护的原则，同时，跟福利院惯常的低调、内敛、警惕、隐秘的处事风格也不太吻合。

当工作人员态度不冷不热，带着一副程式化的表情将厚厚一摞杭州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卷宗目录递给我时，我甚至隐隐觉出了一种潜在的提防。这种提防让我下意识地变得紧张，我小心翼翼地找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翻阅了这厚厚的一摞卷宗目录，重点关注了1969年上半年时间段的内容。

然而不出所料，查找一无所获。从目录上看，十个孤儿去北大荒的事情，没有任何记载。

虽然有点失望，倒也没有特别沮丧。我想，自己还有一条路径可走：重新找出那份兴隆公社知青档案——《杭州青年登记表》，或许在那里面可以寻找到一些线索。

由于事先已经得到了十个孤儿的名单，在档案中查找他们并不困难。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表格中只找到了九个孤儿的名字，他们分散在不同的页码里。当我把这些分散的页张抽出来，摊在桌上仔细查看时，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表格中，在“原单位”（即原所在学校）这一栏上，他们每个人的档案记录，写的既不是“福利院”，也不是“孤儿院”，而是“教养院”。

我相信这应该不会是笔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一名称的更改，无形中就让这些孤儿的身份变得暧昧起来。福利院也好，孤儿院也罢，在人们心中，他们是失去父母的孩子，是国家负责抚养的孤儿，令人生出同情和呵护的愿望；而“教养院”，性质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在约定俗成的观念中，那里似乎都是有问题，或者是犯错误，甚至是犯罪的未成年人。

我不知道当年制作这份档案者出于无意还是有意，因何将“福利院”写成“教养院”，但一词之差，这些孤儿的身份就有了天壤之别。即便他们没有家庭政治问题，仅凭自身被“教养”的身份，恐怕在那个年代也足以被打入另册。

这十个孤儿最后来到了兴隆公社最偏远、最贫穷、最落后的南林大队，这是否也和他们来自“教养院”的身份有关，如今已经无法证实，但他们在南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人生故事，却令人唏嘘。

一

南林是兴隆岗东南面的一个小村子，坐落在七星河边上，与宝清县隔河相望。这里原来只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湿地，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繁，虽然常常有美丽的白色鹤鸟振翅飞过，但最初几乎没有人想在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上留下来谋生。

1969年，南林湿地接纳了来自杭州的十个孤儿知青

上世纪三十年代“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一批又一批逃荒闯关东的人来到黑龙江的富锦，占地为王，在一片十几公里的岗地上遍种罂粟，引来鸦片烟商交易繁荣，兴隆一时，故被人称为“兴隆岗”。直到兴隆岗周边的湿地大片被开垦、被瓜分，种大烟者不断从兴隆中心向外围地带推进时，地处边缘、一只脚已经跨进七星河、差不多快和宝清接壤的南林，才进入淘金者的视野。很快，这里的湿地也被一片片开发出来，种上大烟，建了村子，有了人家。“南林”名字的由来，如今已无从考证，由于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上地势低洼，洪涝一来，一片汪洋，大烟冲走，房子淹没，辛苦一年，灰飞烟灭。一拨拨的人，来了又走了。有人慨叹：南林“有山有水有农田，半是芦苇半草原”，透出对这片看似美丽却难以驾驭的土地，又爱又恨的无奈。

1969年春天，来自杭州的十名孤儿像白色鹤鸟一样，飞落在南林这片蛮荒苍凉的土地上，但最后还是一个一个孤单而凄惶地飞走了。

2018年春天，我第四次赴北大荒采访，专程去了南林。我想寻觅当年那一群南林孤鹤遗落在这里的踪迹。踏上南林土地的那一刻，我的心为之震颤，我无法想象，半个世纪过去，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便是兴隆公社下属的十几个大队，面貌也今非昔比，但呈现在我面前的南林，却像凝固了时间，冻结了岁月，把贫穷、荒凉和破败，镌刻成一幅经久不变的木刻版画：稀稀拉拉的低矮的茅草房；坑坑洼洼踩下去拔不出脚的烂泥路；东倒西歪风一吹就要倒的马架子；零零落落趴在泥里的地窝棚……

一直陪同我走访的小二书记，现在是兴隆镇宏胜村的当家人，他所管辖的宏胜村，以及我们这一路寻访走下来的新兴、东悦、隆胜、东风、红星、兴东等其他大队都显出了富裕小康的面貌，虽然有一些当年知青住过的茅草房还被老乡们保留着，但那完全是为了留存对知青的念想，村民们自己大多住上了新瓦房，许多老乡家里还安上了土暖气，条件好一些的，甚至装了淋浴房。种地收割早已不是当年的牛犁马拉，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粮食加工也一改以前原始落后的打场脱粒，推碾子磨面，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机械化加工操作。小二书记带领宏胜人培育的“绿色口粮2号”大米如今不仅走出了富锦，甚至走出了北大荒，卖到了全国各地。全村人开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相比之下，仅仅相隔几十里地的南林为何一成不变？就像是一只原地趴着不动的蜗牛，几十年的岁月更替，几乎没有在它身上留下痕迹。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南林大队的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在别的大队举目可见的，村道上悠闲漫步的鸡鸭，屋前道路地上晾晒的粮食和苞米种子，在这里几乎也看不到踪影。我们找到了村委会，门窗紧闭，四周静悄悄的，从窗户里望进去，里面空无一人。

我问小二书记，为什么南林和别的大队差距那么大？是什么原因让这里几十年几乎没什么变化？

走访南林时，在知青们住过的土坯房前留影

小二书记没有正面回答我，却叹了一口气说，这破地方，没人愿意呆呀！能走出去的都走了，和空心村也没啥两样了。当年那些孤儿真的很不容易，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到这么个地方来插队落户，那真是遭老罪了。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咋样？你回去以后能否和他们联系一下，收集一下他们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我想给他们寄大米。

很长一段时间，小二书记的那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桓：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咋样？

在我已经发表的关于兴隆公社知青的几篇专栏文章中，我更多地沉浸在过往的历史中，我觉得用历史观照当下，常常能发人深省。而从南林回来以后，我却更多地想知道那群孤儿现在的生活；想知道当年那一纸档案中，“教养院”这一身份的阴影，给他们各自后来的人生命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开始了解和打听这批孤儿的下落和目前的处境。

二

他在“南林”微信群中的名字叫“鱼来了”，我叫他大鱼。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以为他不是知青，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肤色黑红，透着常年在日照下农田劳作的印记，额头的皱纹像刀刻一样，一道道沟壑里嵌着岁月的泥尘。

当年赴北大荒插队落户时，大鱼是领队。那时候，大鱼也只有十七八岁，但却比其他孤儿似乎要成熟一些，有点大哥的风范。他是东阳人，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生病死了。母亲匆匆改嫁，逃也似地离开了一贫如洗的家。没了爹妈的大鱼，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他先是在村子里东家西家地晃悠，东一口西一口地蹭饭，几次遭人白眼后，要强的他就决定出走了。他流浪到了杭州，先是被收容所收容，后来收容所知道他已经没爹没妈，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也就是后来的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在所有回杭的孤儿知青中，只有大鱼一个人至今还在农村，只不过是从北大荒回到了浙江乡下，干的还是田里的营生。先是种水稻，后来种毛竹，几十年就靠翻弄土坷垃养家糊口。到现在依旧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也就是这位大鱼了。要说孤儿知青中，目前境况最差的，大概也是他了。

前几年，大鱼将近花甲之年时，有人提醒他，你不能这样辛辛苦苦地干到死呀！年纪大起来，总有干不动的一天，那时候，你怎么办？你是知青，知青是国家给的身份，有工龄的，你应该找有关部门了解一下，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就把自己的知青身份给弄丢了！

大鱼想，对呀！自己是知青，当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的，怎么到头来就成了一个连劳保都没有的农民了呢？

打那以后，大鱼就开始为证明自己的知青身份上上下下奔波，折腾了好几年，最后敲出了八颗图章，总算恢复了自己的知青身份，有了一份最低限度的劳保。

那段时间，我一直想弄清楚，关于这群孤儿在知青档案的名录上，“原单位”为什么写的是“教养院”，而不是“孤儿院”或者“福利院”，他们各自后来的人生轨迹，有没有因为“教养院”的身份而受到影响？所以，最初有人向我诉说“大鱼”的个人经历时，我注意力尚未转换过来，只是在采访本上匆匆记下了几个字，大鱼：农民、低保、八颗图章。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寥寥几个字中，其实有很重要的信息含量，而我却不经意地将此放过去了。

我是在前前后后采访了南林孤儿两个多月后，下决心写他们的命运故事，回过头来仔细翻看自己对他们的采访笔记时，发现关于大鱼的那几个潦草字词的：农民、低保、八颗图章。我突然觉得这里面似乎包含着很多内容。

我知道大鱼一直生活在浙江临安农村。临安原来是杭州西部的一个县，现在已经属于杭州市下辖的一个区，距杭州市区大约四五十公里。那里有远近闻名的天目山、青山湖、白水涧、浙西大峡谷，在杭州人的心目中，那是一片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多家地产商在那里开发了别墅区，是富人们趋之若鹜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但那里的农村还是偏远、闭塞，与杭州周边发达的富阳、萧山、余杭等地的农村比较，临安还是相对贫穷和落后。

我给大鱼打电话，说要去采访他。大鱼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你可以到杭州西站坐598公交车。

虽然只是一次短途的寻访，但必要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除了高温酷暑天必备的雨伞、扇子、太阳镜、防晒霜、矿泉水、毛巾，还有采访本、笔、手机、充电宝。除此之外我还是带上了照相机。虽然我的华为手机拍照很不错，莱卡镜头摄下的照片清晰度很高，色彩和层次都很好。但手机出现故障的频率很高，我还是得双保险，手机相机同时拍。

第二天早上，七点不到我就出发了，我想赶在日照火辣之前赶到临安，除了采访之外，我更想去大鱼生活劳作的实地看一看，我觉得眼睛有时候比耳朵更管用，那些藏匿在平常日子褶皱里的尘埃，往往会带出历史岁月的信息。

倒了三次车，路上花费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临安东站时，已是上午近十点。一下车，我就看到大鱼站在出口处等我，看到我时拼命向我招手。

日头正高，火辣的阳光像针一样穿透我撑着的雨伞，扎刺着皮肤，有一种烧灼的感觉。大鱼没有任何遮挡地站在烫人的白光里，汗水顺着脖子哗哗地往下淌，濡湿了一大片衣衫。

我很感动，也很不安，大鱼的实诚，让我对这次采访有了足够的信心。

我说，去你家还有多少路？怎么走？要多少时间？

大鱼没有回答我连珠炮似的提问，却说，我们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聊一聊吧，我马上还要赶回去，家里还有活等着我。

我愣住了，没想到我大老远地专程赶过来采访他，他却没有让我去他家的意思。我有点沮丧，但不死心，我说，我想去你家看看，了解一下你的生活，我还带了相机，想拍一些照片呢！

大鱼说，你去不了，从这里到我家还有七十多里地，还得再坐车到於潜，到了於潜，离我家还有近二十里地，这段路就没有公交车了，要么走路，要么打黑面包车，或者招手摩托，又脏又不安全，你坐不了，而且价钱很贵，要杀猪的！

我说，没关系，我来付钱。我大老远的来都来了，还是想去看一看……

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打断我说，不行，我们还是就在旁边找个地方坐一坐，把你要问的事儿说一说，说完就好了，你也马上好从这里直接坐车回去，都不耽误事儿。

看得出，他的态度很坚决，路远、车费贵、不安全，这些在我看来都不是事儿的事情，在他却可能都是事儿。我还想说服他，但从他决绝的眼神中，我看出再作争取也是徒劳。我想，也许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裸露在外人面前。

我内心虽然失望，但也能理解，一个本来和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却很唐突地要闯入他平静的生活，这确实有点招人烦。

好吧，那我们找个幽静点的小饭馆，我请你吃饭，我们好好聊一聊。我说。

没必要，我最多只能呆一个小时，我还要赶回去有事情的，他说。

你回去还有那么多路，路上哪里去吃饭呢？我过意不去的。我还想坚持。

他一挥手，指着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说，我们就去那儿吧，抓紧聊完了，我好赶路。

无奈，我只好随他来到了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我们找了两个空座位坐下来。

这大约是我采写兴隆公社知青以来，最仓促、最匆忙、最心急火燎的一次寻访，我不明白，一个已经年过花甲奔古稀而去的农民，还有什么着急忙慌的事情必得他赶回去？他是不是为了应付我的采访，不得已来车站敷衍我一下？

然而，等到我们在空调冷气很足的候车室坐下来，稍稍收汗以后，大鱼从随身的一个包里拿出几张纸递给我时，我只粗粗扫了一眼，心就怦怦狂跳起来。

一共五张纸，全是复印件，每一张纸上呈现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我在杭州档案馆苦苦寻觅而不得的所有关键内容。我知道自己误会了大鱼，我其实根本不了解大鱼手中有这样珍贵的档案材料，我也没有问过他，在跑自己的知青身份证明时，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我没有想到，一个至今还在农田里耕耘劳作的农民，对和自己相关的档案材料有这样高度的敏感和保存意识。更让我意外的是：首先，他懂得这些文件材料的价值；第二，他明白我采写南林孤儿，这些和孤儿相关的原始记录，对我一定有用；第三，他对我这个陌生的文字工作者充满信任，才会把这样隐秘的历史档案毫无顾忌地袒露在我的面前。

我激动地问：我能拍照片吗？

大鱼点点头，说，可以。

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纸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一张张摊开，这其实是四份材料：1、富锦市政府办、兴隆镇（原兴隆乡，即兴隆公社）、南林村委会三级政府出具的，关于杭州市福利院十个孤儿知青在当地插队落户的证明，证明中清楚无误地写着这十个孤儿的名字；2、盖有“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印章，记录了十个孤儿知青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家庭出身、健康状况、入院年月、入院原因、在院表现等，这是一份手写的登记表；3、同样盖有“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印章，标题上却写着“杭州市少年儿童教养院”革命（委员会）关于适龄残疾儿童（……）的报告；4、杭州市民政局革命委员会（69）革字第10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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