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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青年写作力量,展示中国文学群星灿烂的未来图景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侧记

来源:文学报 |  张滢莹  2018年09月27日14:37

青年时期之所以可贵,不在于这一阶段短暂易逝,也不在于这是人生仅有的精力与体力同处巅峰的阶段。在大多数人的生命中,青年是明晰的分水岭:少时懵懂,中年成熟,唯有青年担负着起承转合的任务,决定着人生接下来的路究竟指向何方——此时,一座灯塔意义重大。在漫漫写作长路上,人人都希望有一座灯塔能驱散迷魅,照亮前路。灯塔有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一件震动内心的事,也可能仅仅是几句恳切交流,一声真挚叮咛。

9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中,青年作家汇聚一堂,悉心聆听、开怀畅谈,尝试发现或重新确认自己心中的那座灯塔。

1 在向写作成熟期的过渡中,首先是写好“人”

“我常常用一些成语比喻自己写诗的过程和目的,我常常对自己说,你要有凿壁借光的勤奋,你要有火中取栗的勇气,你要有一苇渡江的意念……”这是1982年出生的诗人张二棍在交流发言时对于诗歌创作的表白。他在生活中常出现的身份,是一位多年奔波在山野中、风餐露宿的地质队员。但正如他所言,尽管客观工作条件艰苦,他面对的是日新月异、无比美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写作者早已习惯了身边物质丰饶的世界,每一天都在多姿多彩中感受和坦然享有着一切。这种“坦然”,既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暗指着某种隐形的写作舒适区和惯性,虽然自有其优势,但显而易见无法将写作引导向更高的精神维度,于是,如何摈弃“坦然”,尝试突破“舒适区”,成为包括他在内许多青年作家近年来思考的问题。在本次青创会上,似乎正应对了钱谷融先生曾经提出的“文学即人学”论断,多位青年作家表示,在由青春书写向写作成熟期的过渡中,他们的选择,是写好“人”这个字。

“人”字,首先意味着书写对象的确定性。对评论家杨庆祥而言,这个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人民绝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符号,而是那些在神圣劳动的召唤下,为追求人类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发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正是从这些鲜活、昂扬的个体的身上,写作者才能获取源源不竭的灵感和力量:“我们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但同时以一副白热的心肠投身于时代生活的热烈和喧嚣,它的阔大和无穷。”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马金莲曾被完全埋没在家长里短的农村家庭生活中,在走出人生的困境后,她的第一选择就是书写那些在困顿中仍存有善意的人们,“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用深情优美的文字讴歌熟悉的家乡土地和人群,我这样的写作方向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继续坚持的”。为了创作纪实文学《乡村国是》,独自寻访了202座村庄的作家纪红建在与村民的接触中充满了无尽感动与感慨,这种感动,让他将作品的话语权交给了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把他们的心声呈现和传递出来:“虽然他们生活在最基层,他们是草根,但他们纯真、朴实,他们有一种摧不垮的高大与伟岸。”

“人”字,同时也意味着重塑内心世界,酝酿新的写作理念和外在观照。2013年至2016年,作家肖江虹连续创作了《蛊镇》《悬棺》《傩面》三部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的小说,不是为行将消失的边地风物吟唱挽歌,而是希望留存其中由一代代艺人传承、凝结的诗意和美好,“其实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这种由物质的消亡转向人文记忆和精神传承的关注,最终使他放弃了以往充满对抗意识的写作观,“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在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作家孙频逐渐明白,所有的人都是时代里的人,而所有在岁月长河中能被我们薪火相传、能滋养作家心性与才华的一定是那些历史中最厚重最深沉最不会被岁月湮灭的星光,“它们将如苍穹中的北斗七星一样高悬于人世之上,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写作者的精神归属”。同样写了十几年仍自谦为“学徒”的作家王威廉也慢慢意识到,天地之间,时间并非人的容器,人才是时间的容器,而历史、现在、未来,则是在人作为生命的进程,时间所展示出的三种面向,人的命运、人的创造、人的局限,和这三种面向纠葛在一起,形成无穷的写作可能。在他看来,只有先“立人”,才能触摸到有温度的历史。而在面对现实当下时,青年作家需警惕于“只在现实生活的外壳上做文章”的情况,不能以小说的“物质外壳”和“外在景观”取代灵魂的位置,“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人自身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我们得想方设法重返人和现实的深层关系,洞穿‘物质外壳’的蒙蔽,获得灵魂的景深,才能有力回应人的危机”。

2 这一代人肩负着艰巨的使命,须重建一种新的文学

“70后”已陆续迈入写作的成熟期,“90后”刚刚崭露头角,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与写作经验的积累,近年来,以“80后”为创作主力军的青年作家群体正呈现愈加清晰的写作面貌。在评论家金赫楠的阅读感受中,“80后”作家群体的重要变化之一,是艺术风格和题材关注的差异化、丰富性越来越明显。在她看来,这种丰富性与差异化,某种程度上凸显了这一代写作者“告别青春”的意识和能力,成长的焦虑与急切。

如果说每一代写作者都拥有自己所身处时代的独特印记,那么对于“80后”写作者来说,这个印记恐怕常常和大众媒介相连。在“80后”作家横空出世的上世纪90年代末,察觉于商业大潮下文学的窄化,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试图 “造星”,“80后”作家曾被大众媒介粘贴了种种标签,以群体化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取得了相应效果。但如今,为了突破这些标签所固定的刻板印象,“80后”写作者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从‘新概念’出发的这批作家,他们写作的起点是书写自我与青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必须在创作中呈现出相应的‘成长性’。”金赫楠表示。

在更大范围内观察,一种关于“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品的阐释系统,仍在变动的书写经验中有待成型。杨庆祥认为,如今我们之所以拥有一批“五四”时期形成的文学经典,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那一代人拥有关于 “启蒙和救亡”的这一巨大阐释系统:“这其中有的小说在艺术上并未尽善尽美,艺术上粗糙、模仿痕迹也有,但在那个急剧变化的历史里找到了一个坐标系,就能被各种阐释和延展,并慢慢形成其经典性。”在他看来,这一点在当下同样适用:唯有找到自己的写作坐标,青年作家的作品才具有更丰富的阐释性,并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在报告中所说,今天的时代特点和生活特质,给青年作家的写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纷繁复杂,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活图景和经验内容,青年作家如何避免 ‘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如何从‘大致了解’的状态进入到 ‘深刻把握’的境界,是文学创作必须完成的功课。”从另一角度出发,这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不仅是青年作家写作自身成长的需要,更来自我们所身处时代的要求。面对社会飞速发展所提供的种种经验和理念之“新”,如何把握、如何内化并在笔端呈现,是青年作家一项需要时常思考、时以更新的议题。

从《翅鬼》到《飞行家》,十年间,作家双雪涛陆续推出五部作品,用文字和想象构建自己的北方王国,在《平原上的摩西》中,他试图进入历史,书写父辈的故事。同样选择深入历史层面进行书写的既有张悦然的《茧》,也有孙频的《松林夜宴图》等,试图站在精神层面,阐释个体生命与历史洪流之间的丝缕关系。有的作家则选择回到故乡,书写“邮票大小”的故乡风物人情,如颜歌、林森等人的写作。其实无论是深入历史,还是切近故乡,从更广泛的向度上度量,都是青年作家在现实主义题材写作方向的一种努力。我们所熟悉的现实题材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现实题材绝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简单重述,因作家所处立场、思考角度、经验结构的不同而迥异,更因斑斓、多重面向的中国当下社会图景而形成有难度的书写。因年龄和阅历所限,青年作家往往会在一个阶段的经验书写后面对钱小芊所言“写疲、写尽”的状况,怎样从广博社会中获得养料,又以何种方式“提纯”,为现实中国留证?对此,作家王苏辛的想法是倾听和探查,于复杂世界里各种各样的裂隙、各种各样的声音中找寻自己的位置,不但锻炼即时性的捕捉能力,更应该有意识培养作品的前瞻性。不止写出菱形的一个面和两个面,而是直接就写出所有面的交叠,整个菱形的厚度。“作家需要不断倾听,又要用自己的肉身,用自己的精神意识,不断将这么多元的讯息一次次消化,直到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文学蓝本,将它回馈给这个时代,回馈给这个世界。”就好像杨庆祥在周嘉宁的作品《基本美》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当下写作中探查和辨识属于时代、属于自身的精神难题,并将其呈现在纸面:“她也许没法给出答案,但文学正是要展现这个思考过程。”也正如评论家岳雯所言,他们这一代人,肩负着艰巨的使命,须重建一种新的文学、一种大文学:“这种大文学将有能力提出新的时代议题,表达新的心灵律动,重新成为其他艺术的原点,既与人类生活同构,又超越其上,将许许多多陌生的人们联系成一个整体。”

3 媒介形态的丰富性也许将压缩文学的空间,却也能突显其优势

按照麦克卢汉对于“媒介即讯息”的阐释,在媒介所承载的语词和意义之外,一种媒介的产生,本身就会唤起新的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标准。这一点曾被无数人质疑,却在互联网以各种方式浸润我们生活的当下显得尤具前瞻性。互联网催生了网络文学,在迄今二十年的时间里大大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构成,本次青创会上,39位网络文学作家的到会交流足以证明这一文学门类的重要影响力。而后,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带来包括各种阅读APP、公众号等在内的自媒体,通过付费阅读和打赏,经由平台,作者与读者之间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链,写作不再需要经由编辑、出版这道“门槛”,新的创作生态,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写作者身边。

与动辄百万字、依靠点击量积累收入的网络文学模式相比,自媒体拥有更多的题材和更新周期上的宽松度,也因为用户订阅和彼此传阅易造成“群聚”模式,往往一篇“爆文”能够大量“吸粉”,而粉丝需求则会倒逼写作者不断复制自我,这恐怕是当下自媒体写作中一个较为常见的困局。在豆瓣APP上,评论家李伟长曾写过多年的书评,今年随手写的一篇谈《西游记》的文章突然让他感受到了自媒体的力量——十多万阅读量、数千次点赞和收藏,以及陌生读者陆续发来的小额“赞赏”。从中,他看到的是一种自媒体写作“被普遍认可的方式”:“首先你要会讲故事,能用比较流行的方式跟上社会某一热点,或者点到个人或某一群体的‘痛点’,把这些因素糅合到一起,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粗陋的。”在网上搜索,教人如何写作自媒体“爆文”的教程比比皆是,大同小异,在李伟长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写作的一种错觉和套路,也是当下青年作家需要警惕的。“对青年作家来说,新媒体的存在,最大劣处在于发表和被人看见变得格外容易,写作很少再有‘抽屉文学’的阶段,不再有自我推翻、反复修改,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部真正优秀作品的必经之路。”

在许多人眼里,马伯庸是走在新媒体前沿的作家,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在网上拥有大量拥趸,并时常通过连载形式首发于网络。尽管拥有很大的网络号召力,他却只把自媒体看做一片写作的“自留地”,从不因“催更”的声音打乱自己的创作节奏。“点击、‘赞赏’是读者表达喜爱的方式,但他们喜欢的最终是你的作品,就像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一个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于他而言,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经历,都是一次寻根之旅,只有在持续不断地创作中反复思考、不断深入,作家才能抵达自己精神的原乡。 (下转第5版)

(上接第3版)“从阅读角度考虑,新媒体的出现会造成感官认知上的变化,如今我们所习惯于的碎片化信息流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质性和认知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信息并不等于认知。”评论家刘大先表示。但他同时认为,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改变是无法阻挡的,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沉淀后,新媒体也许将重新界定我们时代的文学。如今的新媒体只是改变了从纸笔书写到以电脑书写的形式,但未来很可能会发展为影像写作、动漫、视频等结合的方式,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在他看来,媒介形态的丰富性也许将压缩文学的空间,却也能突显其优势:“与影像、视频等方式相比,文学书写不易被外力所操控,只要写作者的头脑没有被资本、权力等占有,而是保有一颗自由的心,文学会越来越偏重于思辨,而不是导向简单的欲望层面的意义。这反而有可能进行创造性的思辨性、深度性的反刍和思考,有可能生产出我们具有思想性的文化成果,这是文学在将来的创新性空间。”在金赫楠看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高歌猛进,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而自媒体对青年作家的影响,不过是时代之大在文学这个局部的显形。这种影响既包括新的资讯方式对青年作家的审美和表达惯性的渗透式塑造,更包括新的言说世界的方式对文学写作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冲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态结构中,各种表达方式本就应该层次分明又并行不悖。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它们相互支撑、影响、渗透,共同参与着文化脉络的演进。”

短短两天的青创会,是一场写作思想交流与碰撞的盛宴,亦是青年作家在叩问前路时与同仁携手、与时代共进的宣言。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闭幕式上所言,青创会不仅是一次会议,也将中国文学群星灿烂的未来图景作了一次集中展示:“行走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一种艺术,一种情怀,一种理想,是责任与担当的选择。对所有青年作家来说,你们都是行走者,前面的路都很长——期待未来的5年、10年,大家以更多优秀作品来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