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9月25日，“意义的转换与生成：跨文化的文学沟通” 中外作家、学者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2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会议室里，不同的语言交织出热烈的气氛。由鲁迅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共同主办的“意义的转换与生成：跨文化的文学沟通”交流研讨会在这里举行。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国际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学者乔修峰、李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等，围绕跨文化文学沟通中的身份意识、文学翻译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和互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程巍主持。

身份追寻与构建：在差异中重新寻找自身

文学作品无法回避身份命题，在跨文化语境中尤其如此。这种身份可能涉及性别、种族、民族、文化、国家、区域等各个方面，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对身份的追寻、表达和建构。在日益频繁的世界文学交流碰撞中，在不同身份视角的文本与现实之间，意义如何转换与生成，并达成沟通与理解，是各国作家、学者不断深思的问题。

来自秘鲁的小说家、编剧、摄影师卡雅•阿达维谈到，秘鲁在工业、餐饮、教育、文学方面与中国有百余年的历史联系，在秘鲁的大量中国移民自造“土生”一词来形容自己。她以“土生融合”概括了在秘鲁的中国移民现象，继而引出了跨文化语境中“移民与流散”、“创伤与创作”的话题。“我以3位出生在秘鲁或以秘鲁为第二故乡的华裔作家为例，他们的作品都描述了跨文化的同化过程，充满了对自己身份的追寻，带有移民的敏感性。”她认为，每个移民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伤，这种创伤成为创作的源头，他们带着血统的混合与不同的文化根基，感受差异与互动，在拥抱自身多元性的同时，也拓展着一种抗拒权威的反叛精神。

克罗地亚小说家马瑞科•可塞克发言

克罗地亚小说家马瑞科•可塞克则从自我与他者的沟通关系的角度，谈起文学中的身份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界在慢慢消失，个体出现新的流浪意识，民族、国家、国家文化、个体身份等概念正在被重新定义。身份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是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命名，而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的构建。在他者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似乎都是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当中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界的文学之间可以更容易进行交流。”他强调，要警惕他者带来的影响，警惕身份的模糊。身份一定是从一个确定的传统和文化当中衍生出来的，无论它是区域的、民族的还是超民族的。我们要从他者的眼光中确认差异，从中成长、丰富自身，构建身份。必须认识并且接受自己的身份，只有认清自我，才能让文学交流丰富而多元，才能从中获益。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发言

“我所说的可能要把大家带入另一个天地，诗歌的天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一直很努力地在聆听大家的发言，他表示，英语发言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与小说创作不同，写诗之前很难有计划和构思。因此，小说可能是表达身份的一种手段，但是诗歌是在身份里面的一种持续迸发，诗歌实际是对已有身份的拒绝，且是对新身份的持续创造。诗歌是在创造中找到身份，而不是呈现一个现有的身份。诗歌的意义就是不停寻找意义。”

陈众议表示，特别愿意听到大家多声部的发言。他和马瑞科•可塞克有同样的担忧，认为在当今社会，文化的差异性表面被淡化，实际可能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身份的构建，在于增进了解、理解并向他者开放，在差异中重新寻找自身。而国际间的文学项目和交流活动，就是帮助作家、学者们跨越国界，进行开放多元的对话，达成意义的转换与生成。

文学翻译使文本跨越文化获得新生

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文学沟通的重要途径，一直被各国作家、学者所关注和讨论。来自希腊的小说家、诗人克里斯托斯•克里索波洛斯认为，文学翻译一定会带来不同的理解。跨文化中的文学交流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面临翻译的问题，不仅是字面上的，更是意义上的表达，文本有不同层级的意思，当一个文本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不同层级的意思会被重新组合、调整，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基于自身的理解重新构架文本。“即使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对于同一语言不同人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我还是要强调诗歌的翻译和小说这种叙事性文本的翻译是有很大差别的。” 哥伦比亚诗人塔卢拉•弗洛雷斯•普列托认为诗歌翻译相比小说来说更微妙，“比如在诗歌中可能通过一个比喻来反应诗人的祖先、故土、历史等，从中衍生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视角。”她认为，诗歌内部的复杂性、矛盾性使得诗歌译者会一不小心成为创作者。

对此，阿多尼斯作品的中文译者薛庆国回应说，我们一直在说诗歌不可译，但是我们一直在翻译诗歌，尽力而为。在诗歌翻译中肯定会丢弃掉一些东西，比如音乐性。他会放弃那些仅仅能翻译出意思，而不能保留节奏感和音乐感的诗歌。但有时候，翻译过程当中也可能通过译文赋予诗歌新的意义。他结合自己的翻译经历谈到，在翻译阿多尼斯的第一部诗集时，出版社做好亏钱的准备，对于自己的译本能让这位阿拉伯诗人在中国收获多少读者，自己心里也没数。但结果是，阿多尼斯的诗歌在中国很受欢迎。“后来我就在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阿多尼斯的作品都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反思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文化是传统东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中阿文化存在着相似性。同样厚重的历史、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得阿多尼斯的诗歌很容易让中国读者产生共鸣。”他表示，阿多尼斯的诗歌有时候能够和中国文化相连相融，有一些独有的词，意象非常丰富，在翻译中结合中国文化会得到一些新东西。于是有的读者从中文译本中读出了中国文化，有的读者认为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示，所以，翻译可以使文学作品更好地跨文化沟通，并在沟通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

意大利小说家加布里埃•迪•弗朗左发言

与会作家和学者对各国文学作品的互译表达出很高的热情和期待。来自秘鲁的卡雅•阿达维、意大利小说家加布里埃•迪•弗朗左等都纷纷表示，在本国很难看到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译本。意大利小说家杰妮娅•兰碧堤说，大家都需要接触更多来自不同文化的文学，未来需要提高中意双向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对此她充满信心，认为这个提高速度可能比预想的要快。

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互动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李征在发言中打开了“跨文化的文学沟通”这一话题的新维度。她认为，谈到跨文化，不得不提文学与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她追溯了图像跟文学之间特殊关系的由来，认为文学需要借助其他艺术门类的补充，获得新的力量，文学与其它艺术形式的跨文化沟通是富有张力和活力的。在她看来，阿多尼斯的诗作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品富有画面感，线条与色彩的夸张对比，能够迸发出惊心动魄的诗意。

阿多尼斯表示，他有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会感觉自己的语言衰老了，他想通过自己的方式为诗歌语言注入新的青春，所以他想到用绘画来激发，试图把语言和色彩、线条结合起来，也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书写另外一种诗篇。阿多尼斯认为，从中国诗和画里，尤其能看到诗歌和美术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