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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现实或真相——关于现实主义的话题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 张清华  2018年09月25日11:21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自19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数十家杂志报刊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400余篇,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内心的迷津》《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当代诗歌观察笔记》《狂欢或悲戚——当代文学的现象解析与文化观察》《窄门里的风景》《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当代诗歌细读笔记》《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等学术著作多部。涉猎诗歌与散文随笔写作,出版散文随笔集《隐秘的狂欢》《海德堡笔记》《怀念一匹羞涩的狼》等,诗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形式主义的花园》。

现实主义的话题,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难索解的难题之一。因为它很容易被认为与认识论的原则相联系—— 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因此,关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也被伦理化、甚至政治化了。乃至于产生了现实主义等于唯物主义,等于政治正确的逻辑。这是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难以真正展开的原因。

现实主义的几个不同范畴必须首先弄清楚:作为历史范畴,它指的是十九世纪出现在欧洲的一种文学运动或者潮流;作为方法范畴,它指的是古今文学都可能有的一种按照客观现实的原貌来写作的手法;作为认识论原则,它意味着尊重现实认知、依照事实理解的思维和态度;作为美学范畴,它指的是强调客观真实性的一种样貌或风格。除此之外,在作为创作方法方面,恩格斯有非常清晰的界定,“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在前苏联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将上述范畴更加综合化和政治化了。今天我们谈现实主义,首先必须要厘清我们言说的范畴。否则会陷入各说各话,甚至南辕北辙的境地。

实际上,根本问题还是谈论者主体和解释权的问题:谁的现实,何以现实,这是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实对不同处境的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鲁迅说,“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方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灾区的饥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的。”很显然,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与雨果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底层写作,其理解与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政治正确的问题,这并非是可以用阶级和政治划线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现实主义,但他们对于左派或工人作家的作品,也并不总是表示欣赏,反倒是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指点他们的写作。可见正确的、进步的政治立场,并不总是能够产生出好的文本。反倒是政治上的保皇党人巴尔扎克,超越了其政治上的局限,写出了更具历史和认识价值的作品。恩格斯对这一点的解释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可见现实主义是一个好东西,只要能够忠于现实,就能够写出超越个人政治局限的作品。马恩对于类似费迪南•拉萨尔和玛格丽特•哈克纳斯等进步作家的批评,也是认为他们概念化地理解了时代,以及作品中的人物。

然而他们的告诫并没有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确乎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用政治图解现实,观念先行地将人物分为不同的阶级与阶层,漠视甚至无视人性的基本内涵。作家们虽然大都有着积极的和正确的政治立场,也自认为秉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但是写出的作品,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以或许十分真诚的态度,写出了并不总是符合真实的作品,这是一个必须汲取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重新倡扬现实主义的精神,应该充分意识到从前的各种误区,应该以更为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来寻找那些成功的例证和合理的资源,而不是只从概念出发。

有的人会把主体性也作为客观的经验来对待。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曾经讲述这样一个例证:她一度重病住院,其间在昏迷中做了许多噩梦,梦中一个叫作雷吉的朋友侵犯了她,她醒来时抓起电话,不由分说便痛斥他,当一头雾水的雷吉询问“我究竟怎么你了”时,杜拉斯对着电话说:“你在我的梦里伤害了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她的这篇访谈文章的题目叫作《我把神话当真实》。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启示我们,个人的经验与真实算不算“现实”?如果不算,那么现实究竟是谁的?谁来界定和提取那个非个人的、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终极正确和真实的现实?

当然会有人说,人民群众的“火热的生活”就是现实。不错,但人民群众也是由三教九流、各色各样的单个人组成的,作为文学的消费者,也不会只有一种趣味,不会共有同一种现实,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他们也各有各的现实。所以我们的现实和主义,仍然必须是开放的,包括表现方式也应与时俱进。正像余华在1980年代末的一篇叫作《虚伪的作品》的随笔中所说,“十九世纪文学经过了辉煌的长途跋涉之后,把文学的想象力送上了医院的病床。”“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余华的这番话,揭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探索了一条变革前行的道路。必须探索新的经验和方法,必须承认“现实”因为主体差异而具有的无限丰富性,必须在再现现实的同时,也承载写作者对于现实的思考。

因此,我以为,假如我们承认不存在一个先验正确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实”,那么真实就存在于个体的心理和命运中。只有忠实于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或者克尔凯格尔所强调的“那个个人”的现实,才会在文学中真正走进那个美学意义上的“现实”。