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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阁道碑》 来自网络

蜀道 来自网络

一个地方被众人神往，必欲亲临方遂心愿，自然有其不同寻常之处，或因美景或因美食或因名人或因古迹。旅游学者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地域人群，对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含量要求就越高，故而“文化旅游”日渐成为时尚，而“文化探秘”更成为文化旅游的亮点。

我并不喜欢追逐时尚，但对“文化探秘”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前不久，我去成都开启了一次向往已久的“访刻”之旅——此处之“刻”，乃刻石之谓也。只因早年读古书时，记住了元末明初大学者陶宗仪的一句话：“蜀之汉刻最多”（见《古刻丛钞》）。由此就在心底种下了一个牵念：要是能亲眼去看看那些汉刻，该有多好啊。此念久蓄心中三十年，今日略得宽余，又有师友同好相伴，焉能错过良机？

乘着夜色，我们悄然出发，直奔古雅州而去。

访古寻碑

话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有一条新修的栈道竣工了。这条栈道只有五十五丈，换算一下，还不足200米。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人们要把这件大事镌刻在石头上，让后人记住这些修路人的功德。于是，一块不足一平方米的石崖被凿开磨平，工匠在上面刻下了52个当时流行的隶书，其文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椽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这块刻在岩壁上的修路造阁（古蜀人称栈道为阁，非楼阁之阁）的记录，从此就留在险峻崎岖的蜀道旁。星移斗转，风雨沧桑，新石变旧了，青苔滋蔓了，新栈道变成古栈道，前行者换成了后来人……总之，这块题记很快就被岁月尘封起来，历经魏晋隋唐，不再有人留意。直到一千年后的南宋时期，才被文人们重新发现并引发热议——这是因为，宋代兴起了一股“金石热”，由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等北宋名人发轫，从北向南，浸润士林。及至南宋，搜求古刻，考究文字，更成一时之盛。于是，这块已被遗忘于荒山野岭一千年的东汉初年的石刻文字，顿时被奉为拱璧，它被定名为《何君阁道碑》（一说为《尊楗阁碑》），学者们对它的评价之高，可谓前所未有。

千年沧桑

最早著录此碑的是南宋学者洪适，他在《隶释》一书中写道：“此碑蜀中近出，……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稍晚的娄机在《汉隶字源·碑目》也记载曰：“建武中元二年立，在雅州。《墨宝》云：见于荥经县，以适邛莋之路也。出于绍兴辛未。”查“绍兴辛未”即公元1151年。这或许就是这块东汉刻石重回世人视野的大致年份。

此后，南宋学者凡研究金石碑刻之书，大多沿用洪适之说。此碑之拓片更为金石家所珍藏。而在诸家记载中，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的当属洪迈的《容斋随笔》。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六写有专文论及此碑的“建武中元”纪年；十七年后他又写了一篇《建武中元续书》（见《容斋四笔》）继续他的研究。在这篇《续书》中，他写道：“近岁雅州荥经县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记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于是千载之疑，涣然冰释。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荥经崖壁之记，盖是此耳。”从这条笔记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洪迈直到这时才亲眼见到《何君阁道碑》的原拓，至于他是否真的亲临荥经崖壁去观碑，则语焉不详。毕竟在古代，山高水远，蜀道艰难，要去岩壁间亲眼观碑，不啻是一种奢侈。这个深藏于大山崖壁间的汉刻，在古人眼中该是多么珍贵！

然而，异常吊诡的是，这块不足一米的刻石在南宋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里竟再度迷失，无觅踪影。据蜀中著名金石学家王家葵先生考证，此碑至晚在明代初年，就已淹沦失考。

直到2003年春夏之交，当地的一个教师在崖壁下的河水中游泳，偶然抬头仰望，在特殊的光影照射下，那块巴掌大的石壁反射出异样的回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爬上山坡，寻路而行，来到这片曾被打磨的岩石前，隐隐约约中他发现似有些字迹显现。于是，他向当地文管部门报了个信儿……

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发现：沉埋两千载，失联数百年的汉代名碑，就这样在今人不经意的一瞥中，重回我们的视线。

雅安读碑

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驰，盘山道虽有些令人目眩，但比起当年的蜀道已不可同日而语。行至烈士乡地界，远远看到路边矗立着一组解放军战士雕像。如今，这座雕像又成了前来探访《何君阁道碑》的一个显著路标，因为古碑就“悬挂”在雕像后面的那片山崖上。

如今，那块汉代摩崖刻石已被保护起来。我伫立在这块经磨历劫已显斑驳的古碑前，凝神仰视，思接千载。时间似乎凝固了，在那轻烟淡霭的背后，仿佛千百年来无数双睿智的眼睛也在随着我的目光，投向那苍岩漫漶的石壁。我在心中默念着：历代先贤们，晚生这厢有礼了，且让我来替你们看看这块曾令你们魂牵梦绕的碑记吧——此时此刻，我深感庆幸，毕竟我们要比洪迈要幸运。

《何君阁道碑》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最早记录蜀道修阁情况的实物证据，也是对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信史记载，因而弥足珍贵。就其书法艺术而言，它是东汉早期隶书的典型书体，在从篆向隶过渡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意义。更重要的是，此次重新被发现，正可弥补近四百年来对此碑的种种误读误传——据说现今众多国家级文物机构珍藏的有关此碑的著录和拓片，很多都是明清翻刻乃至后人摹写的仿品。而今真身现世，不啻是重新填补了一个艺术史的空白。

雅安读碑，固然以《何君阁道碑》为首要，而此地名碑却非此一件。雅安博物馆所藏《赵仪碑》同样是汉碑珍品，此番专程前往欣赏，得饱眼福，也是一件幸事。而清代蜀都锡良所书的隶书巨碑《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因雨天路滑，未得亲赴原址观碑，却从友人处购得原拓一纸，碑心高达2.6米，虽非良拓，却也足以想见其巍峨壮观的气势了。

（侯军，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了《中华文化大观》大型史论专著、《东方既白》艺术论文集、《青鸟赋》散文集及系列文化访谈《问道集》、艺术随笔集《孤独的大师》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